一九五八年四月，毛主席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中，提到形势发展觉悟提高，腐朽的意识形态土崩瓦解，过去的剥削阶级不想变也得变，有少数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人无关大局……文章气势与内容都使我们深为触动。我们这些人互相提醒不要变成花岗岩脑袋。一位爱讲笑话的“分子”说过，我们是反动派，但不是纸老虎，最多是纸老鼠，这次他又说，我们做不成花岗岩，最多做个花岗槎（读chai，第三声，即包谷糁子，为当地常吃的食品）子粥。此话传了出去，本以为会批一通，结果尚称温馨，没怎么样。大概“左”派们听了这种玩笑也忍俊不禁。糟蹋自己，硬要说也可以算是认罪伏法，是放下架子的表现，不无可爱吧。
我们也参加了工具改革，什么什么都要车子化，还到北京参观了北京下放干部们搞的工具改革展览。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招改革工具，但也要做冥思苦想状，在纸上画了一些改进后的背篓子的图，然后无疾而终。
到了冬天，只剩下一天喝两顿玉米槎子粥的份儿了。你病我病大家轮着生病，我也是一会儿长针眼，一会儿拉稀，一会儿发烧，一会儿咳嗽不止。即使这样，桑峪的经历仍然使我兴奋，使我得到了新体验，新知识，有所丰富，有所长进。
一九五九年春季，桑峪远山梯田上的梨花盛开，最美丽的季节到了，此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到这个名叫屁股峪的需要爬一个小时的山路的地方去看梨花了。
因为团市委的下放干部走了，我们这些另类被分配到潭柘寺附近的南辛房大队一担石沟。这里山势更加陡峭，梯田更加窄小，出门就要爬坡，许多远地都已荒废。这里成立了造林大队，由市委、团市委、北京日报社等单位出资、出人造林，远山油松侧柏、近山苹果蜜桃，还想搞点副食生产补助机关。由一位王主任负责这里的工作，上述单位的干部轮流前来劳动，一至两个月为期。我们编为八班，为长期工。另有一七班亦是长期，人数较我们少，则属于历史有问题者。七班有一位同宗，旗人，说话极雅致，客气，温柔，标准老北京，略带女气，满脸带笑地用多礼的腔调对我介绍说：“您老八班是右派分子，我们七班是历史反革命……”他的调门与社交场合互相介绍“这位是张老板，那位是刘二爷……”
绝无二致。
八班有班长副班长各一人，领导大家。造林队办公室的王主任比较适合抓生产，他对改造思想的任务不太钻得进去。一次他听八班汇报情况，睡着了。
于是二位班长挑起了担子，有很强的领导意识，并说过能领导这么一些人将来回忆起来是有意义的。说来既可怜也有趣，这两个素来没有机会小露头角的小人物，竟在当了右派以后成了“领导”，在“人民”面前他们是“罪人”，在罪人当中，他们是“领导”，罪人的领导依然是领导，这里的领导欲、领导迷，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了。他们极力组织思想批判，用运动中自己受过的方法与语言自己搞自己。动辄深夜开会，抓住点什么就猛斗一气，一次斗得《北京日报》
的漫画家李滨声几乎晕倒。“恬不知耻！”“自取灭亡！”“反动本能！”“欲盖弥彰！”
时过午夜了八班还在喊叫不停，最后是具有革命干部身份的其他临时来的同志提出意见，认为八班夜夜鬼哭狼嚎，扰人清梦，后来才稍稍降了一下斗争温度。
可以说这是风欲静而树不止的奇观。
公平地说，不能把责任全推在班长身上，众右派们也有一种受虐狂，有一种积极性，愿意互相批斗，尤其愿意把自己身受的一切强梁施之于人，己所不欲（而不得不接受后），（驾轻就熟地）转授予人。这也是人性的一个变种。
二位班长还抓文艺，下令我写一个反映右派改造的话剧剧本，并称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有意义的。我明知没有法写，但也天天熬夜，做苦思状。
其他文艺活动倒还颇有成绩。我们中有一位音乐家，他指挥我们合唱，旧调新词，表达改造决心。“挑水来上山呀，我们的意志坚，不管风大天又寒……”
则是新作，张永经（后任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作词，音乐家作曲。“一担石沟石头多，石头满地满山坡……”也是张作词，用的是《亚克西》的调子。“啧噶啧噶撒拉拉崩”，用的是江苏民歌，什么词忘了，但调儿实在好听。通过这些活动我初步养成了唱歌看指挥手势的习惯。
值得一提的是一唱歌，要齐声高唱李焕之的《社会主义好》，尤其要大声唱出“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句，一面唱一面互看莞尔，是为了表明立场的转变与彻底的服气吧，我想是这样。
这里的学习、小组会主题是认罪，这个逻辑很绕人：只有承认自己反党，才证明有可能改成不反党。声称自己没有反党，就是与组织唱对台戏，更证明至今仍在反党。有一位团市委的原统战部副部长，是从协和医院来的，可能受医科教育中了毒，他死脑筋，怎么也不承认自己反党，他讲的各种鸡毛蒜皮的事例令大家觉得只有白痴才琢磨这些小儿科话语。大家又气又笑又骂，批斗帮助，喊口号，苦口婆心，他一天服，两天翻案，最后斗他也斗不起来了，大家喊口号，喊完了他与大家一起笑，笑着笑着又急迫起来甚至哭起来，悲剧变成了喜剧了。
喜剧又终于变成了悲剧，后来他得了癌症，去世了。
从维熙也在这里，他居然还找我谈创作问题，我觉得他不识时务了。我觉得他在找倒霉。我又觉得他实在迂诚。
需要一写的是徐宝伦，他是地下的河北高中的我那个支部的首任书记，比我大两三岁。他是东北人，喜欢冬天支棱着“耳朵”戴三片瓦形帽子。后来他调到市委研究室。很合适，他喜欢研究理论，他关心的多是共运的大问题，喜欢使用大概念大名词。一九五五年《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他的理论文字，令我羡慕佩服之至。我听说他的爱情生活不顺利，有一次他和他的女友吵架，他竟然拉住人家的围巾，几近暴力。他性情急，我知道。
在造林队遇到了他。他介绍说，他由于说过可以用“斯大林主义”一词以概括斯的纲领与实践而被划。
我问：“你怎么样？”
他做了一个手势，说：“过去的事，全冻结了。”他的冻结两个字拉着长声。
我咕哝了一句“想开一点……”，无法再谈下去。那次我还向他借了几块钱，可能是因为快要休假了，我身上的钱已不够在路上使用。
半个月后，休假完毕，徐没有回来。问谁，都态度严肃，后来知道，就是这次休假，他在市委六楼图书馆自缢了。
我很吃惊。他怎么会这样？除了政治的原因以外，我相信这也与他爱情上的遭遇有关。
由于徐的自杀，市委从此对分子们的出入加强了管理。芳一次恰逢此时去与市委同楼办公的团市委领工资——顺便说一下，对我比较优厚，没有扣减工资——被有关人员白眼相待，是她一生中很少受过的侮辱。
从维熙与原《北京日报》的几个人后来又进了大墙。事态变得更加严重了，我也更加默默无语。
已经没有心软心疼的余地，谁倒霉至少暂时是只能是谁负责，王蒙能够做到也必须做到的是照顾好自身，争取不跌入更凶更险的深渊。出版社追回《青春万岁》的预付稿费，我写信告诉芳，马上货币就要废除了，我们不必焦心。
14.又不行啦我在一担石沟创造了个人饭量的最高纪录，秋天深翻地，我发明了一种跃起踩锨法，即跳起后以全身体重置于一足，再用此足踩到锨背上将锨口压入土中，不论多么坚硬的土质，都会被足足实实地切入翻起。但这样干活消耗极大，我一天中午吃了六碗拌面，折合干面一市斤半。
我自幼身体不强，在团区委工作时，有领导当着我的面说，此孩太聪明，早熟的结果很可能是早夭。我的身体好转起始于一九五八年的劳动，初到建筑工地时感到手指变粗，腰腿变壮，肩膀经得住压。我坚信体力劳动对我有起死回生之效。到了桑峪，劳动使我浑身血脉畅通，心明眼亮。我这里只是说一个事实，无意为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涂脂抹粉。
还有一个愉快的经验，我几次骑着马去南辛房大队给马与驴钉铁掌。在一担石沟我摆弄过草莓，单是草莓的名称也令我快乐。也有艰苦的工作，给灰窑背石灰石，垒窑。
与桑峪比较，一担石沟的一大优点是吃得好，大体按干部标准吃饭，不必向贫下中农看齐。但是很快就到了一九六零年冬季，中国的一个饥馑之冬。一担石沟虽然养着几头猪，但对机关副食少有裨益。造林队转交给了报社作战备用，市委系统的副食生产开辟了新点，位于南苑西红门大队三乐庄。于是一九六零年移师三乐庄，粮食定量从每月四十五斤一家伙降到三十二斤。
三十二斤的定量让人慌了神。找窍门找到了酒上，听说酒也产生热量，便想办法到大兴购买乌七八糟的色（读shai）酒。为此我受到了批评。有一位原来风度翩翩，出身高贵的人，被发现偷吃辣椒，班长跃跃欲试，准备借此大抓批斗，被制止。而且团市委第一把手，农民出身的张进霖书记亲自来看望在三乐庄劳动的另册人士，嘘寒问暖，极尽安抚。
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依例休假，但不可以回北京，我们当然懂其中的考虑。
我在宿舍内正看一本书，忽听到熟悉的声音。是瑞芳，她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穿着我们结婚时我给买的翻皮正皮两样相拼的半高跟鞋，带着一点点心来到三乐庄。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来的。她的到来使我激动流泪而又神经紧张。我与她出来并告诉她不可对这批右派太热情。我的怯懦使我至今脸红。
说什么好呢？一位应该算是“难友”的人，分享了芳带来的小点心，同时背后说：“王某的爱人是资产阶级。”还好，没有把她“五一”来访的事提到批评会上。
至少有五件事，我可以将芳与俄罗斯历史上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相提并论。
那位俄罗斯女子曾到西伯利亚与自己的丈夫汇合，见到丈夫先吻他的镣铐。第一，她不受侮辱，宁可决裂吃亏。第二，她同坐火车送我去桑峪一直送到雁翅。第三，她曾陪我在一九五九年的春节去过一趟桑峪给农民拜年。为此她甚至受到亲人的指责，认为她与右派毫无界限，她不惜与一切对我不好的亲人决裂。第四，她此年“五一”穿着半高跟鞋找到了南苑。许多看过她的书的人看到这里都说她太伟大了。第五，后面要写到的，一九六三年我决定要去新疆，我与她通电话，她三分钟不到就同意了。此后不但去了乌鲁木齐，还去了伊犁，去了公社和巴彦岱大队。
在杨述同志再次关心与催促下，一九六一年秋，我算是摘掉了帽子，叫做“回到人民队伍”来啦。
一九六一年冬，我写了两首新诗，一首是《鸟儿》，“不，不能够没有鸟儿的翅膀，不能够没有勇敢的飞翔，不能够没有天空的召唤，不然，生活是多么荒凉”。
另一首是《宫灯》，“点点暗红的宫灯，像城市的美丽的眼睛，顾盼我吧，我也注视着你，心中温煦如干罢醇酒”。
一九六二年春天，我正在三乐庄大田干活，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稿信，编辑张慕兰，评论家许觉民的爱人，要求与我见面。当然这封信是杨述的爱人韦君宜（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关照发出的。确实，除了爱人的温暖支撑住了我以外，我一直有“贵人”相助。我的经历，我的为人，我的所谓“才”，使我很少处于绝望状态。在整个反右过程中，《中国青年报》的张黎群、佘世光，也一直关心着我，他们的多次谈话帮助了我度过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可能促进了团市委对于我们这些人的出路的考虑。很快先是把我们调回城里，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到房山、延庆等地调查青年生活文娱学习婚姻等诸方面的状况。陈家台，大次洛，这些长满核桃、杏、梨、枣的山野与斋堂沟大同小异，但人们说话的口音又不同了。我们在王浒同志率领下来到这里，不但开座谈会，整理材料还货真价实地参加劳动，插白薯秧，间谷子苗。这方面的经验帮助我写出了短篇小说《夜雨》与《眼睛》。前者在《人民文学》后者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
我说过，四年的劳动生活我仍然阳光。回想在桑峪大山中的跋涉，我心胸开阔。有一次休假，“革命干部”们都是搭自军饷至雁翅的班车，再从雁翅上火车到门头沟。但所有有帽子的人，都选择了凌晨三时起床，夜行山路十八公里，到雁翅火车站的办法。
我也为在一担石沟挑水上山的火爆场面而大笑，平常空手难以攀登的崎岖山路，挑满了两桶水飞跑而上，成为一场没有明说比赛的大比赛。
在南苑，第一年风调雨顺，大萝卜长得令人击节赞叹。而秋收时我负责看青，每夜拿着六节电池的大手电、军棍到处巡逻，一面看月亮一面背诵李白的诗。
南苑我们的副食生产基地边是一大片坟地，我们奉命在那里迁过尸，面对烂棺木与骷髅遗骸，我们无喜无悲无惧，有过我辈经历的人早已做到了山崩不惊，地裂不动。我看青时常常到坟地一带小坐，夜深人静，在那里可以听到市区方向顺风传来的话声笑声，有旁观俗世，遐想万年之感。
回忆种种，郊区记忆，多属正面。但是我坐下了做梦、梦呓乃至噩梦的毛病。
有一位先生认为我的梦呓乃是思想有问题的表现，提出指责，未获响应，我也未因此再遭不测。
颇有领导自觉与心胸的班长薛德顺，被分到了一处养兔，他本来就是做这方面的工作的。各归各位，一时夤缘时会在大时代和大家热闹了一下子的他或不无寂寞。悲惨的是，“文革”一开始，他自尽了。
应我的请求，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与我见了面。他说，经过一番惊涛骇浪，愿意与我谈谈心。他说要介绍我成为作协会员。但是他主要与我谈的是一个观点，不但可以写先进人物，也可以写中间人物，写人物的转变。
我已经记不清是谈话前还是谈话后我看到了《人民文学》杂志的头题，西戎的《赖大嫂》。
当时正在搞什么文艺八条、十条，从政策上试图搞得合情合理一点，把反右派以来左了又左的文艺思想稍稍规范一下。邵的中间人物论也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传出了海默的电影《洞箫横吹》受到老革命家保护的消息。《洞》片挨了棍子，后由于李先念同志看后觉得无大问题，乃转危为安。
《文艺报》上讨论《达吉和她的父亲》，使一篇已经被戴上了人性论帽子的小说有了重见天日的可能。
刘绍棠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滑稽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多么不可思议，刘整成那个样子，反而变得笑声不断了。
燕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诗《夜耕》，使我想到他在北大荒的劳动生活。
为了避免麻烦，我没有与他们当中任何人联系。
从韦君宜的《月夜清歌》，汪曾祺的《羊舍一夕》等作品中，都折射出他们几年来下放农村的经历，他们都以最美好的心情概括与回味农村劳动的生活，在苦水中培育出怡人情性的鲜花。
那个年代我最着迷的是茹志鹃与李準，后来才知道了浩然。在万马齐喑的年代，他们是少数能够歌唱的天之骄子，他们明媚春光，他们欢声笑语，他们紧随时代，他们宣扬先进，他们独领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