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胡雪岩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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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一厘?雪岩兄的大仁大义,我今日算是真正见识了。雪岩兄,彼此换心,你帮了抚台大人和我的这个大忙,抚台大人和我必将没齿步难忘,如有可以帮雪岩兄的,雪岩兄尽管明言。”

“小人这点微薄之力哪敢让两位大人劳神回报。”胡雪岩漾逊一番后,转入正题,“雪岩只望抚台大人到任之后,能将盐、织方面的税款都交由小人经营的阜康钱庄往来,小人就感激不尽了。当然,小人也知这只是小人的一番愿望罢了,若有成,小人日后必当重谢。”

听到“重谢”两字,太守眼睛为之一亮,很慷慨地答道:“这不过是举手之劳,敬请放心。”

两人又饮几巡后,胡雪岩离开太守府,迅即召来刘庆生,命其速凑两万五千两银子送往太守府。

刘庆生踌躇了一下,说:“那只好动用同业的‘堆花’了,其余的大多放出去了。”

“可以。”

“可‘堆花’只有半个月的期限……”

胡雪岩思索一阵后,答道:“半个月的期限,可以了。湖州那边的粮款催紧点,十天半月就能收到。做生意讲究一个‘活’字,借鸡下蛋,拆西墙补东墙,只要不穿帮,这就是能耐,这也就是所谓的‘调度’。只有这样,做生意才能有超前性,才能不为人所制。”

次日,刘庆生将“堆花”的两万五千两银子送去了太守府,半晌方回,满面喜色。胡雪岩早已猜到又有意外的好消息,便问:“庆生,情形怎样?”

“抚台大人已向太守大人交代了两件事,都与我们有关,且都是大喜之事。”刘庆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畅言道:“上次钱业公所承销官票,已复禀朝廷,由于阜康带头认领,且数额甚大,故朝廷将下旨,特加褒奖。这么一来,阜康的声名,可就上达京城了。另一件事就是,抚台大人已吩咐,要将江宁、浙江两地解往江南大营充饷的税款,尽量交阜康往来。这可是一笔不小的生意。”

“那真是太好了!”素来沉稳的胡雪岩听了这两个意外之喜,也不由得喜形于色,“这下咱们阜康不仅不用愁没有生意做,还可把生意做到上海和江苏去。妙极,妙极。”

借款给抚台竟取得这样的结果,胡雪岩非常满意。自从阜康开业以来,事事顺利,前景花团锦簇,令人乐观。所以说,做生意,一定要看得准,懂得从长远和大局考虑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一切机缘中寻找出商机。

且说是时,胡雪岩送王有龄到湖州去上任,又雇请了阿珠家的客船。说来也巧,湖州本是江浙一带有名的蚕丝产地,产出的蚕丝号称“天下第一”,连洋人也十分看好,而那里正是阿珠的家乡。阿珠娘已随阿珠爹经营客船十几年,自小耳濡目染,也颇懂得一些关于养蚕、缫丝甚至茧丝生意的事情。胡雪岩在阿珠家的客船上与阿珠娘的一席交谈,不仅促成了他涉足生丝生意的决心,而且有了一个长远的通盘打算。

首先,胡雪岩立即就和阿珠娘商量,自己出资请阿珠父亲出面做“丝主人”,在湖州开办一家丝行,自己做“丝客人”,并要求他们此次一回湖州就着手一切事宜。胡雪岩这样安排,出于两个原因,一是王有龄已经被派任湖州知府,由于自己和王有龄的特殊关系已经众人皆知,所以要避嫌;二是他准备将来就以代理的湖州公库资金买丝,然后在杭州“变现”,解往“藩库”,这样又等于是做无本生意——湖州的公款本来就要解往省城杭州,交付“藩库”,先垫支一下,买丝到杭州变现之后再交付“藩库”并不为过,如此一来,死款变成了活钱。现就能用它作本周转一道,何乐不为? 这一眼,可真准了。这下,胡雪岩是看准了生丝生意,生意还没上手就看到用代理湖州库银,脱手变为杭州“藩库”的生财之道,真可谓不止看得准,且看得远了。

湖州的“公库”的款本来就要解往省城杭州,交付“藩库”,先垫支一下,买丝到杭州变现之后再交付“藩库”并不为过。如此一来,死款变成了活钱,用公款做本易贷周转,借鸡生蛋,的确是个不错的经营手法。

但是,胡雪岩的目光并没有局限于此.他还有看得更远更广——在生丝生意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就想到了和洋人做生意,销“洋庄”。所谓销“洋庄”,也就是和洋人做生意,组织生丝出口。

晚清开埠之后,中国与欧美及日本的贸易以江南丝、茶为大宗。而随着17、18世纪西方纺织工业的飞速发展,生丝需求量更是日益增大。经由上海外销的江南丝绸,又在整个上海“洋庄”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治、光绪年间仅江苏镇江就以丝绸“行销于北省及欧、美、日本者,岁人数百万”。

胡雪岩之所以要销“洋庄”,是因为销“洋庄”,上万两的丝囤积起来,磐价钱好了卖给洋人,自然是更有赚头。胡雪岩的这一构想,确实体现了一个大商人的远见卓识。

生丝生意开始后,胡雪岩来往于杭州、湖州、上海之间,在联合同行业、控制市场、垄断价格上绞尽脑汁,精心筹划,与外商买办斗智周旋,终于按着他的构想做成了第一笔洋庄生意,赚下了十八万银子的利润。

后来时局出现了对胡雪岩十分有利的局。一方面新丝虽然快要上市,但由于朝廷禁止运往上海,胡雪岩的现有囤积也就成了缺货、奇货:另一方面,朝廷在上海设立内地海关,洋商在上海做生意必然受到一些限制.而从洋商布告本国侨民不得帮助小刀会,和他们极力反对设立内地海关的情况看,他们是迫切希望与中国保持一种商贸关系的。此时胡雪岩联合同行同业操纵行情的工作已经大见成效,继续坚持下去,迫使洋商就范,将现有存货卖出一个好价钱,一定是迟早的事。

但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胡雪岩毅然做出出人意料的决定,竟将自己的存丝按洋商开出的并不十分理想的价格卖给洋商。

做出这一决定,就在于胡雪岩由当时出现的各种情况,看出了整个局势的发展必然会出现的前景。当时太平天国已成强弩之末,洋商也敏感地看到这一点.从他们的态度看,他们事实上已经决定与朝廷接续“洋务”了。

同时,虽然朝廷现在禁止本国商人与洋商做生意,但战乱平定之后,为了恢复市场,复苏经济,“洋务”。必得继续下去,因而禁令也必定会解除。按历来的规矩。朝廷是不与洋商直接打交道从事贸易活动的,与洋商做生意还是商人们的事情。

正是基于这种原因,胡雪岩看出了一个必将出现的大方向.那就是,他迟早要与洋商长期合作。

而且,胡雪岩意识到,与洋商的生意能不能顺利,最终只能靠商人自己的运作。既然如此,也就不如先“放点交情给洋人”,为将来留个再打交道的余地,为今后的长远利益着想。

这正是胡雪岩的远见之处。正是由于有这票生意“垫底”,胡雪岩为自己铺就了一条与洋商做更大生意的道路。

据《光绪实录》卷174:“光墉所营以丝业为巨擘,专营出口,几乎垄断国际市场。”清欧阳昱《见闻琐记》中谈到:1872年,新丝将出之际,胡雪岩甚至“遣人通天下收买,无一漏脱者”。这一年他为垄断市场收购新丝而投入的资金达二千万两,使“夷人(洋商)欲买一斤一两而莫得”。

事实表明,胡雪岩凭借其独到的眼光,捕捉到一个又一个商机。正因为他看得准,选对了行业,为自己带来了滚滚财源;正因为他看得远,把生意做到了国外,缔造了庞大的经贸大厦。胡雪岩的事业,以资助王有龄进京“加捐”为始。当时王有龄是一名落魄公子,常人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惟独胡雪岩敢于烧冷灶,倾其所有,把毕生的赌注押在他身上,这体现正常人所不曾有的勇气和魄力,结果天从人愿,王有龄平步青云,胡雪岩的命运也因之发生转变。当然这不仅需要胆量,同时还需要“见识”。项羽,虽为一代枭雄,但却有勇无谋,范增为之扼腕叹息:“唉!竖子不足与谋也。”最后只落得乌江自刎的悲怆境地。胡雪岩之所以倾囊相助王有龄,是他看出王有龄“骨法当大贵”,有利可图。而他开设阜康钱庄后做的几件事,更是体现他作为商人的远见卓识,的确非同凡响。做生意,既要有远大的眼光,又要有锐利的眼光。有远大的目光,才能从长远和大局考虑问题;有锐利的目光,才能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市场动向,将天时、地利、人和汇于一身,生意无有不成。

成功语录:贵乎盘算整个局势,看出必不可易的大方向,照这个方向去做,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眼观六路,适时应变

卡耐基指出:“在商业活动中,时机的把握甚至完全可以决定你是否有所建树,抓住每一个致富的机会,哪怕那种机会只有万分之一实现的可能性,只要你抓住了它,就意味着你事业已经成功了一半。”

一个经商人的眼光决不能只盯在自己做着的那一门一行上。如果仅仅盯着自己做着的那一门一行,即使你看得再远,也只能发展那一门一行,终归要受到限制。因为你能够看到的那块天本身就那么大,所谓坐井观天,眼界也就有限了。

时机,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东西,她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关键就在于你能不能够牢牢地将她握在手中。因此,一个生意人除了具备商业的眼光和创业的胆识之外,还得看得开,要能在五行八作各门行当中看到自己可以一为的地方,这也就是所谓眼观六路,适时应变。只要具有这样的能力,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商人。

眼光六路、耳听八方

胡雪岩为生丝生意逗留在他在上海的基地裕记丝栈。这天他到裕记丝栈处理生意上的事务,顺便在丝栈客房小歇。他躺在客房藤躺椅上,本想考虑一下自己生意上的事情,无意中却听到了隔壁房中两个人的一段关于上海地产的谈话。

他们谈到洋人对城市的开发与中国人很不一样:中国人是先有市后有路,凡是人们聚集起来进行买卖活动的地方就自然习惯形成了集市,形成了城市。这种开发方式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往往是城市得到发展,需要拓展道路、扩充市面的时候,自然形成的道路两旁已被房屋摊贩挤占,很难扩展了。而洋人的方法却不一样,他们是先开路后有市,路开好后,就会有人来做买卖,时常自然就兴旺起来了,如今上海的市面开发就采用洋人这种方式。

最后,其中一个说:“照现在的情形看,大马路,二马路,照此一直发展下去,上海南北方向很快就会繁荣起来。而向西一带,潜力更大。谁如果眼光长远,趁现在,不管是芦苇荡还是水田,尽量买下,等洋人的路开到那里,坐在家里就发财了!”这里谈到的确是实情。比如今天仍然是上海最繁华的,也是老上海标志的外滩,就是修路修出来的。自1843年到1850年上海被迫开埠初期,外滩只有一条从黄浦江边泥滩到外国人聚居区西边界的土路,这条总长约500米的土路主要是为外国人跑马溜缰修筑的,也就简单地称之为“马路”。这也就是今天南京东路外滩到河南中路一段。1850年到1853年,这条土路开始向西延伸至现在的浙江中路,路面亦由黄土路面、黄沙石子路面铺筑为煤渣石路面,并加宽至7.5米,时称“派克弄”或“大马路”。1862年,“派克弄”继续西筑至现在的西藏中路外,由此大体完成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南京路的修建规模。更重要的是,随着这条路的不断扩延,以“派克弄”为轴心,出现了东西向、南北向干道各13条,终于形成了直到今天也仍然让老上海人骄傲的外滩,1864年初的《北华捷报》就宣称:“新马路或已开辟成功,或正在修建之中,外滩已经出现一种看来非常繁荣的外貌。”

正可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胡雪岩激动了。等伙计陈世龙回到丝栈,他立即拉上陈世龙,雇了辆马车去实地勘察。在勘察中,他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趁地价便宜,先买下一片地,等地价上涨后转手卖掉;二是通过古应春摸清洋人开发城市的计划,抢先卖下洋人准备修路地界附近的地皮,转眼之间,钱就滚滚而来。正是上海开埠、开始大发展的时候,当时虽然太平军正顺江东下,试图一举占领江浙一带富庶之地,但英、法等国为了自己的在华利益,清廷为了借助洋人对付太平军,他们之间心照不宣地定下“东南互保”的策略,联合起来坚守上海,当时的上海成为其实没有受到多少太平军炮火影响的“孤岛”。而由于太平军的进攻,从东南各地逃难至上海租界中的人却越来越多,上海市面也随之更加兴旺。事实上,这个时候正是南京路不断向前延伸的时期,也是上海历史上第一次房地产生意高潮到来前夕。到上个世纪末期,上海每亩地价已由几十两涨至2700两,其后不数年间,上海外滩地界的地价甚至一度高达每亩36万两白银之巨。这一档子买卖,可不就是一个一本万利的大财源?只有能够准确发现一个又一个投资热点,不放过自己遭遇到的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为自己开拓出一个又一个财源,这才能称得上是会眼光六路、耳听八方,胡雪岩即使凭借这种本领纵横商界的。

而对于胡雪岩这样一位眼光六路、耳听八方人来说,实在是到处都能见到财源,到处都能开出财源。比如他为销“洋庄”走了一趟上海,在上海的“长三堂子”吃了一夕“花酒”,酒宴上与那位后来成为他可以生死相托的朋友的古应春一席交谈,就让他抓住了一次赚钱的机会。

古应春是一位洋行通事,也称“康白度”或“康白脱”。中国开办洋务之初,这样的通事是极要紧的人物。他们表面上主要充当的是类似今天的外事翻译的角色,但由于这一角色的特殊性,在当时的“外贸”活动中,他们其实还承当着为买卖双方牵线搭桥的职能,实质上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买办。“康白度”或“康白脱”等也就是英语comprador的音译。有意思的是,咸、同年间人的笔记中,也有将这个词译作“糠摆渡”的,并就中文意思加以附会解释,称买办介于华人和外商之间以助成交易,犹如以糠片作摆渡之用。这种解释既有指明买办居间于华、洋之间的作用,也暗含讥诮。不过尽管如此,却也歪打正着,部分道出了买办的职事性质。

胡雪岩要和洋人做生意,自然一定要结识这样的要紧人物。胡雪岩来到上海,设法托人从中介绍与古应春相识。请吃花酒是当时上海场面上往来应酬必不可少的节目,于是便由胡雪岩做东,尤五出面,在怡情院摆了一桌以古应春为主客的花酒。酒席上,古应春谈起他自己参与的洋人与中国人的一桩军火交易。那一次洋人开了两艘兵轮到下关去卖军火,本来价钱已经谈好,都要成交了,半路里来了一个人,直接与洋人接头,说是太平军有的是金银财宝,缺的是军火,洋人一听立即单方毁约,将原来议定的价格上涨一倍多。买方需要的军火在人家手里,自然只能听人家摆布,白白让洋人占了大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