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尼克松在启程仪式上获得了包括坚定的政敌们的热烈掌声。尔后，总统搭乘“空军一号”飞抵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在此登上了总统727号飞机。为了适应时差，总统在关岛呆了三天，然后在北京时间上午11：30到达中国，这正是他最喜欢作电视讲话的时段。在飞往北京途中，他吩咐霍尔德曼仔细检查他走出机舱那一刻的安排是否妥当——这是整个行程中最重要的画面。犹如上将对时空掌握的敏感及剧场导演对华美场面的痴迷：他要在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亮相中以完美形象出现。另一个是关于择定时间的细节：他选择在2月17日在南越投下自1972年6月来最多的炸弹，以表明不管他对和平做出什么的举动，他仍是个令人畏惧的人。
到达的第一天是2月21日。搭载80名记者的媒体飞机最先着陆，以便准确地捕捉镜头：500名身着蓝色和橄榄绿服装的仪仗队行进到固定位置，再从一边列队到另一边（同时唱着长征中鼓舞红军的歌谣。通过长征，毛领导的军队得以幸存，并在日后打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从而使美国蒙羞）；鲜红的巨幅标语旗帜上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所有伟大社会万岁，”其画面可比塞西尔·戴米尔拍摄的《圣经》史诗或月球照片。尼克松夫人帕特的外衣也是鲜红色。所有人都看到了一片鲜艳的世界。这些历史性的画面得以在全球直播归功于历时十年才发明的通信卫星。
昔日的帝国主义走狗气宇轩昂地阔步走下红毯，身着蓝色上衣的中国总理周恩来站在那儿等他走过来。尼克松大胆地先伸出手——为了纠正17年前的失礼，因为1954年在日内瓦，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和周恩来握手。每个人都笑得那么舒心。
总统不知能否会见身体每况愈下的毛泽东。午饭后，他听到一个好消息：毛将在他的私人书房接见他。周恩来、女翻译员唐文生，毛泽东，尼克松及基辛格在沙发上围成半圆坐下后，由中方记者负责摄影，拍摄背景是主席的一摞摞书籍。整间书房宛如一个和蔼可亲的大学老教师的起居室（应尼克松和基辛格要求，照片把国务院盟友温斯顿·洛德删掉了）。
尼克松想借照片表明：最后联合公报的谈判没有邀请国务院。尼克松夸赞毛泽东是个智者，他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整个世界。”毛泽东也称赞尼克松总统写了一本“好书。”他们的交谈极为融洽。主席拿“密探”基辛格与女士们的关系开了开玩笑，然后谈到他更喜欢右翼；尼克松插嘴说右翼能做那些左翼只能说说而已的事情。周恩来雅致地揭开了一个国际秘密：反对尼克松访华的左翼势力领导林彪的下落。林彪已有数月淡出公众视线。毛解释他们死于空难。中国领导人现在完全信任他们的朋友。
领导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全体会议。由于入口被禁，记者决定跟随帕特。通过通讯卫星，人们可以看到帕特见证了中国人民的微笑。她参观了四季青人民公社里在泥泞中行走的猪和727英亩的颐和园；在北京儿童医院，身着白色实验室服的帕特得到了病人的热烈欢呼；在北京饭店，为了取悦帕特，一名主厨把芜菁变成菊花再变成青椒最后变成一只螳螂；帕特还在北京动物园里观赏了熊猫。在一次盛宴中，她伸手拿来一个圆柱形烟灰缸，欣赏着标签上两只可爱的熊猫，嘟囔着：“它们好可爱啊！我真喜欢它们。”
“我会给你一些。”周恩来应声道。
“香烟吗？”
“不。熊猫。”
就这样，国家动物园送出了两只非常宝贵稀有的中国大熊猫。
让“沉默的少数”感到惊恐的事——对敌人的绥靖——正被对手利用起来，这份礼物便是证明。《平等权利修正案》即将通过。1月2日，当尼克松被问及对“Ms”这个新造词的看法时，尼克松回复丹·拉瑟“大家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对于《平等权利修正案》，民主党政治家们曾毫不犹豫表示支持，但现在他们认识到这个小而简单的宪法修正案——即“法律下的权利平等不能因性别差异而被美国或任何国家否认或剥夺”——不能在美国中部顺利实施。印第安纳州的霍普在《纽约时报》上报道：“去年夏天，一个被描述为‘激进的学校教师’的女人……与全由男性组成的狮子俱乐部成员们谈到妇女解放……‘她说不应该由生殖器来判断某个人，周围的人们从来没有认真看待妇女解放。’”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个狂热的反共组织者在《菲利斯-施拉夫雷报告》上怒斥《平等权利修正案》将带给美国的恐惧甚至大过中国的威胁。她写道：“该修正案将毫无疑问使妇女臣服于该草案。”它将准许男人“要求妻子外出工作以支付家庭开销……而妇女解放论者的激进分子将对家庭、婚姻和小孩发起攻击。”后来，她描述葛罗瑞亚·斯泰纳姆新杂志的创刊号《女士杂志》中刺耳的长篇大论，其目的是给幸福的已婚妇女撒播不满的种子，这样，每个女性都感到不平并形成某种因受挫而团结的新姐妹关系。”她还批评另一种新刊物《女人》：“68页的‘悍妇宣言’提案催生了这样的字句——‘悍妇是美丽的’……另一篇文章宣扬一个名为‘来自地狱的国际妇女恐怖阴谋’的组织是‘妇女解放的推动力’……现在就去让议员对《平等权利修正案》投反对票。告诉电视台和广播台你们需要均等的时间展现婚姻和母爱。”
在此背景下，《今日芝加哥》发表社论称帕特作为一名尽职妻子的壮观游行表达了这次历史之行的真正意义：“尼克松夫人在北京的出现及其热情而优雅的举止诠释了某种官方讨论所不能企及的东西。她以一个普通人的级别与中国人民建立了直接友好的联系；这个级别里，孩子、家庭、食物、服务及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它们本就该如此。”
理查德·尼克松曾读过法国小说家和政治家安德烈·马尔罗的《反回忆录》，为中国行做准备。马尔罗曾在长征时会见周和毛（书中传达的主要信息正是美国所熟视无睹的：中国基本中立，既不鼓励也不反对河内卷入战争）。欢迎晚宴上，三大电视网全程直播了四小时的宴会过程，红军乐团演奏了《美丽的美利坚》，《时代周刊》评论这次盛会“就像老朋友的团聚，而不是20多年来一直敌对的两个国家的元首的首次聚会。”
随后是著名的长城之旅。接下来是《上海公报》的揭幕。内容包括一条旨在警告苏联的中美共同条约——两国都不得在亚太地区称霸，两国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联盟建立霸权；还有一条关于台湾问题的条款：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民调表明84%的人赞成。威廉·巴克利被邀请来安抚保守人士，他认为整件事就像纽伦堡的检察官拥护纳粹党。但其他保守党人士认为总统反共产党立场的转变是可宽恕的。第二次盖洛普民调证实83%的民主党人继续支持尼克松。他的提名远超出1968年2月的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尼克松常高兴，在上海展览馆最后一天的祝酒辞上，他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个星期”。
国内的政治状况在尼克松的意料之中。第三天晚上，他坐在体育表演的看台上，霍尔德曼欣赏着表演的前期工作——穿绿色制服的士兵、穿蓝色制服的士兵、穿红色运动衫的运动员及穿蓝色运动衫的运动员各占一片区域，所有人都在预定时间对着电视摄像机欢呼——周恩来静静地打开文件，浏览后抬起头，然后点点头。基辛格询问译员刚才发生了什么。基辛格得知周已同意了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尼克松回复：“我随时愿意重排第一版。”尼克松回国前一天的早餐时间，他同霍尔德曼讨论了一些国内新闻，这让尼克松更为愉悦。
记者们如秃鹰般把穆斯基团团围住，就像他们在1967年围绕罗姆尼一样：人人都希望第一个报道领先的候选人的进展。阿格钮称他是“善变的爱德华”：他曾是“约翰逊政府战争政策的主要捍卫者”，现在却主张“不计一切代价远离战争”。在穆斯基前往中东、俄国和欧洲的宣传之旅中，媒体发现他有一个罗姆尼式的缺点：当媒体细问他在越南问题上的态度转变时，他显示出恼怒。“他的小心谨慎压制着暴躁脾气，”朱尔斯·威特卡弗回到家中记载，“随着媒体关于战争问题及立场给他越来越多的直接压力，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他的慎重。当压力增大至引燃他那短短导火线时，就到他致命的弱点了。”《纽约时报》记者艾坡攻击了他的另一弱点：“从长远看，很多政治家都认为，由于穆斯基的支持者缺少稳固热情……若他开始下滑，他将跌落得很厉害。”
新罕布什尔的民调预计穆斯基会得到2/3的选票。然而，当他面对诸如“参议员，若你在新罕布什尔只得到60%的选票，你认为这是失败吗？”的问题时，他的慎重被击垮了。使他失去更多冷静的是蓄意破坏行为：有关行程安排的错误信息不断流向公众。《曼彻斯特联合导报》威廉·洛布总想着要毁掉一个自由党人。在2月24日头版，他复印了一封由保罗·莫里森手写的信件。信中写道他曾在佛罗里达见到穆斯基并问他对于缅因州少数黑人的看法，而穆斯基的一个助理答道，他们在缅因的确有些少数人：“不是黑人，而是法裔加拿大人”——报道称穆斯基对此欣然一笑。
法裔加拿大人是在新罕布什尔州很普遍。穆斯基显然认为他们是新英格兰的黑鬼。
第二天，《曼彻斯特联合导报》头版的一篇尖刻社论转述了《新闻周刊》的一则八卦：暴躁的穆斯基向媒体挑战黄色笑话，并喜欢在饭前喝两杯鸡尾酒。
穆斯基已忍无可忍。在《曼彻斯特联合导报》由红砖砌成的总部前，他安排一辆平板车作为讲台。在中国的宾馆吃早餐时，霍尔德曼告诉总统随后发生的事情。漫天雪花纷纷扬扬，穆斯基用大衣裹住自己，手持话筒，任记者疯狂拍照，他要表明谁才是坚强的：
“通过偷袭我和我的夫人，他只是证明他自己是个懦夫。他应庆幸的是他此时没有在这个讲台上站在我旁边……”
他停顿了一下，往下看了看；似乎语塞了。也许是一片雪花融进了他的眼睛，但来自CBS的丹·拉瑟报道“他开始擦眼泪”。而戴维·布罗德则在导语中写道：“他说话的时候泪流满面。”这成了一条主要新闻。
穆斯基只得回到竞选，勉强同意盛装参加全民主党候选人的电视辩论。尼克松对此新闻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兴趣——显然，他让民主党人自相残杀的竞选计划奏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