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外音：
三十岁的欧阳修血气方刚、嫉恶如仇，为了给范仲淹打抱不平，他愤笔写下言辞激烈的《与高司谏书》，从而得罪了朝廷，被贬到遥远的湖北夷陵担任县令，经过一百多天，五千多里的长途跋涉，欧阳修带着家人来到了夷陵，在这穷乡僻壤之地，欧阳修将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他的政治前途将会有怎样的改变呢？
康震：
上一次我们说到，欧阳修看到谏官右司谏高若讷在公开的场合诋毁范仲淹，他非常地气愤，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就给高若讷高司谏写了一封公开信，指出他是“君子之贼”，是典型的小人。因为这个原因，欧阳修被贬到夷陵做了县令。这一年欧阳修刚刚三十岁。欧阳修虽然这次被贬，但他的情绪一点都没有受影响，他不但没有消沉，没有绝望，而且对自己所做的事情非常地骄傲，非常地自豪，何以为证呢？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是这么说的：
“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门老婢，亦相惊怪，交口议之。”——欧阳修《与尹师鲁第一书》
这五六十年来，人们的作派就都变了，为什么呢？胆小谨慎，害怕惹是非，不敢说真话，害怕枪打出头鸟。结果我的这种作派，或者说我们这一次的作派，看见坏人坏事就要发出声音，看见坏人坏事就要跟他做斗争，这样一种惊世骇俗的举动，就连在那个灶火门口给人家烧火做饭的老太太都感觉到非常地震惊。那意思就是说连一般的老百姓都觉得很奇怪，怎么就蹿出这么一个年轻人，胆子这么大，敢给当时的谏官写这样一封公开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公开自己批评的态度。欧阳修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很骄傲的、很自豪的，觉得干了一件天大的好事。我们都还记得原来韩愈被贬潮州，被贬之前给皇上写一封信，上一道奏章，说不应该尊奉佛法，佛法如何如何不好，义正词严啊，说的是慷慨激昂，结果被贬之后呢，看到潮州的环境如此地恶劣，马上给皇上上一道表章，说自己身体如何不好，环境如何恶劣，希望皇帝能够原谅自己以前的作为，希望皇帝能够照顾到自己现在这样一种穷愁的状况。言辞之间颇有一些摇尾乞怜的状态。欧阳修对这个作派很看不上，他同样在给朋友的信里边是这么说的：
“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欧阳修《与尹师鲁第一书》
我虽然对韩愈非常地推崇，古文运动的大家、大诗人、政治家，有胆气，但是他这样的作派我是看不上的。何以见得呢？在欧阳修看来，做人应该前后一致，你既然敢做这样的事情，你就要拥有担当这件事情的胆量，要有这样的心胸，所以他跟朋友约好了，说我虽然被贬，但是我可以做到三点：第一，我绝对不会自暴自弃，我绝对不会一天到晚沉醉于酒水当中，喝了酒之后，自高自大，老子天下第一，我被贬了，反而更牛了，实际上是发牢骚的，我不会做这个事情。第二，我虽则被贬到一个偏远的小县城，但是我会尽职尽责，做好这个父母官。第三，我绝对不会破罐子破摔，我也不会写这样一些非常哀怨的、非常穷愁的文字，我都不会做。
大家说一个三十岁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么阳光这么乐观的心态呢？说起来原因其实很复杂，首先当然是人年轻，年轻人嘛，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那八九点钟的太阳是喷薄欲出，充满了希望，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有人说他性格开朗，这也不是最主要的。有一个最核心的因素，是欧阳修目光远大，何以叫做目光远大？就是欧阳修的这次被贬并不意味着这一次的政治改革运动走向了终结，恰恰相反，是改革运动的又一次开始，大家说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说起来，当时的宋仁宗虽然只有二十多岁，但他看到了朝政的诸多弊端，所以他要下大决心，就要改革朝政，但是毕竟他刚刚亲政不久，各方面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各方面的人事的调整还没有完成，所以在这个时候，范仲淹、欧阳修等这批年轻人力行改革这是对的，这没错，但是当他们触犯到了庞大的保守势力的时候，这个年轻的皇帝有时候也有点摆不平，为了不一开始就把事情全部搞砸了，他不得不做出权宜之计，怎么办呢，当两个拳头开始发生冲突的时候，让另外一个拳头暂时先撤退，那你剩下这个拳头没有目标了，你这个斗争，这种斗争的状态就会慢慢地停歇下来，这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宋仁宗下决心要搞改革，这一点是完全没有变的。
所以我给大家说啊，一个人被贬了，一个人在政治上、在生活上遇到了挫折和不顺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这个人能保持一个很良好的心态，一个乐观的心态，没错，有时候跟这个人的性格有关系，跟他的修养有关系，但最核心的一点是他要看到这个事物发展的本质，什么叫事物发展的本质呢，就是欧阳修在当时审时度势之后，他肯定认为他的这次被贬包括范仲淹等人的被贬，都是绝对暂时的，因为他看到朝政的改革是大势所趋，所以他一点都不颓丧，一点也不绝望，一点也不悲伤，反而以一种非常积极的、阳光的这样一种姿态在等待着下一次的机会。我给大家说，很少有人在被贬之后能保持这样的心态。所以我们说智慧、审时度势、认清事物发展的本质和它的发展趋势，这是一个人保持乐观和通达心态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所在。年纪轻轻的看得比较远，年纪轻轻的看得比较全面，所以，暂时的被贬并不在乎。
画外音：
以超前的目光对待不平，以阳光的心态对待挫折，远离京城千里之外的欧阳修熬过了四年的贬谪生活，公元1040年，三十四岁的欧阳修终于重获新生，复职馆阁校勘，继续回到汴京担任谏官的职位。那么，饱尝贬谪之苦的欧阳修是否会吸取以前的教训，不再那么怒目金刚、锐气十足了呢？
康震：
这欧阳修再次返回来，真应了刘禹锡那诗了，前番刘郎今又来，来了以后依然故我，保持着一个相当的锐气，这个锐气是什么呢？如果说以前欧阳修在官场上推动政治改革运动，那是敲山震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次可就不光是敲山震虎了，是要干嘛呢？是要虎口拔牙。在宋仁宗的庆历二年五月也就是公元的1042年，宋仁宗下诏书，让百官言事，让大家都提意见，为朝政提意见。欧阳修没客气，就提了两条，这两条都非常地关键。第一条，做君王的要有主见。什么叫做有主见？就是做君主的要抓大事，这是第一。第二，一旦决定的事情，下手要狠、下手要硬。第三，不但手要硬，耳朵也要硬。你不能说你做一件事情，别人说东、别人说西、别人说南、别人说北，听了半天耳朵根子一软，事情半天决定不下来。尤其是不能什么事都听宰相的，这是第一（条）君主要有主见。第二，君主用人要用得准，要会用人。他提了两条，第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有一条，有的人，不能不听大家的意见，一意孤行地专用之。用他的原话说什么呢？说：
“专任而信之，以失众心而敛国怨乎”——欧阳修《为君难论 上》
如果说大家都觉得这个人不能用，你偏得用，你用了一个人，得罪了全国的人。听出来了没有？这两条的核心就是要求皇帝怎么样呢？要集权，要皇上自己说了算，不能让别人说了算。这个别人是谁，就是当时已经执政二十多年的宰相吕夷简。换句话说，吕夷简以及他的徒子徒孙们，这就是大老虎。什么叫奶酪呢，就是这大老虎和他的小老虎们占据着各式各样的官位和他们手中握着的政治利益，这是很大的一股势力。所以说你要不把这老虎打倒了，这奶酪你就拿不出来，奶酪拿不出来，不能重新地分配奶酪，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是一句空话。欧阳修给皇帝提的这两点建议，就好像是一柄钢叉飞出来，直接就扎到了保守派的心脏部位。他这钢叉一飞出来就好比捅破了一层窗户纸，然后朝臣们纷纷地开始上疏，给皇上上疏，要求改革，就两条，全部是针对吕夷简的：第一，吕夷简多年执政，奉行的是武大郎的哲学，他给皇上推荐的都是不如他的人，以此来证明只有我能行，别人都不行，所以权力在我的手中掌握。第二，吕夷简的哲学是什么呢？把苟且偷安当作稳定，把回避诽谤当作智慧。那么朝臣们都一直认为，吕夷简的这个位置应该让出来。大老虎一旦被赶走，小老虎们就纷纷地败逃。
大家听了半天可能会说这个吕夷简，好像朝政不改革就坏在吕夷简一个人身上。事情其实没那么简单，我跟大家说这个吕夷简也不是个坏人，这人其实挺好的。自从宋仁宗登上皇帝的宝座之后，他就一直做宰相，他在任用官员，维持国内稳定，维持边疆安定方面也做了很大的贡献。说句实在话，范仲淹的重用，跟他还有很大的关系。他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个人他做宰相的时间太长了，做宰相时间长了之后，他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他自己推动不了改革不说，别人要推动改革，那么就会触及到这个庞大的关系网。不是吕夷简本人道德品质败坏，也不是他能力坏，关键是什么呢，由他为首的形成的这样一种陈腐的、不前进的、明哲保身的局面，是不能再维持下去了。这样一来你看在欧阳修的带动下，大家一拥而上。当时吕夷简已经六十六岁了，终于告病告老，辞去了宰相的职务。
画外音：
纲举目张，抓贼擒王，欧阳修正是看准了这个道理，才拉起了推到吕夷简的大旗，并最终获得了成功。以范仲淹、欧阳修为首的改革派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欧阳修在这期间的《准迢言事上书》、《本论》、《为君难》等一系列奏疏，成为改革派的重要思想武器，欧阳修本人也因此成为改革派的重要代言人，为庆历三年拉开序幕的“庆历新政”做好了积极而充分的思想准备。当然，推动吕夷简罢相，只是改革朝政的第一步，接下来的任务更加艰巨和繁重。那么，接下来首要的工作要从哪里展开？欧阳修将会如何发挥他的作用呢？
康震：
我们经常说，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你不能光破呀，你破完之后还要怎么样呢，别人得看你怎么做。你把旧的规矩破坏了，那新的规矩是什么？你得给我们拿出来，这是恰恰体现一个政治家和一个思想家的核心素质、核心水平的东西。那说白了，当时改革朝政的核心就是要改造官场的风气，要改革吏治。欧阳修给皇上上疏，直接挑明，当时在官场上有四种人是绝对不可用的。第一种人，老迈昏庸，年纪大了，脑子跟不上了，反应比较迟缓，他说这种人万万不可用。第二种人，年老体衰的精力跟不上的，这种人也不能用。第三种是贪赃枉法的，这不用说了。第四种是什么呢，是碌碌无为者。这四种人，他认为就是当时改革的时候首先要拿刀砍掉的四种人，针对性非常鲜明。在范仲淹和欧阳修等人看来，当时的官员，
“能政者十无二三，谬政者十有七八”——范仲淹《奏岂择臣僚令举差知州通判》
真正有能力的人，十个人里头没有两三个人。真正能把工作做坏了的人，十个人里头有七八个人。这就是当时官场的现状。那么怎么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呢？欧阳修还是年轻，他当时给皇上出了个主意，觉得这个主意比较好，他出什么主意呀？他说你看，你就从我们现在的官员里边重新地选拔那么二三十位，这二三十个人，任命他们做按察使。什么叫按察使？有点像现在中央派驻到各个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纪检组的组长。你就派这些人去，这些人去干嘛呢？比方说到了一个省或者到了一个县，把当地所有官员的花名册报上来，就挨着个的去考核他们的业绩，凡是年老多病、又没才能又没政绩的，就给他名字底下划个红杠杠，拿那红笔标出来。还有一种什么呢，是碌碌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成效，同时也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特色的，在底下拿一个黑笔，给他划一杠杠。碰到那种业绩也不是很突出，但总的来讲还过得去，还做出了一些工作的人，再拿红笔再给他划一个杠杠。就这三种。他说这样一来不就什么事情都弄得很清爽了吗？说你派这二三十个按察使下去，分布在各个省份各个县，然后把他们考核的结果报上来，朝廷根据官员的业绩来进行奖惩。他认为不过一两年之后，吏治就会有根本的变化。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有点太简单了，要是天下之事都这么简单的话，那其实根本用不了那么些人，就两三个人就把事情全搞定了。事实证明，几十年来官场形成的奶酪的格局，不可能这么快地就发生改变。首先第一条，按察使到底怎么派，朝廷就打了折扣，宰相府当时发出的命令是什么呢，是各地的转运使，宋代的转运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长，各地的转运使他可以兼任按察使，换句话说我是省长，我兼任我们这个省的纪检小组的组长，然后我负责考核我属下的官员。这样讲，可能他有几个考虑，第一，他不想屋下架屋，再设置更多的官职，避免重复。第二，我作为主管领导，我对我底下的下属比较了解，考核起来方便。但是大家知道这有一个根本的弊端就是它其实就流于一句空话，大家都是多年的同事，我来考核你，那最后肯定说他工作也还是不错的，为人也比较忠厚，各方面的成绩也还是比较突出，这些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表现不错，啪，给打一个红勾。这就是当时宰相府下达的指令，就是由转运使兼任按察使。欧阳修一看这就急了，这哪儿成啊，那不干了，马上上疏皇上，说这样干是绝对不行的，为什么呢？
“此等之人自当被劾，岂可更令按察？不材者既不能举职，材者又不暇尽心，徒见空文，恐无实效。”——欧阳修《论按察官吏第二状》
一语道破天机。说什么？很多转运使自己就是按察的对象，就有些省长他自己就不合格，他自己都不合格，他拿上这个册子来考核自己下属？可能下属还有点能力的，让这没能力的一考，全都跟他一模一样了。一个不合格的官员本身就是要被监察的对象、考核的对象，你让他再去考核别的官员，这不是耽误的工夫更大吗？这是第一。第二，转运使里边，各级的地方首长里边有没有有才能的？有。这些有才能的人他忙着治理地方，他没有那个闲暇工夫再去监察和考核官员，所以最后得一结论是庸才没有能力做好按察的工作，干才没有精力和时间做好这项工作，那不就是一纸空文吗？所以欧阳修坚决要求独立地派出纪检小组，独立地派出按察使，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真正落到实处。换句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把这奶酪的格局根本地改变，需要锋利的刀叉，没有锋利的刀叉飞出来，没有锋利的刀叉叉在这奶酪上，你这奶酪的格局根本无法改变。
画外音：
在欧阳修看来，改革朝政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改革吏治，而改革吏治就是要改革当时的人事制度。北宋建国至今已经八十多年，官场日渐因循懈怠、贪污腐化，要想大刀阔斧地改革谈何容易，那么身为谏官的欧阳修将会如何上疏言事？在他的眼中改革的出发点要从哪里入手呢？
康震：
说别人容易，说自己难。欧阳修先把自己变成一柄锋利的刀叉，他自己就先第一个飞出来，他说你像年老体弱的、体弱多病的，这明摆着的事大家一看都能看见。说你看某某局长今年都六十多了，浑身上下全都是毛病，算了吧，弄个离休退休算了，这是明摆着的事。贪赃枉法的一旦查出来那肯定是国法难容啊。偏偏就这“不材之人”是最难暴露出来的，为什么呢？欧阳修说了，
第一，他们是潜伏的危害，这些人能力不大，个性不强，好处没有，坏处又不是很大，你要他干起工作来既不冒头也不落后，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就好像埋在一块菜地里头，既不是长出来特高的，也不是特低的，你永远都不知道他的特点是什么，这样的人当了一省之长，一省的工作跟着倒退。当了县长，一县的老百姓跟着窝囊。所以他认为这样的人对于朝政是一种根本的危害，是大祸根，第一点。
第二，他们是一些无能的贪官，他说怎么还有无能的贪官呢？就是这批人既没胆量也没能力去贪赃枉法，因为他本来能力就不强，他又没坏到那个程度，可你要说好呢，他也没好到哪儿去，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给保护住，可是对于底下的贪赃枉法的现象，他就是视而不见，甚至是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发现，更没有胆量去纠察，所以在这种人的统辖之下，一个地方、一个方面的工作那肯定是贪官成群，所以欧阳修说这“不材之人”最为可恶。我跟您说，纠察“不材之人”这口号提出来，那可要得罪绝大多数的人。因为很多做官的人就是靠着“不材”才在官场上立住了脚跟。你太有才了，人家嫉贤妒能，早把你一刀砍下去了。你贪赃枉法做得太过分了，官场也不容你。他这“不材”就是最有才，正所谓的无用方为大用。你想，你点了这批人的卯，他们能跟你过得去吗？
我告诉你，欧阳修胆子大着呢，他不光是说“不材”之人，他还在奏章里边公开点名，从地方一溜点到中央上去，他先说，有两个不材之人我必须得说，一个是金州知州王茂先，还有一个是河南邓州下属的顺阳县的县令叫李正已。他说这两个人是典型的又昏庸有无才的人，可恶至极了。他举了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当时有一支贼兵，首领叫张海，打家劫舍，打家劫舍先打到金州，金州的这王市长也不知道怎么稀里糊涂把城门打开就给让进来了，到了城里头以后把老百姓的东西洗掠一空，然后转战又到了顺阳县县里，这顺阳县的李县令做得更绝，敲锣打鼓地欢迎进到城里头，然后给他们大摆筵席共同庆祝，也不知道他庆祝什么，庆祝完了之后又让他们都睡在县衙里边，等于说一个县长把当时称之为乱军贼人的人热烈欢迎到城里头来，欢迎进来之后在县委招待所招待他们吃喝，吃喝完了以后又安排到招待所里住下，第二天早上让他们再进行抢掠。这不但是无能的问题，而且是绝对可恶，最可恶的是什么呢，这俩人的上级领导本来早就应该在半年之前按察他们纠察他们，那要当时纠察出来，安排一个有能力的人，怎么会发生这种可笑的问题呢？这不但是可笑而且是无耻，不但是无耻，而且对大宋王朝来讲这简直是耻辱啊。他说这就是所谓的“不材之人”的危害。
画外音：
北宋王朝自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以来，实行文人政治，对文臣采取极为宽宥的政策，这样一方面巩固了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另一方面也导致对官员的放纵，贪污腐化、因循懈怠逐渐成为官场主流，欧阳修所提到的“不材之人”正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在欧阳修看来，地方上的“不材之人”要铲除，中央的“不材之人”更是要不得，那么，除恶务尽的欧阳修这次将会对谁开火呢？
康震：
他还点了中央的官员，刚才说那吕夷简，吕夷简的根子深了，吕夷简有一个亲信心腹叫李淑，这个人是臭名远扬，就这四个字就够了不需要再更多地描述他了，就是臭名远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宋仁宗把这个人提拔到自己身边做了翰林侍读学士，这是什么官啊，专门负责给皇上讲解经史经书的，就等于说做了皇上的老师。欧阳修一听这个头都大了，他给皇上上疏，马上上疏，说什么呢，说这人绝对不能用，有这么几条理由：
第一，李淑此人道德败坏，奸佞之臣，天下尽知之。现在你把他提拔到自己身边做这么重要的职务，那是皇帝身边的近侍之臣，您到底要干什么，我不知道您把这个人提拔到你身边要干什么，这是第一。
第二，听说您提拔他是因为他有文采，我告诉您，做大臣的最重要的是德和行，有没有文采那都是根本没关系的。
第三，退一万步讲，天下就没有文采，您要发布诏书，写出来的文字照样很纯朴很率直，那不也挺好的吗？不需要文采。
第四，像李淑这样的人，在地方做官，为害一方。到朝廷做官，为害天下。
这得罪几个人？你把李淑是肯定得罪了，李淑背后那老头你也得罪了。欧阳修不怕，直接上疏就点名。宋仁宗脑子还算清楚啊，他同意了，他说那就算了，把这个人外放到寿州，安徽寿州做知州，这不挺好吗？事情很奇怪你知道吗，本来皇帝要把他外放到寿州去做知州，可是这个事让宰相府给按下来了。
这块要给大家说一些体制方面的问题了，宋仁宗时期凡是皇帝的诏命，比方说我是皇帝，今天我有个什么命令、我有个什么想法，我要付诸实行，对不起，您这想法得先送到中书门下，就是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得要宰相们会商之后认为确实可行，然后这个所谓的诏书得从中书门下发出。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就是担心皇帝的集权太大，是为了保障决策的民主化。但这回皇帝的决定是正确的，可是中书门下行使它的权力，按下来之后提了一个特别可笑、大家听了都说不可能的建议，说什么呢，说这个有一条，得让李淑自己提出申请，我们才能够把他外放到寿州去，你说这什么呀这都是？欧阳修一听这个，他又上疏。你看，光我们这会儿说的，欧阳修跟这些人的斗争那真是针锋相对，对方刚有一个动作，他马上有反动作。对方一有动作，马上就有反动作。看来那次被贬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反而让他斗志更加昂扬了。他马上给皇上上疏，说两条，说皇上已经决定要把李淑外放为寿州知州，现在中书门下按下来，提出这样古怪的要求，说白了就是不想得罪人，他落大人情，您把人得罪了。而且天下人都知道您想要罢黜小人的意志，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宰相就可以做您的主，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引进贤能之人，罢黜小人，这本来就是宰相的职责，现在宰相不但不履行这个职责，反而阻挡您的意志，这无疑是让您的声誉受损，所以希望皇帝能够三思。就这样反复地一追到底，又拖了十多天，这李淑才被外放寿州。
你看我刚才讲了，欧阳修说了，改革朝政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改革吏治，改革吏治就是改革当时的行政官员人事制度，而改革官员制度就那四类人，四类人里头最可恶的是“不材之人”，他不但点出了“不材之人”，而且他亲自查出在地方上和在中央上哪些人是不对的，可是你看每当他前进一步的时候，就有很大的阻力过来，他又不断地推开阻力，然后又有新的阻力过来，这还是皇上给他撑腰，尚且如此，所以当时的改革的阻力是非常大的。
画外音：
从庆历二年到三年，仅仅一年的时间，支持改革的一批官员得到迅速的提拔，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欧阳修被任命为右正言知制诰，朝廷的一系列人事变动和改革举措的推出，昭示着宋仁宗奋然求治的革新意愿。朝野上下一大批关心国运、富有社会政治热情的士大夫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一个叫石介的文人，以一首激情澎湃的长诗来歌颂这场空前的改革运动，欧阳修等人认为像石介这样坚定拥护改革的猛将理应得到重用，因此决定联名上疏，推荐石介担任谏官，可是这一提议却遭到了范仲淹的坚决反对，那么范仲淹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改革派内部出现了矛盾吗？
康震：
当时范仲淹、欧阳修他们这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里边大多都是年轻人。有一个人，姓石名介。这个人是什么官职呢，叫国子监直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京师大学堂的教授，是个诗人，也是个散文家。他就写了一首四言的长诗，这首诗一共一百九十句九百六十个字，名字叫做《庆历圣德颂》，就是歌颂庆历新政的伟大的、宏伟的局面。在这首长诗里边他就表达两个意思：第一，改革是伟大的，推动改革参与改革的范仲淹等人都像圣人一样，光辉明亮。凡是阻挡改革的保守的势力都是妖魔鬼怪。措辞非常地锋利、非常地激烈。这首诗在当时影响特别大，影响大到什么程度？这会儿，我们大家熟悉的苏轼苏东坡，那时候还是小小苏呢，才八岁，在遥远的四川眉山，他通过自己的老师就看到了这首诗，从此在苏轼幼小的心灵里边就记住了范仲淹、欧阳修等这些光辉的名字，你就看这诗当时影响有多么大。影响很大，欧阳修等人看了非常高兴，觉得斗志更加旺盛，更加昂扬，他们决定联名向朝廷推荐石介，让他担任更重要的官职。可是范仲淹看到这首诗之后，有着你绝对想不到的反应，范仲淹看到这首诗之后，给自己的朋友说：
“为此怪鬼辈坏之也”——袁褧《枫窗小牍》
意思是说，我们的千秋大事，就坏在这样奇奇怪怪、鬼鬼神神的人身上了。大家觉得可能很奇怪，怎么弄乱了，石介说推动和参加改革的人是光明的圣人，反对改革的人是妖魔鬼怪，范仲淹没喝多吧，脑子发晕，怎么能说石介是妖魔鬼怪呢，这难道说他们自己改革派内部又发生什么新的矛盾吗？我告诉你，范仲淹讲出的这句话那是大有深意，至于具体的深意是什么，我们下一节课再讲，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