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其他亚洲文化的人一样，朝鲜人初次见面相互介绍时往往会问“你在哪家公司高就？”，而不是像西方国家的人那样更想了解对方的头衔或职务。朝鲜人的姓名也是姓在前，名在后。这些都表明了朝鲜人的集体主义倾向，了解了这种集体主义倾向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朝鲜人总是强调团队的努力，避免突出个人的作用。
在朝鲜，集体的利益被认为高于个人的利益。这是一个高背景社会，是不是忠诚最为紧要，至于是不是事实，则在其次。朝鲜人很不适应西方人直截了当的沟通方式。从政府高官到普通百姓都应该说“实话”，但这个“实话”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符合传统理想和准则的思想和感情。因此，要传达的信息并不在所说的话中，而在所说的话底下隐含着的信息中。
男人和女人都应克制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要表达只能表达对社会有益的思想和感情，儒教文化都是这样。例如在被要求为了救朋友作伪证的时候，像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中90％以上的人会拒绝这样做，而朝鲜人中拒绝这样做的只有37％（特龙佩纳尔和汉普登一特纳，1998年）。
亚洲的爱尔兰人
朝鲜人有点像爱尔兰人，因为朝鲜人往往比他们的亚洲邻居更容易感情冲动。追根溯源，朝鲜人之所以容易感情冲动与他们的集体主义意识和外国势力的长期统治有关。朝鲜人在遭受外国占领期间不时揭竿而起，公然反抗。佛教的影响也是部分原因。韩国人中25％信奉佛教。佛陀所主张的中庸原则——克制感情，在任何情况下都尽量保持身体的平和——在韩国仍然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正如第3章“日本的花园”中所述，佛教与传统的儒教理想相结合往往导致情感压抑，而受到压抑的情感则会周期性爆发出来。从这一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注重仪式、注重集体主义和情感交流的天主教在韩国比在亚洲其他国家更容易立足。韩国现在信奉天主教的人达到韩国人口的25％，主要是年轻的一代。从繁重的家庭责任的角度来说，基督教也不像儒教那么压抑，前面所叙述的60大寿的庆贺活动就是例证。
集体主义和情感压抑都与朝鲜人的和谐安宁感有关，和谐安宁感是朝鲜人的生活方式的核心。和谐安宁的概念与“面子”密切相关。从字面上来看，丢面子意味着丢掉眼睛，丢掉鼻子，最后是丢掉整个脸面，乃至性命。丢面子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着众人的面，哪怕稍微批评一下都让人难以忍受。与西方的不惜一切代价赢的概念不同，面子是一套不言而喻的规则，个人的尊严和集体的和谐都通过这套规则来保持。为了避免丢面子，常常要进行艰苦的谈判。谈判中包含着大量高背景的行为，包括不直接说“不行”。诸如“我们可以再考虑考虑”、“不太好办”之类的话可能就是在说“不行”。同具体环境下的中国人一样，朝鲜人在同意采取行动之前总要充分研究实际条件，在同未来的生意伙伴做生意之前总要对这个生意伙伴进行深入了解。西方人往往谈判一开始就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后随着谈判的进行不断修正自己的态度。高背景的朝鲜人则相反，他们习惯于在谈判开始的时候不置可否，到谈判快要结束的时候才表明态度或提出结论。把中国的经理人员作决策的过程录下来放给美国的经理人员听，美国的经理人员感到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令人难以置信；同样，把美国的经理人员作决策的过程录下来放给中国的经理人员听，中国的经理人员则会感到美国人的行为模式令人难以置信（特威钦，未注明日期）。
朝鲜人喜欢一个人，会比他们的亚洲邻居更倾向于将这种情感表达出来。西方人到韩国来做客，随便说到喜欢韩国主人的手表，韩国的主人就会把手表摘下来送给客人，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样做也符合佛教的教义，佛教认为受益更多的是送礼者而不是受礼者。
泡菜不仅反映了朝鲜人的集体主义意识，而且反映了朝鲜人的情感外露的特征。正面的情感在60大寿的寿宴上自然要表现出来，就是在平时吃饭的时候只要有泡菜也会表现出来。不过要是违背了朝鲜人高背景的交流方式，特别是在桌子上摆着泡菜的时候，气氛就会紧张起来，很有可能会发生不愉快的情感冲突。
在韩国，做生意最能反映由泡菜所体现的文化价值。韩国人组织生意活动的方式与日本人的方式相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将被取缔的财阀形式改造成现代的“系列企业”形式。所谓“系列企业”就是一个大型企业集团，集合着大约300家公司、一家大银行、一家进出口公司和承包商，集团下属公司的股权相互交叉，日本的松下公司就是这样一个企业集团。在韩国，这种以家族所有权为主的集团称为“财团”。二战后，由于工潮频仍，日本的“系列企业”中的大公司引进了工人和经理人员的终身就业制度，享受终身就业的人约占日本劳动人口的25％。韩国在二战后也经历了频繁的工潮，但韩国没有正式采纳终身就业制度。韩国“财团”的操作更多地反映了中国的文化而不是日本的文化。相比之下，日本人更强调员工的参与。韩国人同中国人一样认为权力是自上而下的，这也许就是韩国的管理层与工人隔绝的程度高于日本的原因所在（见卡罗尔和甘农，1997年）。另外，韩国“财团”中的所有权也不像日本的“系列企业”那样分散于非家族成员之间。由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韩国的经济已经变得更加开放了，但“财团”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朝鲜人在工作中不愿意冒险，不愿意自作主张。几乎所有的行动都由委员会决定，这样一来，如果决策失误就可以避免任何个人单独承担责任。
这种厌恶风险的心态加上儒教的等级制度和关系就构成了朝鲜的高背景社会的另外一个特征。在公共场所，朝鲜人几乎不给别人提供什么个人的空间。尽管产生这种行为方式的部分原因在于拥挤的生活环境，但回避不确定性也是一个原因。对关系的尊重，关系对行动的支配，仅仅适用于已知的关系。如果一种关系尚未明确，那么朝鲜人就对关系，或者说对别人，视若无睹。
如果没有什么关系，朝鲜人就会避免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正确回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目中无人，不给别人留下任何空间。例如美国人普遍遵守先来后到的原则，但朝鲜人就没有排队的习惯，朝鲜人总是推推搡搡地挤到队的前头。在韩国的商店里，推着小推车的顾客常常会相互碰撞，碰撞的人甚至意识不到这有什么不好。相比之下，要是在美国发生这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情况，难免就要拳脚相加了。
霍夫斯泰德也指出，朝鲜的社会不像美国那么自信，阴柔（霍夫斯泰德，1991年）。这一特征连同敬重过去、推崇集体主义的儒教思想一起影响着朝鲜人对时间和自然的看法。西方人往往面向未来，认为他们对时间和自然的控制程度大大超过朝鲜人。尽管朝鲜人以勤奋敬业而闻名，但他们并不像西方人那样受目标驱动。与美国人相比，朝鲜人更关注眼前，他们确信自己受命运和自然的控制。由于目标对于朝鲜人不像对美国人那么重要，朝鲜人往往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当前的活动上，而且往往同时从事多项活动，而不是像美国人那样朝着一个既定目标一步一步走。对于朝鲜这样一个高背景社会来说，这是可以想像的。
总之，由于泡菜的可储藏性及其在危急关头维护家庭的历史作用，泡菜成了朝鲜社会的儒教性质和集体主义性质的最佳象征。泡菜突出表明了儒教让时间停滞、敬畏传统、确立围绕关系的等级制度的能力。利用泡菜保护家庭反映了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意识，反映了防范风险的意识，反映了理解现时之价值的意识。
不过，如此理解朝鲜民族的文化也许过于简单化了。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候，朝鲜人努力保存他们的文化遗产，但是韩国的国际体育明星，妇女在工作岗位上所赢得的尊重，由“财团”所创建的金融体系面对全球经济和市场的脆弱，凡此种种正在慢慢改变韩国的面貌。
也许可以把韩国的国旗当作朝鲜民族的另一个文化象征。韩国的国旗被称为“太极旗”，“太极”代表着朝鲜民族所推崇的统一与和谐。“太极”由“阴”“阳”两部分组成，合在一起象征着和谐，分开则代表着对立。也许对立更能体现现代朝鲜民族的现实，因为文化中的反差和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了，比如妇女在家庭关系中的从属地位同妇女在家务中的隐蔽权力的矛盾，自我克制的需要同感情冲动的矛盾，五种关系所形成的权力排列同倡导团体内平等的集体主义的矛盾，等等。最后一个，也许也是最强烈的一个反差就是历史和传统的拉力同全球化的推力的反差。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泡菜及其象征意义体会朝鲜人的文化和行为方式，到韩国访问的人不要忽略了泡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