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Bell），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冯·白尔，公元1592年出生于德国莱茵州科隆城一个古老的贵族之家。他自幼立志献身于上帝的事业，成年以后，放弃了爵位的继承权，正式成为一名传教士，勇敢地选择了荆棘丛生的艰苦的路，远渡重洋，来到了遥远的中国。为了他的宗教事业，他刻苦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研究中国的文化、习俗、礼法，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汤若望——若望是约翰的转音．而亚当（Adam）便成了他的姓：汤。
同样为了他的传教事业，汤若望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来，尤其他的天文历法知识，在明清两朝都受到重视。明崇祯年间，汤若望被征参与天文推算，设馆于现在的北京宣武门内南堂。他结交了许多官员名流，比如徐光启、孙承宗、孙元化等人，扩大了自己和基督教的影响。明亡清兴，北京内城原居住民要迁往外城。汤若望以馆内的大量藏经、仪器为由，上书请求缓迁。他得到了谕准的满文谕告，贴在堂门，得以免迁。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受命修正历法。新历法称《时宪历》，修成颁行。他因此得了太常寺少卿衔，成了清朝的命官，开创了西洋传教士掌管钦天监的先例。
知天文，识历法，能预知日食月食，能测算日月星辰的出没，这在尚且蒙昧的满洲人眼里，无异于活神仙了，汤若望因此受到朝廷上下的崇敬，许多人都想与这位学识高深的西方人交往以提高自己的身价。
顺治亲政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小皇帝来到钦天监，这位大胡子、蓝眼金发的外国神父引起了他的极大好奇。他没有想到的是，从这个外国老人嘴里，竟然说出了几句这样的话：
“我要提请皇上注意摄政王专擅朝政、专横跋扈的危险倾向。不过，据我的观察，这位皇叔父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很可能会早死的。”
多尔衮专擅朝政、专横跋扈，正是小皇帝扎在心里的一根刺，而如果他活不长，更合皇帝的意思。
福临当时没有做任何表示，却因此对这位德国神父有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多尔衮病死，顺治亲政，汤若望的话一一应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使得汤若望真正走近了皇帝的身边：
有一天，忽然有三位满洲妇女来到汤若望住所，声称是汤若望认识的一位亲王的眷属，因为她们的郡主患重病，郡主的母亲不相信太医，宁愿听一听汤若望的意见。
根据来人叙述的郡主病症，汤若望推断不过是这个季节常见的感冒，便把一面十字架圣牌交给来人，说，只要患者把这圣物挂在胸前，四天之内就可痊愈。
五天之后，三位妇女又来了，带来大批银钱和金线绣织的丝绸酬谢汤若望，因为郡主果然在四天内恢复了健康。数日后，她们又来送钱。汤若望不接受，她们就以此捐助了教会。又过数日，一位蒙古妇人来到汤若望住所，献给他一笔更大的款项。当已经起了疑心的汤若望不肯接受时，她说了真情：她的女主人就是皇太后，那位患病的郡主是皇帝的未婚妻。皇太后将要以父执礼敬汤若望，遵从他的教导，愿汤若望以女儿一般看待她。
从此，这义父与义女，彼此以礼敬相崇尚：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八月十三日，皇帝大婚，汤若望以六十岁高龄随同诸王群臣参加从早到晚的庆典，十分辛苦，以致皇太后次日便遣人去向汤若望问候。
数日后，汤若望亲往宫中，向他的这位义女祝贺新近因皇帝大婚所上的尊号。皇太后接受祝贺，十分感动，事后，特意由自己手腕上脱下两只金镯，遣人送赐汤若望作为报答。当皇太后无意间得知汤若望需要为他的庄田添一头耕牛时，又立刻遣人送来两头健壮的耕牛，并埋怨汤若望说，为什么义父在义女面前还要隐瞒这样一件小事。
汤若望将十字架圣牌作为还礼，送给皇太后，考虑她的地位，为避免人们的注意，建议她把圣牌挂在外衣下面。皇太后却堂而皇之地戴在颈项上，让十字架垂在外衣之上的胸前，即使在众目睽睽下也坦然自若，令汤若望很是欣慰。
皇太后还亲自捐献巨款，资助汤若望建造教堂的大理石碑，又遣人送许多蜜蜡到教堂，请汤若望为她祷告等等。
这样一来，汤若望成了皇太后的“义父”，自然而然地，成了顺治皇帝的“玛法”。当然，皇太后和皇帝这么做，并非全然出自感情，南明永历朝的太后、皇帝、皇后、太子及总管太监和许多朝廷大臣，都是天主教徒，大清朝廷优待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是向南明永历朝所做的招抚姿态。至于是杏通过汤若望和他的天主教力量，与南明政权私下接触进行劝降，不见史料记载。但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此类幕后活动却不是不可能的。而对汤若望而言，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他的传教事业，他要使天主教普及到东方，使中国也像欧洲各国一样成为天主教国家。
在小皇帝眼里，这个金发碧眼的德国人和他那些神奇的学问、他所代表的另一个世界以及他无家室无后代的独身生活，看上去都那么新鲜、那么与众不同。
当时的顺治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妾妃，在青春期荷尔蒙的催动之下，更经常地被色欲燃烧着，所以，他对汤若望的自律很觉费解，也难以置信。于是，他不断地派遣可靠内侍，在白天和深夜的各种时间，到汤若望的住所去，藉词咨询，其实是在暗中查究他的隐私。但每次深夜造访，总是发现汤若望坐在书桌前或读或写，仆役则在旁屋内酣睡，往往得由老教士亲自出来给皇帝的使者开门。这些使者也从未在汤若望住所中发现任何可指摘之处。
确认了这一点之后，汤若望赢得了皇帝真正的信任与尊敬。
此后，顺治一方面向汤若望请教天文、历法、宗教等学问，另一方面向他请教治国之策。因为汤若望与朝中各种利益派别均无关系，在他身边，顺治得到了难得的放松。皇帝是高高在上的，他必须摆出一副威严冷峻、深不可测的面孔，以显示天子与朝廷的高不可攀。但是，顺治毕竟只是个十几岁的男孩子，内心仍然有天真、稚嫩的一面，平时他只能把这些孩子气的东西深深掩藏起来，只有在汤若望身边，他才能得到完全的、畅快的释放。汤若望本来便是神父，善于倾听，擅长抚慰与引导他人的心灵，在精神上给予了福临少有的安抚。
皇帝亲临民宅官宅，是非常罕有的。福临亲政以后，仅驾临郑亲王济尔哈朗府和大臣鳌拜府各一次；却频繁地临访汤若望的住所，做长时间的晤谈。仅顺治十三、十四年两年间，他竟有二十四次访问他的汤玛法。
福临到了汤若望住宅，完全像到了朋友家，有时甚至不令人通知，一直走进汤若望的住处。他不是单独同汤若望坐在室内，就是穿房越屋，在宅子里到处走来走去，还不时要汤若望送进饮食来由他自己随便取用。
他在汤若望的房间里到处坐，坐在汤若望的床铺上，坐在汤若望用过四十年的旧椅子上，坐在为学生和教徒所设的木凳上。按中国习俗和朝廷礼制，凡皇帝临幸所坐过的坐具，要用一块黄布封盖起来而无人再敢去坐，常人见到这样被封盖的座位都应该跪拜行礼。终于有一天，汤若望不得不请皇帝注意，他室内坐具俱已封存而无所剩余了。少年皇帝哈哈大笑，说：“玛法，你也这么迷信？你还管这些礼节吗？你想坐哪儿，尽管坐下去好了！”
福临看到卧床边祷告用的跪凳，便问起它的用途；得知其用途后，又问起玛法一天工作的程序；进而问玛法一日三餐吃什么，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等等。宅子内一切暗陬角落，他都一一搜寻到了。然后到花园里，他又径自从树上摘取果实，还要求玛法把葡萄留到熟了以后等他自己摘来吃。
在他们时常会聚的时候，聪颖的福临求知若渴，要汤玛法解答他提出的一切问题：为什么有日食月食？彗星和流星是什么？物理的，化学的，乃至官员的情况，行政的效率，钦天监的下级生员有无进步，等等。汤玛法还多次被召入皇帝寝殿，因为晚间皇帝已躺在床上，临睡时又想起什么，要他的汤玛法坐在床边，继续他们俩的谈话。
福临在汤若望住所里喝教堂花园里的葡萄酿制的葡萄酒，欣赏西洋木船的模型和天体测量仪器，在火星飞迸四射中观看匠人打铁，仔细地观察一架欧洲式的水力机器。福临甚至心血来潮，要汤若望帮着他一起制作那种极为人们珍视的琥珀油。小皇帝和他金发碧眼的玛法一起翻阅书籍，研究其制作方法，指挥仆人们操作，他俩这样工作了差不多两天，终于制成了福临所认为的琥珀油原料。皇帝很得意，亲手用天平一包一包地称出三百包，连带药方一起赐给了他的汤玛法。
有一次，福临为了让他的汤玛法快乐，竟命人赶来了銮仪卫的十八头驯象，在教堂门前那条通达全北京的宣武门内长街上赛跑。小山似的驯象，跑起来震得地皮颤抖，此时福临还特别留心地护住他的汤玛法，深恐这些庞大的动物偶一不慎，伤到了他。
在与汤若望的交往中，表现出一种真切的依恋之情。他五岁丧父，是在没有父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内心深处潜藏着男孩子对父爱的渴求。但他五岁就当了皇帝，原本应该给他父爱的叔父，却是他最危险的政敌，其他人就更不可能担当这样的角色了。汤若望崇高的天文学家的身份，他的渊博的学识，他的刚毅、强健、正直、不畏艰险的男子汉大丈夫气质以及他对福临的谏正、指导和爱护，使福临对父爱的渴求得到相当的满足，这也使汤若望在顺治朝获得极大声望。
小皇帝的天真依恋，令汤若望十分感动。他用以回应这份信任的，是真诚地指出皇帝在道德上的缺失，用汤若望自己的话说，他“要把性情热烈急躁、自尊心极强而又肉欲旺盛的少年皇帝教育成一位道德崇高巍峨的英主”。
他“睹时政之得失，必手疏以秘陈”，先后向顺治呈递了300多件奏帖，陈述自己的建议和见解，其中许多谏言被顺治帝采纳。顺治很喜欢汤若望平易近人的作风，语言慈祥的奏疏。他对朝廷大臣说，汤若望对国君的爱是真诚的，不像有的大臣讨好国君是为了得到功名利禄。陈垣先生评价说：“吾尝谓汤若望之于清世祖，犹魏征之于唐太宗。”
一天，喜爱游猎的顺治帝突发奇想，要在长城以北组织一次最大规模、如同出征打仗一样的围猎。这消息一传出去，小官吏、兵丁和平民百姓无不悲愤，一时间怨声载道。物价腾贵下生活艰难的人们，无法承受再加一层的皇差的沉重压力了。汤若望于是出城直到南苑，亲自求见皇帝，不绕弯子，直言进谏。福临听从了，游猎之举作罢不说，还向那些清贫的下级官吏和兵丁们发下一批赏银。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南方战事失利，北京流行天花，又逢旱灾饥馑，汤若望进言发国帑广施赈恤，于是顺治帝发下四十万两赈恤银。次年六七月间连日暴雨，京城内外积水泛滥，淹没许多贫民房屋。又由汤若望进言，顺治帝下令，政府拨发救灾银，八十万两用于城内，二十四万两用于郊区。
当追究敬谨亲王尼堪衡州阵亡之败时，有二百余名八旗将领负有责任，论律当斩。朝中没有一人敢为这二百人恳恩求命。惟有汤若望向皇帝上奏以营救他们。顺治帝本心也想宽大处理的，但他是满洲后辈，不敢轻易改动祖上传下来的严厉的军律军规，有汤若望这样地位崇高的钦天监的天算家出面讲情，可以说代表着天意，他也就放心大胆地赦免了这二百人的死罪。汤若望的这些行动，不断地提高着他在朝廷上下的威望。顺治帝对他的异乎寻常的礼敬和宠信，更增加了他作为客卿的分量。
汤若望获得特许：他的所有奏折，在任何时间，无论皇帝在什么地方——宴居的宫室，或母后处，或游猎苑囿中——都可以亲自呈交皇帝之手。
皇帝免去汤若望的三跪九叩之礼——这种特殊优待，朝廷里只有特别尊贵而年迈的郑亲王等极少数人才能享有。
皇帝赐汤若望号为“通玄教师”，将他的官位由太仆寺卿升太常寺卿，再加官通政使，一直升到正一品，甚至给他的父母和祖先都追封了官爵。
最重要的是，皇帝本人对汤若望的信赖、依恋、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是任何人都无法达到的。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正月三十日，按中国的算法，是福临的二十岁整生日，这样的万寿节应普天同庆，是朝廷的大节日，要举行大朝会和官内外的盛宴进行庆贺。过生日的福临竟宣布，他要在汤玛法家过他的寿诞。于是盛大的寿筵与百官的祝贺就在汤若望的住所进行，蔚为奇观，也传为奇谈。
就在这样的日常交往中，汤若望一点一滴地对小皇帝进行着天主教教义上的渗透，力图将他引入天主教，并成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保护伞。他借助天文历法的渊博学识在朝廷站住了脚；他以完美道德品行和感情获得了福临的心；他努力以自然宗教和道德为基础，将天主教的教义建于其上，企图一步一步、不知不觉地引导皇帝人教。皇帝如果能够成为教徒，那将是把中国、把东方纳入天主教范围的捷径，那也将是汤若望一生最辉煌最伟大的成就。
他的努力不能说毫无成效。顺治皇帝一度试图用天主教的教义来规范自己的生活，时常进行自我忏悔，感恩所得。在位期间，他屡次下诏自责，并要求各种文书不能称自己为“圣”。
但是顺治最终没有受洗成为天主教徒。
天主教的主要戒律——教徒必须遵守的摩西十诫，除了不偷盗、不陷害人、孝敬父母、守安息日等一般性的戒律之外，最重要的有关宗教信仰方面的戒律，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皇帝，是无法遵守的。
比如第一戒，只信上帝，不信任何别的神。
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逢山拜神见庙烧香。中国的仙佛神圣妖魔鬼怪，大概也算世界各国同道中一支最庞大繁盛散漫、最杂乱无章的队伍了。除了天下通行的释、道、儒三教中祖师爷和下属的数不清的神圣仙灵，又有历代忠臣良将孝子烈女死后成神，还有各地的土著神，更不用说那成千成万种精怪妖鬼。没有人能弄清它们的确切数目，因为人们随时随地地又会杜撰出一些新的神来大显灵异，招得信徒虔诚礼拜，烧香祷告。让这样一个民族抛弃陪伴了他们数千年的无数根精神支柱，只相信一个上帝，谈何容易！就是福临本人，也很难完全驱逐掉萨满教、喇嘛教和佛教对他自幼产生的影响，何况他周围是这些宗教的汪洋大海！
又如第二戒，不得崇拜偶像。
这是更难做到的事情。中华民族特别重视传统，祖先崇拜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祭祖扫墓，无论贵贱老少男女都视为家族人生的大事。皇家尤其崇敬祖先，历代皇帝，也包括福临在内，无不把祖先神化、仙化，无不把祖先灵异的天子气作为自己占有江山社稷、受命于天的最有力的依据，所以，他们都会追封上三世上五世，大建祖陵。从秦始皇到汉唐宋元明清各朝各代，留下了多少皇陵？立了多少功德碑？谁肯为了入教而弃祖宗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