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家文化的优美渊深，对顺治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广泛涉猎经史子集，通略儒释真谛，文化水平远远超过了他的父亲皇太极和祖父努尔哈赤，而且诗、书、画、文都好。他的书法造诣颇高，留存至今的乾清官里的“正大光明”匾额，就是福临的手笔。顺治帝的画也颇具造诣，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顺治帝画作，笔墨清简，神韵溢彩。他被视为清代指画的代表人物，最著名的是一幅手指螺纹画《渡水牛图》。关于这幅画，清人笔记说：“章庙勤政之暇，尤喜绘事，曾赐宋商邱冢宰手指螺纹画《渡水牛图》，笔意生动，虽戴嵩莫过焉。王文简（士禛）曾记以诗。”王士稹则在自己的笔记中说：“戊申新正五日，过宋牧仲（宋权子宋荦）慈仁寺僧舍，恭睹世祖皇帝画渡水牛。乃赫磃纸上用指上螺纹印成之，意态生动，笔墨烘染所不能到。又风竹一幅，上有广运之宝。”清人所记，或者不无夸张，但福临的书画确有一定水平倒是事实，孟森先生也曾言：“世祖善画，得自天授……亦见其禀质之美。”顺治帝的小幅山水“写林峦向背，水石明晦之状”，亦颇为时人称道。
福临有一次到内阁，内阁中书盛际斯慌忙回避。顺治帝把他叫住，让他跪到面前，端详片刻，然后取笔画了一个盛际斯像，面如钱币大小，却须眉毕肖。福临画罢出示诸臣，全都赞叹不已。盛际斯拜伏在地，请求皇上将画恩赐予他。福临笑而不许，焚烧而罢。
清初诗人尤侗，号西堂，长洲人，其诗文多出新警人之思，常杂以谐谑，每篇作品一出来，立刻传诵人口。其中不少愤世嫉俗之作，甚至直攻清初三大弊政，同情广大百姓因此而遭受的痛苦。顺治帝因非常欣赏尤侗的诗文，竟也不怪罪他对满洲统治的冒犯。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汉学士王熙在与皇上讲读书史的经筵上谈及尤侗的文章，顺治帝立刻索去阅览，亲加圈点，再三赞叹，称之为“真才子”！过些日子，又亲自摘录尤侗文集中《讨蚤檄》一文示王熙，说：“此奇文也！”就有人跟着献上尤侗的杂剧《读离骚》。福临读后更加喜爱，令梨园弟子播之管弦，为宫中雅乐，自比之为李白为唐玄宗所作的《清平调》。
尤侗仕途蹭蹬，顺治年间考取拔贡，官职低微。直到康熙十入年，应召博学鸿儒科。康熙帝见到他的名字，说：“此老名士也。”尤侗于是在自家堂楹上刻写了父子两代皇帝对他的评语：
真才子章皇天语 老名士圣上玉音
见者无不艳羡，他自己也深以为荣。
苦读九年下来，顺治已经成为博学之士，可以同当时任何有学问大家名号的大臣、诗人、高僧对话。
他不仅自己刻苦攻读，还颁下了这样的谕令：“满洲、蒙古、汉军及汉人之幼少年者，学习骑射之外，也应旁涉书史。”决意要改变满蒙的落后与粗蛮，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他以极大的热诚，刻苦研读孔孟经典、史书史籍，从积累了几千年的儒家政治理论中找寻治国之路。数年之间，顺治不再是一个对政事茫然无知的少年，读书苦学使他明白了许多东西，形成了自己的主张和思路。这些学说告诉他一个道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最高统治者必须行王道、施仁政，才能长治久安。
反观本民族历来的行事，福临产生了深刻的疑惑与不以为然。民族高压政策和军事征服手段，显然是不能得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之心的。杀戮劫掠，绝不是王者之道。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一月底，福临在大学士范文程的陪同下，到御马厂检阅马匹甲胄。面对着威武雄壮的铁马银甲，顺治帝竟说出这样一番话：
兵器固然不可不备，但戈甲虽备，也不可徒恃军威；军威虽盛，若德政不足以合天心顺民望，也不行的。
但是满洲素以军威立国，正是凭借着无敌的铁骑，才占有了中原的广阔土地。现在顺治皇帝发现不能只靠军队的威压来治理国家，可是具体的政策该如何施行呢？面对这个战乱未平的国家，他又该怎样来履行帝王之责？
在从书籍中寻找答案的同时，福临的目光，也转向了朝中的汉臣文士。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除夕之夜，福临开了清朝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先例，在中和殿宴请内大臣、大学士、汉尚书，还特别赐给汉大学士洪承畴、陈名夏、陈之遴，汉尚书高尔俨、胡世安、金之俊、李化熙、张凤翔等人镶貂皮朝服各一袭，称他们“皆朕倚任大臣”，瞩望他们洁己奉公，做属员的榜样。
福临还屡幸内院，和内院大学士们日夜探讨治国行政的良策。内院，即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内国史院的总称，原是皇太极时期创建的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班子，集中了一批国内学识才干出众的智囊人物，如范文程、宁完我等。在皇太极集权的过程中，内院更成了皇帝与六部之间的枢纽，具备了内阁的雏形。入关后多尔衮摄政时期，全国的抗清战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朝廷根本没有精力进行政治上的建革，内三院也就得不到重视。直到福临亲政后的顺治九年、十年，内三院备受皇帝青睐，不但提高了衙门的品级，迁入了紫禁城内，而且官员的品位也升了上去：大学士与六部尚书同为一品；学士与六部侍郎同为二品，成了责、权都很重大的政府部门。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朝廷将内三院改为内阁的同时，又恢复了翰林院，升为从二品衙门，设满汉掌院学士各一人，都兼有礼部侍郎衔。翰林学士是从科举考试出来的进士中挑选，而清初的科举，几乎是汉士子的专利，因为通晓四书五经、能作八股文的满洲蒙古士人，在当时可说是凤毛麟角。这样，翰林院也就成了汉官的天下。后来，福临竟谕令在紫禁城内乾清门东侧的景运门内建造直房，诏令翰林院各官分班直宿，以备顾问。
此时的内三院，聚集了当朝的才俊。新进的汉大学士，如陈名夏、金之俊、冯铨之流，都是品格低下、无甚气节、降了李自成又降清的前明官吏。但他们都满腹诗书，文才出众，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说起历代的兴亡、政治的成败得失，头头是道，一套又一套，颇能以他们博洽典故、谙练政事的特点，向福临提供所需的咨询，所以受到顺治帝的信用；他们的才学与风度，也让皇帝颇为喜爱，时常亲近。
有一次，汉臣徐元文、叶方霭等人被皇帝召人乾清官。进入殿中，他们看到了这样一番景象：
皇帝未穿平日的袍褂靴帽，却身着汉人文士常穿的单纱暑衫和禅裙，脚曳江南吴地的草鞋，神态安然，举止风雅。
行礼之后，皇帝命他们升殿观看他的藏书。殿中书架数十，经史子集、稗宫小说、传奇时艺，无所不有；书架间又列长几，上面罗列着商彝周鼎、哥窑宣炉、印章画册，数不胜数；其间的布置与气氛，充满了书香与雅气。
顺治帝赐他们席地而坐，问起群臣贤否，时政得失。词臣们以“初进小臣，不能备知”而避开回答。但说起诗赋文章，谈话就有兴致了，聊了很久，皇上才命词臣们出宫。
这一次的会晤，给汉臣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一个以铁骑征服天下的异族君王，能有这样的气质风度，何其难得！他们赞叹道：“难怪天下忘其为夷狄之君焉。”顺治皇帝与汉族文臣的距离越来越近，时时共聚趣谈，但是，他并没有一味放纵自己沉溺在诗文之乐中，而是时刻提醒自己勤于政务。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五月初五日，福临又到内院，发现官员们大多回家了，便不满地说：“内院各官下班太早了吧！”陪同的大学士范文程等赶忙奏答说：“因为今天是端午节，所以下班较早，平日不如此。”十五岁的顺治帝于是训诫说：“要想安逸，必须先习惯于勤劳，等到国家大定，安乐才能长久。如果只图眼前快活，先替自家打算而后才想国家，那纵使安乐也是暂时的！”大概他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严厉了，又谦虚了几句：“自今以往，从朕躬做起，有过就改，卿等也各宜自勉。”
顺治在内三院再三表示，他日求天下太平，切望诸大臣尽心协力，以匡扶朝廷，纠正他的不到之处。顺治十年，内三院接到这样一道圣谕：“近来言官条奏，多系细务，未见有规切朕躬者。朕一日万机，岂无未合天意、未顺人心之事？尔诸臣得无畏惮忌讳而不敢进谏者？朕虽不德，于古帝王纳言容直每怀欣慕。朕躬如有过失，尔诸臣须直谏无隐，即偶有隔闵，不妨再三开陈，庶得者改误失，力行正道，希臻至平。进言切当者，必加旌奖，言之过者，亦不谴责。内三院即传与大小诸臣，卑成悉朕意。钦此，合行传知。”
从这份档案看，年轻的顺治皇帝确实是真心实意地希望臣下给自己提出意见，而且希望不要净说些琐碎的具体事务，要直接针对自己的言行，指出有何不当之处，倘若我一时接受不了，也应该再三陈述，说对了有奖，言词过激也不会怪罪你们。
顺治帝这么说，也的确是这么做的。有一位叫朱之弼的给事中曾上疏指责顺治，说：“今日之病在六部，六部之病在尚书，尚书之病在推诿，推诿之病在皇上不择人，不久任，不责成效，不定赏罚。”这位大臣言词尖锐，把官僚衙门产生种种弊端的原因，一股脑儿全扣在了皇帝头上，矛头直指顺治，确实让人很难下台。这位青年皇帝虽然一直很要面子，却并没有对这样的批评生气，还表示确实是自己用人不当，赏罚不明。
还有一次，顺治下诏说国家没有治理好，百姓生活不安定，边疆战事不断，屡屡征兵征粮，这都是自己领导无方所造成的，并下令自即日起给他上的奏章都不许称圣。几年后，一位在工科任给事中的马屁精姚延启上疏大事赞美他的文治武功，请求恢复称圣，结果顺治不吃这套，将这位溜须小人臭骂一顿了事。
顺治苦读经史、虚心求学，努力弄清行王道施仁政的道理，自身得到了很大的进步。
有一次，顺治帝又至内院阅《通鉴》，问大学士范文程、宁完我、陈名夏等人：
“汉高祖、汉文帝、汉光武帝及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哪一个皇，帝最优？”
陈名夏抢着回答说：“唐太宗似过于诸帝。”
福临说：“不然。明太祖所定条例章程，规划周详，可垂永久，历代之君都比不上他。”
顺治的眼光和见识之独特，出人意料。学识渊博的大学士们一个个年纪一大把，却无不为之惊讶、惊叹乃至惊服。
数年学习之中，皇帝立下了宏阔的志向：他要为大清创建制度，进行改革。
自幼受着“徒恃军威”影响的顺治帝，突然把德政、把合天心顺民望放在更高的位置上，令人震惊，这不但会在朝廷上下引起极大的震动，也确实表现了福临自己的观念正在转向。
他决心要走一条和父兄不同的路，使他统领下的国家和军队，不再只有杀伐之威、兵戈之盛。
2．剿抚并用
面对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面对人口百倍于满洲人的汉族被统治者和光辉灿烂的汉家文化，顺治皇帝挟着少年的锋锐，决心改革弊政、仁德治国。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面对一个如此广阔的天下，一味靠铁骑与刀枪也是实在行不通了。
在亲政之初，福临原本也继续了多尔衮实行的穷兵黩武政策，在全国各条战线上继续维持强大的军事压力。
摆在最前线的，是久经沙场的四位汉王的兵马。他们是定南王孔有德、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跟汉王们并肩作战，或者做他们后盾并在实际上负有监视他们职责的，是满洲八旗军，把最要害的战场交给真正信得过的满洲亲贵率领的军队。统领各个战场和各路兵力的奉命大将军，必定是皇室宗亲中那些能征善战的名王。
只是，当年随着努尔哈赤、皇太极在腥风血雨中征战多年的老一辈开国名将，到顺治亲政的时候已逐渐一一谢世。
顺治三年，饶余亲王阿巴泰病死，时年五十八岁；
顺治五年，德高望重的礼亲王代善病死，时年六十六岁；
同年，功勋卓著的肃亲王豪格冤死狱中，时年四十岁；
顺治六年，平定江南、智勇双全的豫亲王多铎病死，时年三十六岁；
顺治七年，专擅朝政、文韬武略的摄政王多尔衮病死，时年三十九岁；
顺治八年，消灭李自成有大功的英亲王阿济格因密谋作乱罪赐死，时年四十六岁。
顺治帝的父辈中最有威望最勇武的诸王消殒殆尽，至此只剩下了郑亲王济尔哈朗。但郑亲王是辅政叔王，不能轻易离朝，况且他年老体衰，已难以承担出征作战的任务了。
好在长期战争的磨炼，皇室中又成长起新的一代战将，都是顺治帝的堂兄弟和堂侄。他们中的许多人，如巽亲王满达海，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等，在顺治亲政之初，随同郑亲王济尔哈朗一起，合词奏请严惩有谋逆大罪的摄政王多尔衮，给少年皇帝以极大的支持。另外，还有谦郡王瓦克达，信郡王多尼，承泽亲王硕塞，安郡王岳乐、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简郡王济度、康郡王杰书等人，都有过出色的战功，都是顺治亲政初实行武力征服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年轻的一代在顺治七八年间初露头角，比起满洲亲贵中的老辈人，他们也更容易理解和支持初亲政的小皇帝。
当需要加强各个战场的军事压力或挽救危势时，皇帝就立刻派遣他们领大将军衔出马征战，以示威压。凭着本民族的尚武精神，凭着对剽悍善战、凌厉无比的八旗将士的信心，再加上这样可靠的亲贵统兵，福临曾以为打平天下、统一天下当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但是，现实很快打碎了他的盲目乐观。事实在不断地告诉福临：一味的军事压力是不够的！
亲政两年多，全国各地的战事呈胶着状，远远看不到势如破竹、大获全胜而后天下俯首的前景；而军费开支的沉重包袱，使国家财政进一步恶化，也使朝廷腾不出手来做任何政治与民生方面的大事。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对福临来说是十分难熬的一年，充满了打击与失望。
这年二月，三十二岁的巽亲王满达海之死，揭开了朝廷厄运的序幕。三月里，四十岁的端重亲王博洛和二十四岁的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在十天之内先后辞世；八月，谦郡王瓦克达又去世了，时年四十七岁；还是在这个八月，又传来一个令举朝震惊的噩耗：南明永历朝大将李定国取湖南、进广西，大败清军，攻陷广西省城桂林，镇守广西的定南王孔有德兵败无路，闭户自焚而死！
孔有德一向有虎将之称，他降清最早，在明朝降官降将中封王最早。当初他带着一支装备着最先进的火炮火铳和兵船的部队从海上来投皇太极，皇太极大喜过望，远迎十里，亲自在浑河岸设宴欢庆。因为这支在当时可称为最精锐的军事力量归属了皇太极，对明清双方实力的消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后来在大清国的兴起和进军中原、统一天下的战争中，孔有德血战数年，建立了卓越功勋，位列三顺王之首，与开关迎降的吴三桂并驾齐驱。所以，桂林失陷、定南王败死，对清朝廷、对顺治帝是一大打击！
到了这个地步，深受满洲传统影响的福临，仍然执迷不悟，又命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征讨被南明永历朝控制的湖南、贵州。为表达皇帝的厚望和全力支持，福临排出浩大的仪驾，亲自远送敬谨亲王直到南苑。
尼堪率精锐十五万、号称三十万的兵力进入湖南，衡州一战，竟全军尽没。尼堪本人阵亡，年仅四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