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崩逝的时间是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下午，地点是在离沈阳尚有四十里的瑷鸡堡；身边除了一般侍从仆役之外，只有应召而来的大福晋乌拉那拉氏阿巴亥。诸贝勒大臣赶来，轮班肩抬汗王棺柩，当夜初更时分才到了沈阳。
大福晋忍泪叙述了汗王临终的遗言：由十四子多尔衮继承汗位，由大贝勒代善辅政，待多尔衮成年后，代善归政。
众人难以置信。这是真正的汗王遗嘱吗？为什么完全违背了他生前反复训示过的八王共执国政的体制，违背在八王中择贤者继汗位的原则？多尔衮才十三岁，还是个孩子，没有任何功劳，很难说贤与不贤；而且代善辅政，不就等于为天命五年那件汗王极力要遮掩的丑闻翻案吗？
没有书面证据，没有旁证，只凭大妃的一句话，就此把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推上汗位，这些手里掌握着旗兵、有战功有实力的大贝勒，怎么能甘心？
须知，汗王薨逝之时，诸贝勒无人在侧，只凭大福晋口述遗嘱，谁能心服？
此时的八旗，皇太极掌握两黄旗，代善掌握正红旗，阿敏掌握镶蓝旗，莽古尔泰掌握正蓝旗，所余镶红、正白和镶白三旗旗主，分别是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在皇太极等跟随努尔哈赤驰骋疆场时，多尔衮还没有出生。这三兄弟在他们分别只有十九岁、十二岁和十岁的时候，就成为拥有一旗、与诸兄并驾齐驱的旗主。所谓“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他们的兄长得为旗主，无不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流血拼命，对幼弟恃母亲受宠而得汗王厚赐，怎能心平气和？平日碍于汗王的威严、碍于兄弟情分还都能忍耐，现在还要奉其为主，怎么可能？
阿巴亥想为儿子和自己夺取权势地位，可是，她毕竟只是个无知妇人，以为单凭着一句汗王遗命就可以让四大贝勒俯首。其实，就算努尔哈赤真有这样的命令，她又如何保证它的施行，多尔衮又怎么来保证权力的顺利交接呢？
理论上说来，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这三个同母兄弟所掌握的力量已经超过四大贝勒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再有他们的母亲阿巴亥以国母之尊联缀其上，也是可以一拼的。然而，三个没有经验、没有战功威望的半大孩子，加一个没有政治能力的女人，并不能发挥手上军队的效力。
而阿巴亥的这一举动，表明了她的野心，给她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她对其他旗主是有威胁的，她和她的儿子们有实力，只是眼下无力发挥，一旦有人出主意或者多尔衮他们有了能力，阿巴亥就能因此而左右八旗、左右整个大金国的政局，破坏八王共执国政的均衡，对大金国、对他们每个人，尤其是对与阿巴亥有宿怨的皇太极和莽古尔泰，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
必须除掉阿巴亥。因为除掉这个总挈首领的母亲，就容易使三个同母兄弟分离，不能成就对抗的雄厚力量。而当前正是多尔衮、多铎尚未成年还不具备竞争能力，阿济格一人难以抗拒众兄的时候。
办法也很现成，那就是殉葬。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前后，和硕贝勒们转达努尔哈赤遗命，让大妃为老汗王殉葬。他们说，汗王有这样的遗言：大福晋虽然丰姿美貌，但心怀嫉妒，常常使汗王不悦，虽有机变，终究逃木出汗王的明察，如果留下，将来恐怕会成为乱国的根由，所以，“俟吾终，必令殉之”！
阿巴亥大吃一惊，她没想到生殉的命运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按当时的习俗，妻殉夫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爱妻，一是没有年幼的儿子。阿巴亥虽然符合前一条，但她却有两个幼子需要抚育，而且她也不相信诸贝勒掌握的这个汗王遗言，努尔哈赤去世前五天，自己一直随侍在旁，大汗并没有流露过让自己殉葬的意思。
她要据理力争。
但是，她面对的，是战功赫赫、魁梧威严的四大贝勒，他们进一步威逼说：这是汗王的遗命，他们纵然不忍心、不愿意，却不敢不从。从殉的仪式都已经准备好了：按规矩，当殉者盛装坐炕上，众人对之下拜，然后以弓弦扣颈勒毙；若殉者不肯殉，则群起而扼之，至死为止。
没有人为她说话。阿巴亥传达的遗嘱对大贝勒代善有利，况且天命五年的案件表明，他对大妃还是情有所钟的，这时理应出面保护阿巴亥才是。但代善自失去太子之位以后，变得谨小慎微，杯弓蛇影，此时避嫌尚且不及，哪敢替阿巴亥说话？一个为了求得汗父谅解、恢复荣华富贵而亲手杀妻的人，是不可能为另一个女人再冒风险的。
这些努尔哈赤的成年儿子们，以汗王对国政及子孙早有明训为名，断然否定了阿巴亥所传达的“多尔衮嗣位、代善辅政”的所谓努尔哈赤临终遗命。他们是有道理的，因为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不但汗王生前反复强调，而且书写成训示交给了每位贝勒，白纸黑字，证据确凿；而所谓的临终遗言没有第二人能够证明，即使汗王真的在去世前的昏迷中说了类似的话，也只能视为乱命，不可执行。
到了这一步，阿巴亥还有什么办法？她只能屈从，换上礼服，戴满珠宝饰物，哀告诸贝勒，请求他们照顾她的幼子多尔衮和多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还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我自十二岁侍奉汗王，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汗王恩厚，我不忍离开他，所以相从于地下。”
阿巴亥生殉而死，时在八月十二日辰时。与努尔哈赤崩逝，相距不过十八个小时。
那么，她宣称的那条遗命是真是假呢？努尔哈赤有没有让多尔衮继位的意思？
汗王最疼爱幼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人的王府离汗官最近，几乎就挨在汗官墙边。按照当时的标准，多尔衮虽然已经成年，并且最受晚年努尔哈赤的喜爱。但他当时没有尺寸战功，在皇太极跟随努尔哈赤驰骋疆场时，多尔衮还没有出生。按照努尔哈赤确定多年、且生前从无改变迹象的八旗制度根本原则来看，他没有可能被推举成继位的汗王。假如努尔哈赤要强行指定他为继承人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异常复杂。因为，那将意味着八旗制度中根本原则的改变，意味着游牧渔猎部族国家文化上的改变。我们知道，除非在特别特殊的情形之下，这种改变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就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晚年最喜爱幼子拖雷，但拖雷终究没能当上蒙古大汗一样，年轻的多尔衮只能得到旗主的权力与财富，却不能坐上部族国家汗王的位置。
而且，努尔哈赤并不是笨人，他也对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们十分了解，该当明白，让多尔衮继位，成年的、亲掌各旗的大儿子们是不会同意也不会服气的，这样岂不是给国家种乱、引逗他们兄弟相残吗？如果说他想用代善来制衡的话，以代善的能力性格，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吗？后金方当立国，周围蒙古、朝鲜、大明，强敌环绕，怎么禁得起内乱？
在努尔哈赤初崩、议立继承人的时刻，多尔衮兄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被记录下来，皇太极被推举为大汗之后，他们也没有表达出什么异议。
皇太极虽然登上汗位，但从登基那天开始，便一直实行着四大贝勒并坐大政殿同受群臣朝贺的形式，而且还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政务，都由值月贝勒掌管，成了轮流执政。三大贝勒以汗兄自居，拥功自傲，在皇太极继位后，都或多或少地有藐视汗王的表现。
当时的满洲社会想要进一步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就必须更快地脱离氏族奴隶制社会的束缚，尽快地完成封建化过程。表现在国家政权方面，就是必须放弃努尔哈赤晚年所制定的八旗旗主联合共同主政、社会财富也由他们平均分配的体制。事实上，这种氏族社会军事民主合议制，已经严重地阻碍着后金的前进：事权不一，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外交上都会陷于被动和混乱。
无论对国家还是对汗王本人，这都是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为了压制三大贝勒，皇太极极力笼络优待四小贝勒，尤其是身为旗主的多尔衮、多铎兄弟，以增强与三大贝勒抗衡的力量。
皇太极长期保持着对三位兄长的谦恭和礼敬，长期维持与三位兄长并坐受朝贺的御殿之礼，但是．在他即位后的第二个月，便向每旗派设了一名掌管旗务大臣，他们有参与国政的权力，有稽察旗内一切事务的权力，直接向汗王负责。
不久，又扩大了议政会议的范围，所有贝勒都参与议政，每旗再增派三名议政大臣，打破了八旗旗主独享的对国政的控制权。
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以政事繁杂、不应使兄长过于劳累为理由，免去三大贝勒按月分掌国事的旧例，而以诸小贝勒代理值月当班。在诸小贝勒中，阿济格懒散、平庸，多铎更是借荒唐胡为，时常故意与皇太极作对。而多尔衮跟随皇太极南征北战，勤学向上，谨慎自持，深得皇太极的好感，便有意识地培养和优待他，对他多次委以重任，多尔衮得到了不少建功的机会，而他的出色表现，则为自己争得了更大的舞台。
天聪二年三月，即皇太极继承汗位一年半之后，十七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征察哈尔蒙古凯旋，庆功宴上，皇太极说，“两幼弟初次远征，克著勤劳，克期奏凯”，应予嘉奖。于是赐多尔衮号“墨尔根代青”，是汉文“睿智”的意思。多尔衮和硕睿亲王的汉文爵位便是由此而来。同时，还晋封多尔衮为固山贝勒。显然，皇太极对多尔衮的才智具有清醒的认识。同月二十九日，阿济格违犯制度，擅自为多铎定亲，被皇太极罚银一千两，并罢免了他镶白旗旗主的名位权力，多尔衮这才正式成为镶白旗旗主。
后来，为了进一步笼络幼弟，皇太极给多尔衮和多铎做主聘娶了继福晋，她们是布木布泰三哥索诺穆的两个女儿，即皇后的侄孙女、庄妃的亲侄女，以婚姻关系来巩固多尔衮的忠诚。
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七月，皇太极初设六部，命十九岁的多尔衮掌管吏部。吏部乃六部之首，掌理着官吏任命升迁等人事调动，是权力很大的一个部门，重要的权力机构。除了笼络的目的之外，皇太极也看中了多尔衮的聪明机敏。多尔衮不是一个只会带兵打仗的赳赳武夫，他知书达礼、通满汉文字，政治头脑远在其他王公贝勒之上。他曾经对大学士刚林回忆说：“以前经常看明朝的朝报，下面的人糊弄皇上，皇上的旨意也糊弄下面的人们，最是可笑。越看越不得了，索性不看了。”可见此人的文化素养与政治敏感。
他任事以后，勤勉政务，才能出众，办事妥善，常得众人赞扬，吏部被皇太极称为他最放心的一个部门。在战场上，多尔衮也是出众的将领，“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他富于谋略，在战争中能够因势利导，以较少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屡立大功。
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察哈尔林丹汗病死青海，其子额哲驻兵于托里图。皇太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天聪九年二月，命多尔衮为主帅，同岳托、萨哈廉、豪格率兵一万前往征讨。多尔衮一路严明军纪，先至锡喇珠尔格招降了察哈尔林丹汗妻囊囊太后和台吉索诺木及所属一千五百户，然后进逼托里图。到达时适逢大雾，多尔衮恐额哲所属人众惊溃逃走，下令按兵不动。他利用额哲之母苏泰太后是叶赫贝勒金台什的孙女这层亲属关系（金台什是皇太极生母叶赫那拉氏的哥哥），特派已是后金大臣的苏泰太后的亲弟弟南褚前去劝降。
败亡之后无路可走的苏泰太后母子，遇着靠山强大的亲弟亲舅来说降，焉有不从之理？多尔衮和领兵贝勒还与额哲郑重盟誓，保证秋毫不犯。于是，林丹汗余部不战而降，并献出了中华帝国失踪二百多年的“传国玉玺”。据说，这颗传国玉玺从秦始皇之后一直传到了元朝，具有天命所归的象征意义。
多尔衮得到这颗传国玉玺并献给皇太极，对于皇太极和后金臣民的影响极大。他们真诚地相信后金汗国确实得到了上天的护佑，而皇太极也就接受了大家的拥戴，在“服膺天命”的崇高名义下，登上了大清帝国的皇帝宝座。
皇太极称帝时，册封了四大亲王，他们是和硕兄礼亲王代善、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肃亲王豪格。
称帝之后，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十二月，皇太极亲率十万大军第二次征朝鲜，围困朝鲜国王李棕于南汉城。李棕虽然递了请降书，却紧闭城门不出，意在拖延时间以待援兵。皇太极立命多尔衮率军进攻朝鲜王子王妃大臣及其眷属所驻的江华岛。多尔衮一改多铎等人大肆屠戮、侮辱俘虏的做法，严令部下对这些妃嫔、宗室、眷属待之以礼，并派兵护送，将她们交还给朝鲜国王。结果，朝鲜国王立即率群臣出城投降，并对多尔衮的温文有礼、冷静老练大加赞赏。这一年，多尔衮只有二十四岁。
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八月，多尔衮首次被任命为奉命大将军，与扬威大将军岳托各统左右翼大军分道伐明。多尔衮从青山关人，岳托从密云东北墙子岭入，两军会师于北京东郊的通州。
铁骑纵横山西、河北、山东三省，“自北京以西，千里之内明军皆溃散逃遁”。在长达半年时间里，“转掠二千里”，“旌旗所指，无不如意”。大明总督、名将卢象升和那位为了给监军太监祝寿而喝了一百杯酒的总督吴阿衡，就是这一次战死在多尔衮手下。洪承畴和孙传庭也是这一次被急急调离围剿李自成的第一线，从而，导致李自成有了喘息之机并死灰复燃的。右翼军统帅岳托病死在军中，多尔衮攻克山东重镇济南，生擒了德王朱由枢，陆续攻克城池五十余座，杀死两名总督级大员，在五十七次战役中全部获胜，俘获人畜四十六万余，黄金四千多两，白银九十七万余两。在八旗铁骑先后五次大规模绕道伐明的军事行动中，多尔衮指挥的这一次战果最为巨大。他的军功，使素以勇猛善战著称的豪格、阿济格、多铎等人全部相形见绌。
大明千里国土尽被蹂躏，给河北、山西、山东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而对清朝来说，削弱明朝的国力，搅乱明朝的人心，增加自己的财富以解决国内的困难，正是一项大大的功劳。多尔衮又一次得到了皇太极的嘉奖。
此后，多尔衮又参加了历时两年的松锦之战，清军在松锦战场上的两名主帅，一位是郑亲王济尔哈朗，一位就是多尔衮。此战歼灭明军十三万，俘获洪承畴，多尔衮更率军围困锦州，迫使明朝守将祖大寿投降；又攻克塔山、杏山，为清朝入关前与明朝的最后一次大战赢得了辉煌胜利。
应该说，多尔衮能有这样的成绩与地位，和皇太极的栽培、重用、给予机会是分不开的。
皇太极主政十七年间，几乎所有王公贝勒都受到过严厉处罚。皇太极最有出息的儿子豪格曾经三次受到过降级、罚款的处分，而多尔衮只受到过一次。崇德六年三月，皇太极确定了对锦州长围久困的战略，下令部队轮番围困锦州，由远渐近，最后直逼城下，意图迫使锦州守军弹尽粮绝后不战而降。不料，时间一长，锦州城内被围的人们几近崩溃，城外围城的人们也受不了了，结果，领兵主帅多尔衮和豪格等助手商量后，私下里决定放官兵轮流回沈阳探家。兵员减少后，害怕城里的明军乘虚劫营，又将包围线后撤了三十里，事实上等于撤除了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