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胡雪岩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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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当时,各省协饷都汇到上海,供两江总督衙门所用。这些钱都先汇到上海道衙门,再由上海衙门交给两江总督衙门。而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则代理总督衙门公库。所以邵小椿应该将各省协饷,汇入阜康。邵小椿却刻意扣下应该解交阜康的协饷。阜康钱庄的大伙宓本常也搞鬼,挪用钱庄资金另作生意,结果发生亏空(无法归垫。

阜康钱庄上海分号里外被坑,外面资金该进未进,里面资金不应出而出。两头掏空,库存空虚,北洋派此时在外面放风声说,阜康资金不足,阜康钱庄信用大受打击,惨遭挤兑,只好停止营业。仟庄到了停止营业的地步,信用就整个破产。上海阜康被挤兑关门的消息,马上传遍各地,各地阜康钱庄都遭到挤兑。

影响所及,胡雪岩名下其他事业也都到周转问题,资金全面吃紧。局面走到这一步,只有政府能救他。可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出于众,人必非之”,胡雪岩树大招风,一则早遭人忌;二则朝廷中李鸿章等北洋系大员又倾力推波助澜,说胡雪岩涉嫌欺诈,三则各地主顾纷纷上书,状告胡雪岩;四则左宗棠虽极力保胡雪岩,然而左宗棠平时目空一切,得罪的人太多,朝中大臣不买他的帐。于是,朝廷下旨查封胡雪岩家产,并除去胡雪岩的二品官衔及顶戴。不可一世的胡氏王朝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事后看来,如果左宗棠与李鸿章和平共处,或者左宗棠压倒李鸿章,不论是战是和,总之不被李鸿章压倒,胡雪岩就不会垮台。

晚清,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商业不得不依赖于政治。政治上的斗争往往使得商业发展历经波折,如果不依靠官场,不可能有大的发展,而靠得太近,却又成为官场斗争中的牺牲品。

成功语录:

多事这秋,冒险待强

做生意自然要冒风险。因为做生意要寻找商机,然而机遇与风险是相伴而行的,无论什么生意都带有几分风险。经商要树立风险意识,这是由商业京营的本质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看,做生意就是一种用钱去赚钱的生意。而事实上,一笔投资下去是不是能真正赚到钱,要受经济形势,市场状况乃至政治形势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因而并不是预先就呢看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的,往往必须到最后才能见分晓。从这里看,做生意类似炒股。升值越高的股可能跌得越厉害。利润越大,风险越高,因此,有人把投资当作赌场上的下注,称为“押一宝”,就是此理。

不过,这里也确实存在该不该去“押一宝”的正确判断的问题。敢于承担风险决不是不计后果,也决不是明知死路仍然要“一条道走到黑”的胡拼乱撞。

首先,这里有一个值不值得冒险的问题。这个好判断,用胡雪岩的话说就是:“人生在世。不为利,就为名。做生意也是一样,冒险值不值得,就看你两样当中能不能占一样。”也就是要么有利可图,比如胡雪岩从太平军逃亡兵将那里融资的举措;要么是有名可得,比如为左宗棠筹粮、筹饷,支持左宗棠平西北之乱,这自然含有冒险过后名利双收的意思。但是,从具体行事看,常常确实难以名利双收,两全其美的事太少,所以,或名或利,也常常要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和正确的选择,起码不做一险冒过,名利皆失的事。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商业运作中的冒险一定要明白可不可以冒险,决不是毫无保证的铤而走险,所谓刀头上舔血,应该是最终能舔到血而不伤自己的舌头,假若舔血之时割破舌头让自己也出了血,甚至割掉了舌头,这种血,无论他有多大的诱惑力,也不能舔。一个生意人,在决定承担风险前,应当考虑那些经过周密策划安排之后以免可能出现的人力无法左右,同时也可能使计划受阻乃至前功尽弃的环节。因此,尽人事,而听天命,把所要承担的风险尽可能降低是科学可行的。

关于具体的风险“担保”,自然是因事、因时、因势而定,但总的说来,风险承担者在考虑寻求“担保”时,有两大原则是可注意的。

其一,所冒的风险必须是那种即使失败也不会伤及根本如生命、信用、信誉等的风险。不伤及根本,虽败不倒,还有东山再起的资本,否则,必将一败涂地,永无翻盘的希望。

其二,要预先谋划好一旦事败后的退路,凡事都要留有退路。退路谋划好了,一是可以壮胆,不会在风险面前畏尾;二是一旦计划受阻或败局已定时,不至于惊慌失措而导致处置失当,把事情越搞越糟。而且还可以退为进,进行迂回包抄,或金蝉脱壳,获得喘息之机。

胡雪岩在事业发展之初也冒风险,开钱庄本就是个风险极大的的行业。但胡雪岩极谨慎,而且有王有龄作靠山;在接受太平天国的逃亡兵将的匿产存款时,也早想好了退路,用“人家来存款的时候,哪个晓得他的身份?他额头上并没有写着字:我是长毛。”这确实不失一个一旦事败之后开脱自己的理由。

胡雪岩为了控制生丝市场,大量囤积生丝、蚕茧。到他破产前一年,为囤积丝、茧投入的资金已达两千万,而且继续投入资金增加丝、茧积量。胡雪岩认为洋商之所以压价,一是因为洋商以为他胡雪岩在现有情况下一定会急于脱货兑现,无论价格多低,他都会接受。二是现在市场上还有货,可以不急于买他胡雪岩的货。正是这样一种估计,促使胡雪岩不仅不降价,还有投入资金加大囤积。他这样做,一是要做出一种姿态告诉洋人——我胡雪岩并不急于脱货求现,二是要将上海市场上的生丝市场垄断,打消洋人从别的渠道购得生丝的念头。洋人买不到丝,自然要来找我,这样就更奇货可居了。

除此以外,胡雪岩这样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和朝廷争口气。在胡雪岩看来,中国的官府和外国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国官不恤商而外国政府却尽力帮助本国商人做生意。比如洋人到中国买丝,本来盈亏釉负,与政府毫不相干。但他们的政府却帮他们说话,要求中国降低捐税,以减少他们的成本。他如今做生丝生意销洋庄,和外国人一较高低,为民族争利益,但朝廷不仅只是那里看热闹,甚至还说冷话,扯后腿。为了争口气给朝廷看,他还是得挺住。

一个自诩只知道“钱眼里翻翻跟头”的商人能有这样一番壮志情怀,的确让感佩。但<孙子兵法>云“主不可以怒而兴兵,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之所以不能以愠怒兴兵,是因为兴于愠怒必蔽于意气,蔽于意气则必然惑而不明,正常情况下一定给予高度注意而决不致于忽略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弃之不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败局在没有正式交战之前其实就几乎定下来了。所以<孙子兵法>特别告诫,兴兵之道在于“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且须“明主谨之,良将谨之”。

胡雪岩却犯商家大忌,不顾客观形势,徒乱冒险。表一面上看来他是针对市场情况作出的生丝决不降价脱手,实际上这一年,洋庄极不景气,整个国际生丝市场的价格都趋于疲软,上海一级生丝价格是每两17先令4便士,而伦敦生丝市场公为16先令个便士。洋商自然不会在上海高价买进而在伦敦低价售出;进一步投入资金更是不智,生丝不适合存放时间长,而且他已经被丝茧压进大笔资金而导致资金周转不灵。而洋人实力雄厚,万一洋人联合起来对付他,双方形成僵局,吃亏的一定是胡雪岩自己。胡雪岩虽然也想好了对付洋人联合的办法,即自己收购倒闭的机器缫丝厂,也从事机器缫丝,以增强与洋商对抗的实力。但由于胡雪岩一直反对机器缫丝,再加上宓本常为掩盖自己挪用公款的罪恶行径而加之阻挠,这一招也没起到作用。到这一年底,挤兑风潮起,他也就彻底崩溃了。

其实,胡雪岩不该冒这个险,一是这个险不值得冒,朝廷不管你是生是死,也就捞不到什么名;本来国际生丝市场就趋于疲软,而且生丝不能存放太长时间,也就不能获利,名和利都不能获得,冒这风险显然不值;其次,一旦失败,自己的全部资金都要赔光,将一败涂地,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而且自己的资金有限,钱庄和典当支撑不起这么大的资金需求。假若胡雪岩能审时度势,在开始积压时,就降价卖出大量生丝,那么钱庄被挤兑时,也就有强大的的资金渡过难关了。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假设,胡雪岩历史性地失败了,历史改变不了这一切。

经商之道与战事之道是相通,明知打不过还要打,误把赌气当争气,铤而走险,往往是“搬走石头砸自己的脚”。敢于冒险,懂得如何去冒险,个中玄机,实在高深精奥,行于商道者,不可不察。

更仆难数回天乏力

胡雪岩眼界颇高,自信心极强,凭旺盛的精力和强烈的扩张热情拓展事业领域。但经常远离在商言商的范畴,在经商过程中凭一人之力挑千肩重担,动辄加诸社会使命,在事业的鼎盛时期,胡雪岩凭自己强大的实力还能独自支撑,但这些社会使命使胡雪岩犹如重负压骆驼,一斤一斤往上压,起先骆驼不在乎,后来则挣扎硬挺。到了最后,总有一根稻草发生质变效果,以轻如鸿毛的附加重量,压垮了骆驼。

按一般常识,商人在商,对商场外的事少管为妙。然而,胡雪岩却经商离开商业范畴,做自己不该做的事,大包大揽,负荷太重。

胡雪岩为左宗棠筹饷而向洋行借款,在商业角度看是很不划算的事。这是因为,一方面洋人课以重利,这笔借款本来就利息太重;另一方面,用于军饷、军款的借款又不是商款,不能楚弓楚得,牟利补偿。但胡雪岩为报左宗棠的知遇之恩,不顾商业实利,替左宗棠筹集商股,同时向英国汇本银行借款,华、洋两面共借得五百五十万两用于西征粮饷。照左宗棠计算,七年之中,陕西和甘肃两省可筹协饷一千八百八十万两以上,以这笔饷款清偿“洋债”足够了。但是,协饷解到的时间不一,而洋行则不可能不议定还款期次就放款。胡雪岩代左宗棠借的洋债就实际定半年一个还款期次,六年还清,协饷不到,则由胡雪岩垫付。这一笔贷款业务,实际上成了胡雪岩的一个较大的负担。更为甚者,左宗棠奉调入京之前,为了替后任刘锦棠筹划西征善后,又敦促胡雪岩向汇丰银行借招股贷款四百万两。

借洋债用于军需粮饷,本来就是国家的责任,但这两笔计二千多万两的债务风险,却落中了胡雪岩一个人身上。光绪四年,左宗棠为借洋款上奏朝廷,一个月后接到朝廷批复:“借用商款,息银既重,各省海关除划还本息外,京协各饷,更属无从筹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计。此次顾念左宗棠筹办军务,事在垂成,准照所议办理。嗣后无论何项急需,不得动辄息借商款,至贻后累。”此批复中说的“京协各饷”即“京饷”,指朝廷在京内的各项开支:朝廷批复的意思其实非常清楚,那就是,因你们重息借商款,以至京内各项开支都无处筹措,然还款也就不能帮你们了。朝廷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对这笔借款采取了逃避责任的态度。这样,借款的风险无形之中都加到了出面筹借的胡雪岩一个身上。因为虽然这两笔借款都由各省解陕西、甘肃两省的协饷还,但协饷解到时间不定,而且当时各省协饷并不能全额保证,甚至原议解汇的协饷还有可能取消。洋债是由胡雪岩出面借的。如果协饷不到,无法还款,洋行自然找胡雪岩。

以胡雪岩的财力来说,正常情况下做临时垫付当然问题不大,但局势已经发生变化,上海市面极为萧条,市面存银仅百万两。而且胡雪岩因与洋人打丝战,囤积生丝,积压资金二千多万两。屋漏偏逢连夜雨,因越南主权之争。中法战争一触即发,胡雪岩又为左宗棠筹集粮饷五十万,而且李鸿章已经下决心要整垮胡雪岩。各省协饷都被邵小椿扣留,不解交阜康钱庄。而胡雪岩为保住自己在左宗棠面前的面子,竟然不听古应春的劝告,不发电给左宗棠要求邵小椿发放各省解至上海的协饷。

风波突起时,连得力的补救措施也没有,眼睁睁看着阜康钱庄被挤兑,阜康一垮,多米诺骨牌效应旋风而至,胡雪岩其他事业也就一轰而塌。

正当胡雪岩尽力支撑残局时,要保住阜康的信誉,以图再战的时候,传来宁波通裕、通泉两家钱庄同时倒闭的消息。通裕、通泉两家钱庄是阜康联号,胡雪岩自然也是东主之一。浙江藩台德馨接到电报,以他和胡雪岩的关系,他不愿就此撒手不管,便向胡雪岩许以如果这两家钱庄有二十万可以维持的话,他可以出面请宁波海关代垫,由浙江藩库归还。遗憾的是,胡雪岩拒绝了德馨的好意,企图凭个人的力量,维持通裕、通泉这两家钱庄,却不知道自己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

胡雪岩大包大揽,在乱世之中以一人之力而承担国家的债务,是不符合在商言商的道理的;在事业已出现危机征兆的时候,为了面子,而不求左宗棠帮忙,更是不智;在阜康被挤兑,通裕、通泉两家钱庄倒闭之时,拒绝德馨的好意,则是近乎自杀。商场上,既讲究利益均沾,也讲究风险共当,胡雪岩却为讲义气,利益是与合作伙伴均沾了,风险却独自承担,对一切后果都大包大揽,终于酿成失败的苦果。个人的力量是有限度的,胡雪岩却依仗自己雄厚的实力,对一切事情都大包大揽而致失败,是值得今人警觉的。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不是自己能做的事就应该勇敢地放弃,要有壮士断腕的精神,或寻找合作伙伴共担风险,共享利益,方是上策。一味死撑,大包大揽,到头来,血本无归,丧失东山再起的机会,不是智者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