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个人亲自领悟“1”和“很多”这两个概念所需要的大脑机构，跟理解相对论同样复杂。因此，如果让落后部落的人避开必须独立地领悟最普通的概念的话，他们就能够在第一代人中达到解微分方程的水平。这只是需要很早就开始学习。或者相反，如果让欧洲人的孩子脱离人类社会度过最初的5-6年(象孟克里)，他也不可能达到同龄儿童的水平和攀登上知识的顶峰。
在启蒙教育时，部分知识必然不要证明便信以为真。例如，关于地球是圆的知识，儿童在学龄前就学会了，这时他们还不要求论据，当然也不可能理解它。
在学习过程中，必定有某些不证自明的知识部分。一个人在掌握其祖先获得知识的方法上没有耗费时间，而得到了这些现成知识，并得以继续发展。但是，有时候有益的倒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人们得到它的方法。何况从先辈那里得到的已成为公理的各种观点也可能是不正确的，或者它们的适用性可能是有限的。对于一个人来说，很难打破习惯的思维规律，很难摆脱儿童和少年时期所掌握的观点和知识。正因为这样，学习不应该是消极被动地吸收知识，而应该积极主动地掌握知识。
高度发展的神经系统是相当庞大而复杂的，但它仅仅是智能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的条件。海豚的大脑，不论在大小和形状上(但不是在结构上)，都和人的大脑惊人地相似，并且海豚的学习能力很强。但是这种能力，多半是无益地存在着。为了实现这些能力，需要对周围的环境施加积极的影响，可是海豚没有类似于人的双手那样的活动器官。
只有在积极地影响环境的过程中，才有可能产生心理反映的高级形式。功于现代人来说，直观的、有效的反映原则仍保持着自己的力量。在不影响创造性思维的高级形式的进一步形成的情况下，这个发展阶段是不能遗漏的。
大脑的宏观结构和神经元的生物化学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问题的其它方面。神经系统的结构机能单位是神经细胞或者神经元。在大脑皮质中，它们计有100-140亿个，并且这些组成部分的特点都没有多大差别。神经细胞类型的数量是有限的：按最新材料来看——不超过150种。由于把星状细胞跟心理活动的高级表现联系在一起，近几年来，人们开始赋予星状细胞一种特殊的意义。虽然这种观点还没有完全得到证实，并已引起很多疑问。
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出，大脑是由多次重复的成分构成的系统。
全部复杂性在于无数的相互联系，而不在于构成物的多样性。在局部的集结、部位和区域中，脑神经元相互之间的连接不是混乱的，而是有次序的。大脑皮质的每一层都是由同种类型细胞组成的。层数达到六层。但是在皮质的不同部位，这个数字是不一样的。于是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的层次结构本身也在变化。很显然，构造的差别乃是机能特殊性的基础。但是必须记住，某一种心理能力的基础不在于一个细胞(其中也包括一个星状细胞)、一个区域或者大脑的一个部分的活动，而在于使各种脑的构成物联合活动的机能系统协调一致的活动。
因此对于理解心理的特殊现象来说，脑的宏观结构比神经细胞的微观结构具有更大的意义。创造能力的基础正是这种宏观结构，即系统分明的结构和机能的联系，而不是单个神经元的生物化学变化。
但这决不意味着，生物化学的研究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对过去年代天赋高的人(着名的科学家、政治家、统帅、主家)的家谱研究发现，他们中间很多人患有痛风病。人们试图用特别的饮食(过多的肉、啤酒和红葡萄酒)来解释这一点，但是这种现象的生物化学涵义长期以来仍然是一个谜。
在哺乳动物的机体中有尿酸酶，这种酶氧化尿酸并把它变成尿素。但是高等猿猴和人类已经失去合成尿酸酶的能力。他们身体中的尿酸不再发生进一步的化学变化，而是不断地进入血液并由肾脏分离出来。尿酸分子式非常近似咖啡因的分子式。
象咖啡因一样，尿酸刺激大脑的活动。因此，导致丧失制造尿酸酶能力的突变(或者说突变系列)在人类的进化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体积大而复杂的大脑仅仅是保证抽象思维和智力活动的一种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只有在有利条件存在时才能实现。这种有利条件，其中大概包括尿酸的参与，它不象咖啡因那样有很大的刺激，可是在不断地发挥作用。
向中等水平回归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章开始提出的天赋的遗传问题上来。我们所持的出发点是天赋素质跟大脑的机能联系的特性有关。同时也认为，这些联系多少有点偶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不是由单基因，而是由多基因(多基因遗传特征)的结合预先决定的。于是，问题就变得清楚了，对能力是否遗传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能作“是”或“否”的回答。天资素质的遗传应该服从于一些规律，其它的多基因遗传特征，如身高一类，也是按照这些规律遗传的。在这一方面，外部条件的作“回归”是统计学名词。英国优生学家高尔顿在研究身高与遗传的关系时，首先使用了这个名词。其意义是指父亲的身高与平均数之差是同儿子的身高与平均放之差成一定比例的。即人的身高回归到平均数上。本书中采用此词指的是智力的回归——译者注。 用同样精确地显示出来。
身材矮小的父母有很大可能(但也不一定)生出矮小的后代。
智商——КИ①很高的父母所生的孩子，很可能智商很高。但是同时也观察到向中等水平回归的情况，这种回归现象的内容如下：
我们取一般市民群众的智商的平均数为100。而在某一职业人群中(例如，在神经病理学医生或者理论物理学家中间)平均智商为160±5。假设“上流社会”人群中的男人和女人结婚并生下了1000个孩子。孩子长大了，接受了教育并且进行了心理测验。他们的平均智商在一般市民群众平均智商和其父母的智商之间，即下降到130。当然，这一千人中有一些人的智商为160、170甚至更高一些，但人数不多；而有些人的智商为100、90、85，同样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是在一般群众智商和父母的智商之间。这一点不仅与智商有关，而且与专门的天赋——艺术的、数学的、运动的天赋等等有关。
让我们来看看这种情况。智力很高的父亲(智商为160)和智力低一些的母亲(智商为120)生育并培养了10个孩子，他们后代的智商平均值是多少？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它不是在父母的智商之间，即不等于140，而是处于140和群体的平均智商100之间。换句话说，它是120。骤然看来，似乎孩子单纯地继承了母亲的智商，但这种结论是不正确的(要预言每个孩子的智商是不可能的；这里所说的仅仅是在大量的观察中表现出来的统计规律)。
由此得出结论：在古代，儿童一般地都为自己选择和父母一样的职业。如今，追随双亲从事需要很高智力水平和专门天赋的职业往往就不可能了。一般地说，着名语文学家的儿子不可能成为杰出的语文学家。天才的飞机设计师、外科医生或者元帅的儿子也不可能顶替自己父母的事业。有才能的物理学家的女儿，可能具有除物理和数学能力以外的好的品质。作家的孩子不一定具备成为作家的才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后代，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金(皮埃尔和玛丽亚·居里的女儿和尼斯·玻尔的儿子是例外)。
从前，人们是直觉地懂得这一点。普希金在考虑到五岁儿子的前途时，在一封信中表示，不希望他走父亲的道路，也就是写诗和跟沙皇作对(“不要胜过父亲，以卵击石”)。天才的象棋手阿列欣的儿子在和报纸记者谈话时宣布，不下象棋，因为他的家庭责成他要么成为世界冠军(这种可能性很小)，要么远离棋坛。
向中等水平回归的规律并未断言，天才的后代一定退化。在很少情况下，后代象双亲一样是有才能的；但也几乎很少完全平庸无才。往往是后代的才能不处于(群体)中等水平，而在(群体)中等水平和双亲水平之间的中点。作家的孩子，不少人成了翻译、编辑、新闻记者，因为他们的口头或书面言语的天赋往往高于中等水平。
按照向中等水平回归的规律，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后代从父母所属的职业群向其它要求更低或更高的智力或专门天赋的职业群转移。可以统计，儿女们“上升”或“下降”的百分比是多少(大约30%)。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转移是困难的。取得很大成就、有富足的财产、很高的地位和社会影响的父母，保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以很好的培养和教育的条件，“训练”他们并把他们安置到有威望的(高薪)位置上。而对于更适合占据这些位置但出身低微的人们来说，通往一系列职业(例如在经济部门、军队、国家机关方面)的门被堵塞了。在科学方面，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在艺术方面，这种情况则较少。
科学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当建筑工人、售货员和理发师。可是，向中等水平的变动使这种社会性的转变不可避免。我们在费舍的文章中读到这样的话：他在瑞典遇见列夫·托尔斯泰的曾孙，一个没有雇佣工人而亲自耕作土地的农场主。此时我们会觉得这完全是自然的，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在没有阶层特权的场合下，就应该是这样的。而农民的儿子则可以成为作家或科学家，因为有天赋的人并不是出于个别的家族中(不象高尔登错误地认为的那样)。
天才可以出现在任何家庭、任何民族、任何社会集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