啦啦啦！咚咚锵！
这个骗子开始信奉天主教，
比希比！
以歁骗的方式，
我的朋友！
拉斯，他是魔鬼的子孙，
让我们都只能沿街乞讨，
他夺走了我们所有钱币，
一分钱也没留下。
可是仁慈善良的摄政王，
啦啦啦！咚咚锵！
归还给我们被抢夺的财产，
比希比！
以歁骗的方式，
我的朋友！
下面这首讽刺诗也出现在同一时期：
星期一，我买了股票，
星期二，我赚到几百万，
星期三，我买了好家具，
星期四，我买了上好的衣衫，
星期五，我跳舞欢歌，
星期六呢，我来到了乞丐收容站。
法国人已经渐渐地明白了自己以前的愚蠢行为，这一点从当时大量出现的漫画像上可以看得出来。其中有一幅刊载在《摄政时期回忆录》中的画，作者这样描写：“股票女神坐在豪华的马车上，车夫是愚蠢女神。拉着马车跑动的是几只奇怪的动物，他们中在最前边的是长着四条木腿的密西西比公司，后边还有南海公司、英格兰银行、西塞内加尔公司以及其他不同的保险公司等几只奇怪的动物。为了让车子走得快一些，一只代表这些公司的长有长长狐狸尾巴和狡猾面容的动物使劲转动着轮子的辐条。随着轮子的转动，轮子周围写着名字的几种股票的价值不断地上升下降。地上都是被愚蠢女神的马车轧碎的合法商业的商品、流水账和分类账。马车的后边还跟着一大群不同年龄的男人女人、富人穷人，他们跟在财富女神的后面，互相争吵推搡，只想得到一点她大把大把地撒在人群中的股票。云彩上坐着一个魔鬼，他向人群吹着肥皂泡，这些气泡也成了人们争抢的目标，人们想方设法地踩到别人的背上，想要在气泡破裂前抓到它。马车的去路被一座巨大的建筑物挡住了，这座建筑有三个门，跟着马车前进的人们必须通过其中一个。第一扇门上写着‘病人医院’，第二扇门上写着“紊乱失调医院”，第三扇门上写着‘疾病医院’。在另外的一幅漫画上，劳坐在一口大锅上，锅里翻着滚滚水花，而煮沸这口锅的正是公众疯狂的情绪火焰，锅周围聚集着疯狂的人群，他们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所有的硬币都扔进大锅，来换取劳大把扔在他们中间的纸币。”
由于群情激奋，在没有护卫的情况下劳尽量不会出现在大街上。他躲在摄政王的皇宫里，以免被群众围攻。为了避免危险，每次出门他都乔装改扮或者坐在一辆两旁有全副武装护卫的皇家马车上。关于人们痛恨劳到何种程度，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如果劳落在人们手里，人们会怎样对待他。有一个名叫布尔赛的绅士，一天当他坐着马车通过圣安杜瓦纳大街时，一辆出租马车挡住了他的去路。布尔赛的仆人言语粗鲁地叫出租马车车夫让开道路。对方不满他的态度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就给对方的脸上来了一拳。由于发生冲突，一大群人围在了四周。布尔赛下了马车想调解纠纷，但那位出租马车的车夫认为他是新来的帮手，唯恐难以抵挡，于是他大声喊道，“救命啊！救命啊！有人要杀人了！劳和他的马夫要杀掉我！救救我！救救我！”一听到喊声，许多手持棍棒和其他武器的人都从他们的商店里冲出来，其他的人则捡起石块准备向那位未曾谋面的银行家报复。值得庆幸的是，耶稣会的教堂大门那时候正好开着，布尔赛和他的仆人看到形势不好，就飞快地跑进了教堂。人们在祭坛边追上了他们。要不是他们急中生智跳进了圣器室并马上关闭了大门，他们的结局肯定会很惨。又惊又怒的牧师极力劝说，暴徒们才答应离开。出去后，他们看到了停在大街上的布尔赛的马车，于是就把怒火发泄在了马车上，将马车砸了个稀巴烂。
由于利息只有2.5%，用巴黎市的赋税作为担保发行的那25万份债券没有得到密西西比公司股票大户的认可，债券的兑换进展困难，许多人怀着公司股票价格反弹的美好愿望，甘愿保留下跌的股票。为了尽快完成兑换，8月15日政府发布了新命令，规定所有面值在1000到1万里弗的钞票，只能在三个领域中流通：购买年金保险、支付银行账单以及为买公司的股票而进行分期付款。
10月，又有新的法令颁布。这个法令规定11月以后所有面值的纸币将不能在市场流通。印度群岛公司或者可以说是密西西比公司所拥有的造币权、代收赋税权以及其他所有的特权都被剥夺了，公司也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私人公司，这成了施加给整个纸币系统的致命一击。
劳对法国金融委员会已经没有了任何影响，公司的所有特权也被完全剥夺，他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所有被怀疑在全国人民受蒙骗中牟取非法利益的人都被找了出来，并处以重金罚款。政府还曾颁布了一个法令要求列出最原始股票的持有人名单，如果这些人中还有人持有股票，那么就应当把他们的钱算做公司的保证金。而对于那些已经订购股票的人则要按时履约。公司回购这些股票的价格现在是每股1.35万里弗，但实际上这些股票在市场中只能卖到500里弗。大股东们自然不愿意做这种赔本的买卖，他们将能带走的东西打包，试图逃到国外去。得到这个消息，政府立即发布命令封锁所有港口和边境管理机关，逮捕那些试图离开法国的人，并把他们监禁起来，在弄清楚他们是否带有金银珠宝或是否参与过股票投机前不得释放。有几个试图逃跑的人被抓住后判了死刑，而那些待在法国境内的人则受到了最严苛的处置。
居住在法国已经变得不安全了，这让劳感到非常绝望，也因为这样他打算离开法国。起初，他恳请摄政王允许他离开巴黎搬到乡村的住宅，摄政王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虽然摄政王因为国内糟糕的财政状况非常烦恼，但是对于劳提出的财政政策仍怀有信心。他认识到了自己做了错事，在此后剩余的生命中他多次努力试图实践劳的财政政策。传闻，在劳和摄政王最后一次见面时，摄政王说道：“我的确犯不少的错。但凡是人都会犯错，我也不例外。严肃地说，这些错误没有一个是出于邪恶或者虚伪的动机，在我的一生中也没有一件事是源于这种动机的。”
在劳离开巴黎两三天后，摄政王给他写了一封信，言辞异常恳切，在这封信中摄政王告诉劳可以随时离开法国，并已为他准备好了护照。同时，摄政王还允诺送给劳所需要的足够的钱。劳谦恭地拒绝了赠与的钱，乘坐德·普芮夫人名下的一辆邮递马车，由6名士兵保护着去了布鲁塞尔。后来，他又辗转到了威尼斯，并在那里盘桓数月。在威尼斯他被当地人好奇的眼光关注着，人们都认为他拥有难以想象的财富。但这种看法一点也不合乎实际。尽管劳在前半生中是一个十足的赌徒，但他却不愿以一个国家的毁灭为代价来换取自己的富有。当人们对密西西比股票的疯狂达到顶点之时，他坚信自己的计划会获得最后的成功：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他用自己的全部财产购买了法国的地产——这个做法可以说明他对自己计划成功的信心。他没有购买一件金银器皿或珠宝，也没有像奸诈的投机者那般把钱运往国外。他把所有收入都投资在了法国，除此之外唯一的财产就是一颗价值约五六千英镑的钻石。当他离开法国时，他几乎一无所有。仅这个事实就可以证明加在他头上的欺诈的罪名是多么不公正。
他离开的消息一传开，他名下的地产以及珍贵的图书馆都被查封了。另外，还剥夺了他妻子、女儿的20万里弗（8000英镑）的年金，尽管在劳的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政府曾以特别命令的形式宣告这个年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没收。人们对于劳被允许出逃感到十分不满。他们和议会都很愿意看到劳被处以绞刑。那些与这场商业危机无关的少数人得知劳这个骗子已到了其他国家十分高兴，但所有财产被牵扯的人（毫无疑问这是多数人）却非常遗憾，他们主张利用劳对国家面临困难的本质原因的深入洞察力对症下药，让他设计一种补救措施。
在一次财政委员会和摄政理事会的联合会议上，人们看到了一份文件。根据这份文件，目前有27亿里弗在社会上流通。人们要求摄政王解释授权发行货币的命令的日期与货币发行日期之间不一致的问题，本来他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但他认为一位离开法国的人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就这样，他说劳自作主张先后发行了12亿里弗的纸币，他（摄政王）得知时，结果已不能改变了，他不得已修改了议会授权加大发行量的法令的日期。假如他说出了真相，承认他的贪婪和冒进促使劳超越了安全投机的底线，那么在人们心中他的形象会好一点。一份资料说明，到1721年1月1日，法国国家债务超过了31亿里弗，或者说超过1.24亿英镑，利息为319.6万英镑。于是，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审查国债债券的持有人。所有的债券持有人被分为五种类型：前四种都是用自己的财产购买债券的人，第五种是那些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自己合法有效购买债券的人。第五种人的债券被强制销毁，接着前四种人也受到了更加严苛的审查。这个委员会最终形成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他们主张政府将债券的利息减至5600万里弗，因为经过调查他们知道有许多挪用公款和敲诈勒索的事件。政府采纳了报告的建议，发布了一项相似内容的法令，并获得了议会的许可。
此后，政府设立了一个法庭，这个法庭专职审理政府财政部门在后来的不幸时期内发生的营私舞弊行为。一个名为法洛奈的部门主官、克莱芒神父以及他们雇用的几名工作人员被发现有金额达到100万里弗的投机行为。前两人被判处斩首，而其余几名职员则被处以绞刑。后来，他们的惩罚被减轻了，终身监禁在巴士底监狱。数不清的诈骗案件被揭露，当事人或被罚款或被监禁。德·让松也因为与密西西比股票有牵连而像劳和摄政王一样为人们所痛恨，他被罢免了大臣职务，由达格索接任。但他还拥有掌玺的职务，并有权出席各种会议。但他觉得自己最好离开巴黎，去自己在乡间的宅第隐居一段时间。但他却不具有适合退隐的性格。被罢免之后，他感到万事难以遂心，心情时喜时忧。他原来就患有疾病，这样一来病情加重了，此后不到一年，他就离开了人世。但巴黎人实在太憎恨他了，以至于死后也不肯饶过他。当他的送葬队伍经过圣尼古拉教堂（他们家族的墓地）时，愤怒的人群疯狂地围攻他们。他的两个儿子不得以驾车狂奔到一条偏僻的小街才躲过暴力。
至于劳，在离开法国的日子里他盼望着能够被召回法国，以稳定经济为基础重建法国的信誉。但当摄政王于1723年冬天和帕莱莉公爵夫人谈话时突然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劳完全绝望了。他又开始频繁出入赌场，由于情势所迫，他多次当掉了自己巨额财富中唯一留下来的钻石，但在赌博中的成功又使他多次将宝石赎了回来。由于受到债主的逼迫，他从罗马辗转到了丹麦的哥本哈根。在那里，他得到英国大使的准许回国定居，因为1719年英国已经赦免他谋杀威尔逊先生的罪名。他获得许可乘坐舰队司令的船回到了英国——这件事在上议院引发了一段时间的争论。柯宁斯比伯爵抱怨说：“像劳这样背弃自己祖国和宗教信仰的人不应该得到这样的待遇。”他认为在人们被南海公司的董事们搞得十分窘迫的时候，劳在英国的出现将带来很大的麻烦。他就此事提出了一项动议，但没有通过，因为其他所有的上议院议员并没有和他一样担心。在英国停留了四年之后劳去了威尼斯，并于1729年在惨淡中离开人世。下面是人们为他写下的墓志铭：
“一个著名的苏格兰人长眠在这里，
他的数学技巧罕有人及，
他以普通的数学规则，
将法国变得穷困潦倒。”
他有一位名叫威廉·劳的兄弟，因为和他一同经营银行和密西西比公司而被人们冠以合谋营私舞弊罪，关进了巴士底监狱。但是，由于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对威廉·劳的指控，15个月后他被释放了。后来，他成了一个至今仍在法国以劳里斯顿侯爵为称号而闻名的家族的创立者。
在第二章，我们将看到一段故事，叙述了几乎在同时期受到非常相似的情况影响的英国人民的疯狂。但是，由于君主立宪政府良好的能力和理智的应对，使发生在英国的这场灾难没有造成在法国这般灾难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