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常化审美——广播电视的视听传播与接受
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广播电视以其特殊而又最为普通的视听传播方式，实现与受众之间的广泛交流。
事实上，视听传播乃是人类的一种最为古老的传播方式。在人类先民的口头加形体姿势传播的时代，受众主要是靠听和看来接受信息、理解意义的。这种听和看服从于人们直观表达的需要，常常局限在很小的时空范围内。从而，在一些重要的仪式化的场合，特别是由于传者的神圣及所传达的内容的意义重大，一般都更加需要受众专心致志的倾听和屏息静气的观看。随着文字及各种表意符号的出现，人类的传播领域迅速扩大，直观的视听接受方式被对于文字符号的阅读和理解所取代。文字被视为神圣的事物。读书识字不仅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文化修养，而且是人生最重要的接受信息的手段和获取意义的方式，因而也就成为个体所拥有的地位与权利的象征。文字的运用特别是印刷术的发明所带来的是人类知识的大规模的积累与传播以及理性精神的高度张扬。近代科学正是由此而得以兴盛并迅速地流传开来，雅俗文化趋于分流。现代报业的崛起更是高度工业化的印刷术的产物，代表了文字传播的高级阶段。而现代光电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广播电视等新型传播媒介的出现。传播方式也随之发生了一次革命。最古老的视听方式得以在最先进的技术条件下复活。人们预言：随着广播电视的空前普及以及国际互联网的形成与发展，人类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声像文化的时代。视听接受再度辉煌，冲击着人们对于文字的阅读与理解，人们在热衷于视听沉醉的同时，却对于印刷文化所带来的理性内涵与深层的意义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消解。
诚然，对于广播电视来说，其视听传播的技术与艺术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最初，广播的发明与发展，以声响为传播媒介，实现了传播史上前所未有的广泛与迅捷；而电视的出现，则又在声响的基础上，增加了生动活泼的影像，更是以其声画结合的视听语言，实现了传播的直观性与具体性，让受众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虽然曾有论者（如加拿大的麦克卢汉）将广播与电视的媒介特性再加以区别，认为广播属于“热媒体”，而电视则属于“冷媒体”，它们二者之间在所传播的信息量及信息的内容与特质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但是，从传播的技术与艺术的手段及受众接受的方式与特质上来看，我们认为，广播与电视的传播特性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广播诉诸人的听觉是一种有限的信息传递，而电视在此基础上再诉诸人的视觉，主要是由此增加了人们所获得的信息的复合性与全息性；广播至今仍以无线电传输为主，而电视则进入了卫星及有线网络传输为主的时代。尽管二者之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广播与电视的受众在接受形态和方式上却并没有由此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问题的实质在于，由现代光电技术及各种快速高效的传输技术的发展所造就的广播电视，其视听传播的方式究竟给受众的审美接受带来了什么样的特殊性？受众获得了哪些独特的审美感受和体验？或者说，同样是视听接受，广播电视与戏剧、电影，乃至与古老的巫术仪式、口头传播本质上有什么不同？
这里，最重要的也许正在于广播电视受众接受与审美的日常化。所谓日常化，乃是相对于专业化和仪式化而言的。专业化所涉及的是一些专门的实践领域，比如，艺术领域的专业化就是以被称为艺术家的专门的创作及被称为鉴赏家的高水平的鉴赏来体现的。仪式化则是与一种对于对象的虔诚的情绪及高度专注的心态分不开，在艺术中，伴随着专业化的创作与鉴赏的必然是这种仪式化的情绪和心态。而日常化则是一种与生活的日常状态相适应的情绪心理与行为状态。艺术的日常化即艺术的生活化。艺术的创作与接受都是在一种日常的生活背景下进行，甚至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它虽然是以艺术走出沙龙为标志，却并不意味着技艺水平的业余化或者思想内容的平庸化。仪式化体现了古老的巫术现象在艺术中的留存，要求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都必须伴之以应有的虔诚和必要的专注，要求创作者和欣赏者的热情投入；专业化则是艺术发展到相对独立自足的阶段乃至逐渐走向贵族化的体现，从而，它所要求的往往是与一些高雅的趣味及娴熟的技巧相适应的小众传播，或者说常常是对于大众传播的不屑一顾；而日常化则不仅意味着艺术创作与欣赏的仪式化的消解，同时也是作为专业化的艺术在面临着强势的大众传媒的挑战下，一种不得不然的选择，或者也可以说，这也正表现出传统的注重纯粹审美经验的艺术向现代大众审美文化转化的一种必然的趋势。
作为广播电视艺术载体的各种类型节目（栏目）的制作以及这些节目（栏目）所传达的艺术内容，显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相对专门化的领域，属于一种专业化的创作行为。从而在广播电视艺术的初兴阶段，它们所要求的受众的审美接受也还多是一种承续戏剧及电影的观赏习惯而来的仪式化行为，或者多少带有一些郑重其事的色彩，体现出某种残余的仪式化的特点。虽然受众从来都难以或者很少可能达到专业化的观赏水平，但节目制作中却常常有意无意地以专业化的标准来要求受众，甚至其中多数节目的内容就是向受众加以灌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受众自觉自愿的审美选择与接受。然而，随着广播电视的逐步普及，广播电视节目接收条件的越来越便捷以及广播电视各种播出频率（频道）竞争的空前激烈，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够收听、收看到各种样式与类型的节目（包括一些以前普通受众难以接触到的非常专业化的艺术类节目），广播电视的审美接受也就逐渐失去其仪式化和贵族化的色彩，走向普通大众的日常化的生活领域。广播电视也便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大众化的审美娱乐的手段和方式。广播接受中出现了“随身听”，电视接受也变得更加随时和随意。即使是一些直播性的专业化和仪式化的色彩都很浓厚的节目，也很难使其所有的受众都能保持接收过程中的全神贯注或始终如一。从而，从广播电视节目的播出时段的安排、节目形态类型的设计到目标受众的选择、收视（听）效果的测量，都不能不考虑到受众日常化审美接受方式的制约，考虑到受众日常化审美心理机制的特殊性。
具体说来，广播电视接受的日常化首先意味着审美距离的缩小或贴近。由于其传播的直观与便捷，广播电视已经日益成为现代家庭中的一员，时刻讲述着各种故事、逸事、趣事，传播着各种声音或声画结合的符号与信息，影响着受众的情绪感受，左右着受众的视线，在某种意义上还潜在地规范着受众对于现实的态度、评价与倾向。
广播电视艺术接受中的这种日常化审美，常常与受众的一种跳跃式的观赏方式分不开。特别是在广播电视非常普及的今天，收视（听）节目已经变得非常方便，甚至这种收视（听）行为不只是空闲时光的消遣，更成为许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受众的收视（听）行为表现出十足的随意性，收视（听）的内容也具有明显的偶然性和选择性。与此相应的，便是受众审美期待的相对弱化及审美注意的适时的分散。在广播电视接受的家庭性、随意性的环境下，受众往往是一方面在从事着其他事务，一方面在接收某个节目，于是，节目的收视（听）往往在其他事务的穿插中间歇地进行，甚至在某些受众那里，仅仅是把广播电视节目作为日常活动的背景。此时，受众对于节目的审美注意也就仅仅是一种有意无意的行为。或者说，那些没有多少耐心的受众的审美注意总是在不断的转移之中，他们对于广播电视节目一般只是一种印象化的随意浏览。
这样的受众对于节目的审美接受显然没有多少潜在的心理准备与必要的心理期待，更多的只是散点式的随机选择；而且，这些选择也多是被动性的，往往由此而形成受众收视（听）中所应有的调节机制，使其不至于造成神情专注状态下审美疲惫。然而，对于广播电视艺术的审美接受来说，其特殊性也许正在于这种跳跃式或间歇性的接受方式，以及受众对于节目内容的纯粹趣味性的选择。也许恰恰是这些赋予了广播电视受众一种特有的被动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某种程度上的参与和介入的潜在可能性，从而，广播电视受众一般都需要获取较多的心理提示。比如，与节目播出相配套的各类“广播电视节目报”的发行以及各种形式的节目宣传、收视（听）向导都是必要的。而且，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造就出受众审美接受所应有的心理期待，促进受众保持应有的审美注意，激发受众必要的审美想象。
广播电视艺术的日常化接受，实质上体现为一种审美的淡化现象。审美距离的缩小乃至丧失，审美方式的跳跃性，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观赏，给受众所带来的是以专注的心态为特征的仪式化审美的逐步消解。欣赏广播电视节目无须像以往欣赏戏剧、电影那样去剧场和影院，听广播、看电视业已成为人们的家常便饭，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更多的神秘、神圣或者庄重的仪式感。从而，广播电视受众的审美心态就不仅明显地有别于置身剧场或影院里观赏戏剧、电影，而且也不同于个体倾听或者阅读状态下的凝神遐想，而是如前所述，一种消闲娱乐或者仅仅是好奇与浏览的随意性取代了审美所应有的审美专注态度。有人甚至以满足“偷听”和“窥视”的欲望来描述广播电视受众的心理。这种观点虽然有其明显的偏颇之处，但是也确实部分地揭示出广播电视受众接受的某种心理奥妙及其非审美的一面。惟其如此，以纯审美的眼光来要求广播电视的艺术传播显然有些过于苛刻。
广播电视的日常化审美还带来了受众角色感的变化。受众在选择某个栏目（节目）的同时，广播电视纵向的时段分配与横向的波段或频道的竞争也在对受众进行着一定程度的类型化和格式化的改造。广播电视艺术在大众传播的体制下并不排斥具体栏目（节目）样式的小众传播格局的出现。受众由于广播电视栏目（节目）的不同定位而出现明显的审美分层。作为审美主体，广播电视受众以其在某种日常状态下的耳闻目睹来有意无意地接受各种类型的艺术熏陶，来见证广播电视艺术的“此在”。特别是随着广播电视制作与传播技术的不断进步，实现了从最初的机械录制到现场直播的转变，受众不仅是节目的审美消费者，更是直接参与者；不仅有着单向接受的被动性、非个体性的一面，更有着对于栏目（节目）选择或拒斥的主动性以及审美体验的个体性的一面。
从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广播电视受众既是群体的，也是个体的；既是消费者，也是参与者。
第二节 意象化体验——广播电视受众的审美心理机制
广播电视以其即时、动态、综合的技术与艺术手段所“再现”的世界，显然已经不是客观的现实，而是对现实某种程度的艺术复制与加工的产物；不是不加选择地通过音响和画面“复现”各种现实表象，而是通过绵绵声波、咫尺荧屏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意象；并且，惟其是一种“意象”，广播电视的声画世界才有可能绘声绘色、声情并茂、情景交融，才有可能在传达丰富的生活信息的同时，给予人们以某种独特的情绪感受与审美体验，而能否给予受众一种审美意象的体验，恰恰正是区别艺术与非艺术的一项基本准则。可以说，广播电视艺术所呈现的正是这样一个与受众特殊的视听接受和审美体验的方式分不开的意象化的世界。
这里的“意象”（image），显然不是那种仅仅具有其摹本的某些外在形貌特征的“表象”，也与一般艺术理论中的“形象”概念有一定的差别，而主要是一种与文化主体的内在心理体验相关的“心象”，或者毋宁说更主要的还是指代那些具有某种文化象征意义与美感功能的感性符号性质的“类象”（simulacrum）。也可以说，意象乃是一个特定时代人们自我意识的外化，一种感性文化的突出的表征。从而，意象的创造也就往往成为特定时代和社会人们的精神和趣味的集中体现。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表现出特定的时代风貌和自身的精神品格的意象创造。正如远古时代先民们所创造出来的那些图腾成为不同民族的精神象征，现代世界借助于各种大众媒体所创造出来的可口可乐、猫王、麦当劳等形象，也明显成为美国当代文化的感性体现。当然，由于具体时代的审美观念和工艺水平以及传播方式的不同，文化意象的形式与特质具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随着后工业文明而兴起的大众传播与消费文化，更使得当代社会呈现出一个色彩斑斓的意象世界。而广播电视的空前普及又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与以往所有的艺术一样，广播电视艺术也必然是建立在人们的审美意象体验基础之上的。然而，值得深究的是，广播电视艺术以其具体的视听语言和特殊的表现手段所营造出的意象世界与其受众的审美体验之间，有着怎样的同构关系，体现了受众什么样的审美心理过程与特质？换言之，广播电视艺术所给予受众的是什么样的形式与性质的意象体验，以及广播电视受众的这种意象体验又是以何种心理形式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