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有种说法：一等智商者经商，二等智商者从政，三等智商者才从文。“文”的经济基础，在“倒爷”们之下；“文”的社会地位，在“政府官员”之下，因此某些干部子女，便经商，便从政。“三等智商”的，便往什么电影制片厂啦，电视台啦，以及其他与“文学艺术”有关的单位或部门挤。果有“文学艺术”才华的，自当别论。并无“文学艺术”细胞的，岂非授柄于人，传诟于世吗？且“文”假以权，权佐以“文”，结果必然是“文”腐蚀了权，权亵渎了“文”。那才是悲夫哉！
我顶讨厌文学艺术领域内现今种种假权势而压“文”、而欺“文”的风气，动辄“这个电影剧本某某领导同志看过，给予肯定了”，“这个电视剧本某某领导同志非常欣赏”，“这篇小说某某领导希望发表并配合评论”。文学艺术的圈子里，也真真有些俗不可耐之人。某某领导“看过了”，“给予肯定”了又怎样？某某领导“非常欣赏”又怎样？某某领导的“希望”便一定要“照办”吗？某某领导究竟是“领导”，还是文学艺术工作者？你是市长，我是公民，公民该尽哪些公民义务，我听你的。我是编辑，你是市长，市长写电影剧本，或写小说、写诗、写话剧什么的，对不起，你听我的。这才对劲，否则，不大对劲。这叫“社会分工不同”，应该彼此尊重彼此的分工——也是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原则之一。
肉麻的，太肉麻的……
这真是一种令人沮丧的现实——当代之中国女性，一旦知识化了，很多一部分，也便同时“准贵族化”了，变成了些个“包法利夫人”式的女人，这就使敬爱女性的男人们，面对这一种知识女性质量平庸的现实，不但沮丧，而且几乎无话可说，只有沉默了。
大约是两年前，我到北京某大学去讲文学，回来有学生会的女干部送我。途中不知怎么，谈起了南方某地香港资本家开的一个工厂，由于对女工实行奴役式“管理”——下班搜身（防止女工从车间偷出玩具产品），上班铁门加锁（防止女工上班时间内去厕所），致使八十余名打工妹丧命火灾，惨状种种，触目惊心。绝大多数活活烧死在铁门内，铁门上的锁，锁住了她们唯一的一条生路……
那学生会的女干部却说：“中国很大，天灾人祸在所难免。”
我问：“同是女人，你就不悲悯她们？”
答曰：“中国女人很多，缺乏知识的，也就只配做打工妹。既做打工妹，也就只能认命。”
那一种超然的口吻中，真的是毫无悲悯，有的仅只是对自己幸运地跻身于“知识女性”的矜傲，以及对无知识的同性姐妹们之命运的漠视……
富婆、款姐、靓妹、明星、“白领丽人”、漂亮买办……翻开今日之报刊看看，哪一期少得了有关她们的内容？从她们的衣食住行到她们那点子所谓隐私和绯闻，当然还包括她们的“官司”，经常的你抄我，我转你，连篇累牍，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倘统计一下便可得出结论：绝大多数出自于“知识化”了的当代女性的手笔。也就是某些女编辑、女记者的手笔。没有“知识”，端的就能当上编辑记者吗？而她们的行文，又往往透出股子掩饰也掩饰不了的俗秽之气。
人家姐，除夕之夜，一高兴，就放了5万多元的鞭炮！陶醉在自己挣来的幸福之中……
我问她——从艺海而下商海，感觉如何？是否很累？她在电话里一笑——感觉好极啦！一点儿都不累，轻松得很。比如炒地皮吧，挺高的价，凭我是著名女演员，一接触，价格就降下来了。经商对我来说是件又容易又快活的事儿！瞧人家活的潇洒劲儿！
她凭着自己的美貌，先是给某港商当秘书，后来那港商爱她爱得没法儿，于是和妻子离了婚，于是她成了亿万富翁宠爱备至的太太。从此不但过上了美满的生活，而且实现了自己做成功的女企业家的梦想……
以上几段，都是我平素读报阅刊时有心抄录下来的。不知我这篇小文的读者们，包括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身为寻常命寻常人的女读者们，读了会有何感想？反正我现在又重抄录之时，顿觉那一股子谄媚、取悦、羡慕、心向往之、大有“同性恋”倾向的俗秽之气，直冲肺脾，若不克制着，怕就要喷呕于纸了……
年三十晚上放5万多元的鞭炮就值得一名“知识女性”那般的艳羡不已？富婆或者富姐的“幸福”的自我陶醉，就真的那么值得一名“知识女性”也跟着陶醉了似的？
靠一张脸子的姿色从炒地皮中赚几把“暴利”，谈得上是什么正儿八经的“经商”？怎么凭她一张脸，地价就可以降下来？还不是慷国家之慨、集体之慨？掰开了揉碎了说，还不是权色交易之一种？与靠“诚实的劳动先富起来”完完全全是两码子事，也与靠兢兢业业的奋斗取得事业的成功有着本质的区别。
至于凭了美貌投抱于富翁的女人，无论是变成了太太还是姨太太还是贴身丫环或偏房小妾，借此而实现了某类女人种种梦想和夙愿自不待言，但也是不必强加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现今的中国女性们充什么楷模的。姑且不论值不值得标榜了似乎希望女人们去学习，首先就根本没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女性可以照着去做的前提！中国的“知识化”了的女性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自己的同性姐妹们兜售和炒卖这些个“女性文化”的边角料做甚？
我曾不止一次地也是不厌其烦地对到过我家的女编辑、女记者、女专题节目制作人们坦诚相谈：“你们让我发表点与女性话题有关的言论，这当然是看得起我。但我偶尔关注的，乃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当代中国女性的物质和文化的文明的状态，包括精神的和心理的状态。对于那些富婆、款姐、靓妹、‘白领丽人’、这个‘星’那个‘星’一类的女人们，我是根本不予关注的。并且我认为，一名中国的知识女性，如果她自诩关注女性问题，首先也应该关注自己那百分之九十五的姐妹们的总体时代命运嬗变，好的方面的嬗变或者不好的方面的嬗变。”
我尤其对那些身为各级妇联主办的报刊的女编辑、女记者们坦诚相谈：“作为女人，你可以专去结交那些仅仅靠了女人的天姿而幸运而成功的女性。但作为编辑、记者，你应该意识到你其实是半个女性问题工作者、思想者、调查研究者，干嘛偏不去关注自己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同性姐妹？干嘛偏漠视她们的存在？干嘛不为她们的总体的时代命运的改善尽一点儿职业义务和责任？干嘛眼睛非像长了钩子似的，专盯着那百分之五不到的女人们的生活形态发生兴趣，干嘛非要从她们的生活形态中东一把西一把抓出些其实顶没意义也没意思的鸡零狗碎浪费笔墨？长此以往，不但在观念的意识的导向上误自己的同性姐妹们，而且也误己。将大好的年华和有限的精力去做极少数中国当代丽人们的过分热衷的广告人，那点儿出息总归是有限的，也枉是中国当代之‘知识女性’了！”
她们中，有些听了我的劝告，已转而去关注自己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姐妹们了，并且从后者们的庞大无比的群体命运中，很是发现了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可做。
也有些一听我的劝告就紧蹙蛾眉，倒好像我企图诱导她们去堕落似的。我也只有当自己是对牛弹琴了一通。
“知识女性”和女“知识分子”，显然是极不相同的两个概念。
每年都从全国的大学里派生出前者们，却只能从众多的前者们之中派生出极少的后者们，前者们往往更加对一切与女性的时髦相关的事物发生浓厚兴趣。因为她们往往自以为有了“知识”，便拥有了尤其要享受时髦的特权。中国妇女的总体时代命运的改善，真的不能寄希望于她们。她们对她们的同性姐妹们的关注，远不及那些温爱中国女性的男人们，义务感和责任感也远不及他们。我下这一种结论是多少有一些根据的——我曾统计过一九九四年内的几种妇女刊物，其中为中国当代女性群体权利和权益大声疾呼，将关注之视角直接聚焦在大多数中国女性命运现状方面的有质量的文章，十之七八竟出于男人们的手笔。而十之七八的“知识女性”们不可救药地迷津在百分之五不到的这些幸运的女人们身上，体现出棒打不回头的“追星族”或“同性恋”心态。由她们而氤氲成一片的大文化帷盖下的小文化风景，与其说是什么“女性文化”之一部分，莫如说是对于严肃的有阅读价值的女性文化的不良浸淫、消弥和伤害。她们身为女性，却仿佛无性。她们意识不到或者意识到了也不承认，她们其实是以某些男性的眼光去盯视百分之五不到的女人们。婢女取悦于女主子或男人垂涎于婢女，往往都是那么一种目光。而她们又并不情愿将目光望向自己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同性姐妹。她们对后者们既没有男人对女人们的温爱，更没有女人对女人们的悲悯。对多数男人们她们是不可能受尊敬的女人。对多数女人们她们是不可能被亲近被信赖的女人。
看来仅仅“知识化”未必就会使女性在精神品格上自立自强；正如仅仅富起来未必就会使男人成为文明人。
然而女“知识分子”的确是在派生着，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女性”中派生着。为数很少，淘汰率很高。中国女性的总体之时代命运的嬗变，首先依赖于她们的代言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女性，她们是她们的“青鸟”。她们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女性的总体时代命运之典型特征，时常剖析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姐妹们自己看，热忱地唤醒着她们的权利意识和积极的健康的性别意识，同时剖析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男人们看。并且，以她们的虔诚的良知，感染百分之五的中国男人以及百分之五的中国女人，亦即成为大款、富翁乃至富豪的男人，和幸运的、最有机会接近并受宠于金钱和权利的女人们看，影响他们和她们至少付出一些爱心和仁慈。
中国当代并不缺少男文化人和女文化人，并不缺少“知识女性”或“知识男性”，起码不像缺少起码的社会良知、社会道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那么紧迫地缺少。但却十分紧迫非常紧迫地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尤其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女“知识分子”。
这一些中国女性们的“青鸟”啊！我将我的大的敬意，一个当代中国男人的大的敬意，由衷地奉予她们！中国普通女性的当代命运之种种真实现状，将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她们关注、揭示、解说，至于形形色色的所谓“知识女性”，亦即些个因为有了“知识”便希望附着于百分之五不到的女人们身上而终不可能，又不情愿接近自己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同性姐妹的当代小女人，我见得多了。她们从来都只不过是时代的闪烁发光的边角料，正如玻璃厂里的玻璃渣子也闪烁发光一样……传统文化断想当下，“弘扬传统文化”一说，似乎方兴未艾。
窃以为，“传统”一词，未尝不也是时间的概念——意指“从前的”。而“从前的”，自然在“过去”里。“过去”并没过去，仍多少地影响着现在，是谓“传统”。又依我想来，“传统文化”无非就是从前的文化。从前的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倡导“弘扬传统文化”者，自然是指从前的文化中的精华，这是不消说的。然而“文化”是多么广大的概念呀，几乎包罗万象，故不同的两个人甚或几个人都在谈论着文化，却可能是在谈论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我自然是拥护弘扬优良的传统文化的。但我同时觉得，对于外国的文化包括西方的文化，“拿来主义”依然值得奉行，我这里指的当然是他们的优良的文化。我不赞成以“传统文化”为盾，抵挡别国文化的影响。我认为这一种“守势”的文化心理，也许恰恰是文化自卑感的一种反映。
“弘扬传统文化”也罢，“拿来主义”也罢，还不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文化的当下品质不甚满意吗？弘扬传统文化，能否有利于提升我们自己的文化的当下品质呢？答案是肯定的——能。能否解决我们自己的文化的当下一切品质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不能。我们说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几乎包罗万象；但也就是几乎而已，并不真的包罗万象。
以电影为例，这是传统文化中没涉及的。以励志电影为例，这是我们当下国产电影中极少有的品种，有也不佳。但励志，对于当下之中国，肯定是需要着力弘扬的一种精神。
一方面，我们需要；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产生的极少，偶见水平也并不高——那么，除了“拿来”，还有另外的什么法子呢？“拿来”并不等于干脆放弃了自己产生的能动性。“拿来”的多了，对自己产生的能动性是一种刺激。而这一种刺激，对我国“励志电影”的水平是很有益的促进。
《幸福来临之际》——这是一部美国的励志电影，由黑人明星所演。片中没有美女，没有性，没有爱情，没有血腥、暴力和大场面等商业片一向的元素。它所表现的只不过是一位黑人父亲带着他的学龄前儿子，终日为最低的生存保障四处奔波，每每走投无路的困境以及他对人生转机所持的不泯的百折不挠的进取信念罢了。然而它在全美去年的票房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使某些商业大片对它的票房竞争力不敢小觑。
然而我们的电影机构却不知为什么并没有引进这样一部优秀的电影。我们引进的眼似乎一向是瞄着外国尤其美国的商业大片的，并且那引进的刺激作用，或日结果，国人都是看到了的。人家明明不仅只有商业大片，还有别种电影，我们视而不见似的，还“惊呼”美国商业大片几乎占领了中国电影院线，这是不是有点儿强词夺理呢？
我想，怎么分析这样一种文化心理才对，是犯不着非从古代思想家那儿去找答案的，更犯不着非回过头去找什么药方。非那么去找也是瞎忙活，问题出在我们当代中国人自己的头脑里。我们当代中国人患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病，还是要由我们当代中国人自己来诊断，自己来开药方的好。
话又说回来，引进了《幸福来临之际》又如何？在美国票房排行名列前茅，在中国就必然也名列前茅吗？恐怕未必。
那么另一个问题随之产生了——我们中国人看电影的心理怎么了？是由于我们普遍的中国人看电影的眼怎么了，我们的引进电影的眼才怎么了吗？或者恰恰反过来，是由于我们引进电影的眼怎么了，我们普遍的中国人看电影的眼才怎么了吗？
我想，只归咎于两方面中的哪一方面都是偏激的，有失公正的。于是我想到了我们古代的思想名著《中庸》。我将《中庸》又翻了一遍，却没能寻找到能令我满意的答案。这使我更加确信，“包罗万象”只不过是形容之词。
面对当下，传统是很局限的。孔孟之道真的不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哪怕仅仅是文化问题的万应灵丹。
顺便又从《论语》中找，仍未找到，却发现了一段孔子和子贡的对话——“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礼，我亦爱也。似乎，国人皆爱。但是如果今天有许多人以爱礼为冠冕堂皇的理由，主张重兴祭庙古风，而且每祭必须宰杀活禽活畜，则我肯定是坚决反对的。我倒宁肯学子贡，“告朔之饩羊”。吾国人口也众，平常变着法儿吃它们已吃得够多了，大可不必再为爱的什么“礼”，而又加刃于禽畜。论及礼，尤其是现代的礼，我以为还是以不杀生不见血的仪式为能接受。
我哕唆以上的一些话，绝不意味着我对传统文化有什么排斥，更不意味着我对古代思想家们心怀不敬。
我认为，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理应采取亲和的态度，那么我们首先应该从最普通的也最寻常的角度去接近之、理解之。如果我们觉得对于古代思想家们应满怀敬意，那么我们应该学习他们以思想着为快乐的人生观，而不可太过懒惰，将“我思故我在”这一句话，变成了“你（替我）思故我在”。
“父亲节”有媒体采访我，非要我谈谈对于“父爱”的体会。我拗不过，最后只得坦率讲出我的看法，那就是——我认为我们的传媒近年来关于“父爱”“母爱”的讨论，一向是有显然误区的。仿佛在我们中国人这儿，父爱仅仅是指父亲对儿女的爱，母爱当然也仅仅是母亲对儿女的爱，不能说不对。但是太不全面，不完满，不是父爱和母爱的全内涵。一味地如此这般地讨论下去，结果每每无形中导致儿女辈习惯于仅仅以审视的眼光来看父母。以父比父，以母比母，越比似乎越觉得父爱和母爱在自己这儿委实的“多乎哉，不多也”。
而我们的古人在诠释父爱和母爱方面，却比我们当代人要“人文”得多。父亲、母亲、亲人的这一个“亲”字，在古代是写作“親”的，加了一个“见”字，意味深长。“见”在古文中，与“视”是有区别的。在古文中，“视”乃动词，指“看”。“见”是指看的结果。“亲”字加上一个“见”字，是要通过文字提醒人们——父亲对你的爱，母亲对你的爱，你要看在眼里。视而不见，心灵里也就不会有什么反应。心灵里没有反应，父之“亲”也罢，母之“亲”也罢，亲人之“亲”也罢，也就全都等于虚无。虚无了，父爱也罢，母爱也罢，爱之再深再切，最终岂不还是应了那么一句话——“你爱我，与我何干？”
记者听得云里雾里，不甚了了。
我就只得又举了一个事例——一我曾对我所教的大三学子们进行期末考试，出了几道当堂写作题，其中一题是《雨》，允许写景，也可以叙事。写景者多，叙事者少。而一位来自农村的女生的写作，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她的父亲是菜农。天大旱，菜地急需浇灌。父亲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花了100元雇人用抽水机抽水。钱也付了，地也浇了，老天爷却骤降大雨。钱是白花了，力气是白费了。女儿隔窗望着瓢泼大雨中身材瘦小的父亲拉着铁锨，仰面朝天一动不动的样子，知道父亲心疼的不是力气，而是那转眼间白花了的100元钱。100元钱等于父亲要摘下满满一手推车豆角，而且要推到二十几里外的集市上去，而且要全部卖掉。
女儿顿时联想到了父亲曾对她说过的一番话：“女儿，你千万不要为上大学的学费犯愁，你就全心全意地为高考努力吧。钱不是问题，有爸爸呢！”
于是女儿冲出家门，跑到父亲那儿，拉着父亲的一只手，拽着父亲跑回了家里，接着用干毛巾给父亲擦头发，擦雨泪混流的脸；再接着，赶紧替父亲找出一身干衣服……
女儿偎在父亲怀里低声说：“爸，我是那么爱你……”
而那一位父亲，终于笑了。在我看来，这才是完满的父爱。
对于那一个女儿，此时此刻的父亲，实在是更值得写成“父亲”的。而对于那一位父亲，父爱不仅是付出，同时也是获得。
我当然并不是想要鼓吹繁体字。我只不过认为，如果我们真的要弘扬传统文化，其实很多时候不必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我思，故传统在。”难以从传统里激活古为今用的，并且确实是我们的社会所急需的文化，我还是坚持那样的观点——“拿来主义”依然可行。
我在班上读了那名女生的作文，全班听得很肃静。我从那一种肃静中感觉到，引起了不少同学的共鸣。于是我更加明白——文化之对于人心的影响，首先是好坏之分。过分强调“我们的”“他们的”，是当质疑的文化思想。好比我教的那名女生，倘是外国留学生，我也要给她高分，也要在全班讲读……
仅靠文化的反省不能抚平大众的愤怒。时下，民间和网上流行着一句话——羡慕嫉妒恨，往往从电视中也能听到这句话。
依我想来，此言只是半句话。大约因那后半句有些恐怖，顾及形象之人不愿由自己的嘴说出来。倘竟在电视里说了，若非直播，必定是会删去的。
后半句话应是——憎恨产生杀人的意念。确实令人身上发冷的话吧？我也断不至于在电视里说的。不吉祥，不和谐。写在纸上，印在书里，传播方式局限，恐怖“缩水”，故自以为无妨掰开了揉碎了与读者讨论。
羡慕、嫉妒、恨——在我看来，这三者的关系，犹如水汽、积雨云和雷电的关系。
人的羡慕心理，像水在日晒下蒸发水汽一样自然。从未羡慕别人的人是极少极少的，或者是高僧大德及圣贤，或者是不自然不正常的人。
羡慕到嫉妒的异变，是人大脑里发生了不良的化学反应。说不良，首先是指对他者开始心生嫉妒的人，往往是经历了心理痛苦的。那是一种折磨，文学作品中常形容为“像耗子啃心”。同时也是指被嫉妒的他者处境堪忧。倘被暗暗嫉妒却浑然不知，处境大不妙也。此时嫉妒者的意识宇宙仿佛形成着浓厚的积雨云了。而积雨云是带强大电荷的云，它随时可能产生闪电，接着霹雳骤响，下起倾盆大雨，夹着冰雹。想想吧，如果闪电、霹雳、大雨、冰雹全都是对着一个人发威的，而那人措手不及，下场将会多么的悲惨！
但羡慕并不必然升级为嫉妒。
正如水汽上升并不必然形成积雨云。水汽如果在上升的过程中遇到了风，风会将水汽吹散，使它聚不成积雨云。接连的好天气晴空万里，阳光明媚，也会使水汽在上升的过程中蒸发掉，还是形不成积雨云。
那么，当羡慕在人的意识宇宙中将要形成嫉妒的积雨云时，什么是使之终究没有形成的风或阳光呢？
文化。——除了文化，还能是别的吗？
一个人的思想修养完全可以使自己对他者的羡慕止于羡慕，并消解于羡慕，而不在自己内心里变异为嫉妒。
一个人的思想修养是文化现象。
文化可以使一个人那样，也可以使一些人，许许多多的人那样。
但文化之风不可能临时招之即来。文化之风不是鼓风机吹出的那种风，文化之风对人的意识的影响是逐渐的。当一个社会普遍视嫉妒为人性劣点，祛妒之文化便蔚然成风。蔚然成风即无处不在，自然亦在人心。
劝一个人放弃嫉妒，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劝一个人放弃嫉妒非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没有点正面文化的储备难以成功。起码，得比嫉妒的人有些足以祛妒的文化。莫扎特常遭到一位宫廷乐师的强烈嫉妒，劝那么有文化的嫉妒者须具有比其更高的文化修养，而那位宫廷乐师无幸遇到那样一位善劝者，所以其心遭受嫉妒这只“耗子”的啃咬半生之久，直至莫扎特死了，他才获得了解脱，但没过几天他也一命呜呼了。
文化确能祛除嫉妒，但文化不能祛除一切人的嫉妒。正如风和阳光，不能吹散天空的每一堆积雨云。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一名北军将领由于嫉妒另一位将领的军中威望，三天两头向林肯告对方的刁状。无奈的林肯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某日对那名因妒而怒火中烧的将军说：“请你将那个使你如此愤怒的家伙的一切劣行都写给我看，丝毫也别放过，让我们来共同诅咒他。”
那家伙以为林肯成了自己同一战壕的战友，于是其后连续向总统呈交信件式檄文，每封信都满是攻讦和辱骂，而林肯看后，每请他到办公室，与他同骂。十几封信后，那名将军省悟了，不再写那样的信，他羞愧地向总统认错，并很快就动身到前线去了，还与自己的嫉妒对象配合得亲密无间了。
省悟也罢，羞愧也罢，说到底还是人心里的文化现象。那名将军能省悟，且羞愧，证明他的心不是一块石，而是心宇，所以才有文化之风和阳光。否则，林肯的高招将完全等同于对牛弹琴，甚至以怀化铁。但毕竟，林肯的做法，起到了一种智慧的文化方式的作用。
苏联音乐家协会某副主席，因嫉妒一位音乐家，也曾不断向勃列日涅夫告刁状。勃氏了解那无非是些鸡毛蒜皮的积怨，反感其滋扰，于是召见他，不动声色地说：“你的痛苦理应得到同情，我决定将你调到作家协会去！”——那人听罢，立即跪了下去，着急地说自己的痛苦还不算太大，完全能够克服痛苦继续留在音协工作……因为，作家协会人际关系极为紧张复杂。
勃氏的方法，没什么文化成分，主要体现为权力解决法。而且，由于心有嫌恶，还体现为阴招。但也很奏效，那音协副主席以后再也不滋扰他了。然效果却不甚理想，因为嫉妒仍存在于那位的心里，并没有获得一点点释放，更没有被“风”吹走，亦没被“阳光”蒸发掉。而嫉妒在此种情况之下，通常总是注定会变为恨的——那位音协副主席同志不久疯了，成了精神病院的长住患者，他的疯语之一是：“我非杀了他不可！”
一个人的嫉妒一旦在心里形成了“积雨云”，那也还是有可能通过文化的“风”和“阳光”使之化为乌有的。只不过，善劝者定要对那人有足够的了解，制定显示大智慧的方法。而且，在嫉妒者心目中，善劝者须是被信任受尊敬的。
那么，嫉妒业已在一些人心里形成了“积雨云”将又如何呢？
文化之“风”和“阳光”仍能证明自己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既潜移默化，当然便要假以时日了。
若嫉妒在许许多多成千上万的人心里形成了“积雨云”呢？
果而如此，文化即使再自觉，恐怕也力有不逮了。
成堆成堆的积雨云凝聚于天空，自然的风已无法将之吹散，只能将之吹走。但积雨云未散，电闪雷鸣注定要发生的，滂沱大雨和冰雹也总之是要下的。只不过不在此时此地，便在彼时彼地罢了。但也不是毫无办法了——最后的办法乃是向“积雨云”层发射驱云弹。而足够庞大的“积雨云”层即使被驱云弹炸散了，那也是一时的。往往上午炸开，下午又聚拢了，复遮天复蔽日了。
将以上自然界积雨云之现象比喻人类的社会，那么发射驱云弹便已不是什么文化的化解方法，而是非常手段了，如同是催泪弹、高压水龙或真枪实弹……
将“嫉妒”二字换成“郁闷”一词，以上每一行字之间的逻辑是成立的。
郁闷、愤懑、愤怒、怒火中烧——郁闷在人心中形成情绪“积雨云”的过程，无非耳耳。
郁闷是完全可以靠了文化的“风”和“阳光”来将之化解的，不论对于一个人的郁闷，还是成千上万人的郁闷。
但要看那造成人心郁闷的主因是什么。倘属自然灾难造成的，文化之“风”和“阳光”的作用一向是万应灵丹，并且一向无可取代。但若由于显然的社会不公、官吏腐败、政府无能造成的，则文化之“风”便须是劲吹的罡风，先对起因予以扫荡。而文化之“阳光”，也须是强烈的光，将一切阴暗角落一切丑恶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文化须有此种勇气，若无，以为仅靠了提供娱乐和营造暖意便足以化解民间成堆的郁闷，那是一种文化幻想。文化一旦开始这样自欺地进行幻想，便是异化的开始。异化了的文化，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因为它靠了粉饰太平而遮蔽真相，遮蔽真相便等于制造假象。也不能不制造假象。
那么，郁闷开始在假象中自然而然变向愤懑。
当愤懑成为愤怒时——情绪“积雨云”形成了。如果是千千万万人心里的愤怒，那么便是大堆大堆的“积雨云”在社会上空形成了。
此时，文化便只有望“怒”兴叹，徒唤奈何了。不论对于一个人一些人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的人，由愤怒而怒不可遏而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往往是迅变过程，使文化来不及发挥理性作为。那么，便只有政治来采取非常手段予以解决了——斯时已不能用“化解”一词，唯有用“解决”二字了。众所周知，那方式，无非是向社会上空的“积雨云”发射“驱云弹”……
相对于社会情绪，文化有时体现为体恤、同情及抚慰；有时体现为批评和谴责；有时体现为闪耀理性之光的疏导；有时甚至也体现为振聋发聩的当头棒喝……但就是不能起到威慑作用。
正派的文化，也是从不对人民大众凶相毕露的。因为它洞察并明了，民众之所以由郁闷而愤懑而终于怒不可遏，那一定是社会本身积弊不改所导致。
集体的怒不可遏是郁闷的转折点。
而愤怒爆发之时，亦正是愤怒开始衰减之刻。正如电闪雷鸣一旦显现，狂风暴雨冰雹洪灾一旦发作，便意味着积雨云的能量终于释放了。于是，一切都将过去，都必然过去，不过时间长短罢了。
在大众情绪转折之前，文化一向发挥其守望社会稳定的自觉性。这一种自觉性是有前提的，即文化感觉到社会本身是在尽量匡正着种种积弊和陋制的；政治是在注意地倾听文化之预警的。反之，文化的希望也会随大众的希望一起破灭为失望，于是会一起郁闷，一起愤怒，更于是体现为推波助澜的能量。
在大众情绪转折之后，文化也一向发挥其抚平社会伤口、呼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但也有前提，便是全社会首先是政治亦在自觉地或较自觉地反省错误。文化往往先行反省。但文化的反省，从来没有能够代替过政治本身的反省。
文化却从不曾在民众之郁闷变异为愤怒而且怒不可遏的转折之际发生过什么遏止作用。那是文化做不到的。正如炸药的闪光业已显现，再神勇的拆弹部队也无法遏止强大气浪的膨胀。
文化对社会伤痛的记忆远比一般人心要长久，这正是一般人心的缺点，也是文化的优点。文化靠了这种不一般的记忆向社会提供反思的思想力。阻止文化保留此种记忆，文化于是也有对文化人本人的包容方面。包容头脑中存在有“异质”文化思想的文化人固然是难能可贵的进步。但同样包容在某些人士看来有“异质”品相的文化本身更为重要。
反观1949年以后的中国，分明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从前，哪怕仅仅几年没有什么政治的运动，文化都会抓住机遇，自觉而迫切地生长具有人文元素的枝叶，这是令后人起敬意的。
不能说当下的中国文化及文艺一团糟、一无是处。这不符合起码的事实。但我认为，似乎也不能说当下的中国文化是最好的时期。
我们当下某些文艺门类不要说人文元素少之又少，连当下人间的些微烟火也难以见到了。真烟火尤其难以见到。
倘最应该经常呈现人间烟火的艺术门类恰恰最稀有人间烟火，全然地不接地气，一味在社会天空的“积雨云”堆间放飞五彩缤纷的好看风筝，那么几乎就真的等于玩艺术了。
是以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