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坚守自己的观点，并且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理由：在1964年的民权法案辩论的时候，保守派不也说过同样的话吗？可是现在个人财产仍然还保留着。如果是一个人离开了自己的城堡，并且把这座城堡挂牌出售，他怎么可以声称这还是他自己的城堡呢？他们指出，“民权法案第四款”有多米诺骨牌效应，可以推翻以种族为基础的经济不平等的体制——“就业通常是和教育联系起来的，”住房司法委员会的主席曼尼·塞勒说道，“而教育反过来是由周围的学校和住户所决定的。”神职人员则声明这是《圣经》的命令。对于那些认为黑白人混居会造成居住环境崩溃的人，他们则将社会科学引入了国会议事录。他们还引用了艾森豪尔总统关于民权委员会的结论——融合可以降低“疾病，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发生率，以及遏制社会道德沦丧的势头”。房地产大亨詹姆斯·劳斯指出，在黑白人混居法出台之后，他从迅速发展的房地产业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他同时还指出，其他房地产商人对抗联邦法案的做法其实是违背他们自己的利益的：如果每个人都遵守这项法令，那么他们所有人便可以受到保护，使他们自己不会受到那些肆无忌惮的“欺诈商人”的利用——这些人故意利用种族隔离制度来降低房地产的价值。卡岑巴赫检察长暴跳如雷，他说：“当那些本该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人都不能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时，整个国家都会跟着蒙受损失。”
对于自由派而言，这项法令简直不可能会输，因为它非常有道理。他们无法理解那些不通过“可靠的文献”而是通过血与火的暴力行动来定义“居住区”的人问题出在哪。就像南卡罗莱纳州的萨姆·欧文所指出的那样——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在”，就会抵抗黑白人混居。在那些小孩子们唱着歌颂死刑的小调的居住区内，这个道理也行不通。
愤愤不平的选民们的信件很快就塞满了议员们的邮箱：
“这会剥夺我们的权利，我们的人民需要有人来保护。”
“‘要为所有的人争取平等’——请将白人包括在内吧！”
南方本来应当慢慢变得跟这个国家其他地方一样。然而，在乔治亚州的州长竞选中，民调却给了一个叫做莱斯特·马多克斯的人一次机会。他之所以有参与竞选的资格，是因为他在民权法案通过之后，仍然手持手枪和锄头，将黑人从亚特兰大卖烤鸡的商业中心驱赶走。在马里兰州，一个叫做乔治·马奥尼的人宣称国会种族平等的混居法案是一个阴谋，用大量的虚假福利来欺骗他们，从而赢得了众多蓝领的支持。
这是一个预兆，表明这个国家其他的地方会慢慢变得和南方一样。波士顿南部的爱尔兰人正在与那些凶残的街头流氓们斗争，他们要抵抗联邦要求学校里各族平衡的法令，保护自己的地盘；他们温文尔雅的女头领名叫路易斯·希克斯，她以惊人的65%的得票连任该市学校委员会的委员。在纽约，约翰·林赛采取了一些步骤，打算建立一个平民董事会，处理对于警方的投诉。巡逻者协会承诺会用尽每一分钱打败他。巴里·戈德华特自己则周游全美，向大众发表演说，声称保守派会再一次控制共和党全国大会。
在越南问题上，民主党陷入了混乱的党派之争。1965年十月，纽约市有十万市民游行反对越南战争。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美国卓越的反共产主义自由派，在十一月的《基督教与危机》一文中写道：“我们正在把越南南部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就在我们‘拯救’这个不幸的国家时，我们其实是在摧毁它。”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尔布莱特在二月份召开了六天的电视直播听证会。乔治·凯南这样的名人原本是遏制主义政策的制定者，如今，在这场电视直播中，美国人却听到他们说越南战争的胜利“只能以毁掉平民的生活和民众受苦受难为代价”才能获得，他们“基本上不希望我们的国家背上这个责任”。
小镇的神职人员举行反战游行；郊区的母亲们在反战游行；就连士兵都在反战游行。罗伯特·肯尼迪在1965年发表了他的首次议员演说，敦促总统履行他哥哥对越南战争的承诺。但是现在华盛顿的传言集中在肯尼迪是否会在和平的基础上宣布针对约翰逊展开总统选战。即使是林登·约翰逊的检察长也说，反战示威者有“叛国的倾向”。
就在那个时候，出现了分水岭：美国义务兵役制的主管，路易斯·赫尔希将军宣布，大学必须把学生的成绩排名交给征兵局，以便他们可以取消成绩糟糕的大学生的征兵延缓期。威斯康星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占领了行政管理大楼。“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草拟了一份可供选择的考试：
“越南南部的战争被认为是我们遏制共产主义中国政策的一部分。现在有多少共产主义中国的军队参与了越战？”
（A）一个人也没有
（B）1000
（C）50000
（D）100000
（E）500000
正确的答案当然应该是“（A）一个人也没有”。而美国却在越南有250000军人。
政府发动战争的前提就是个谎言。政府评论家们是正确的，但这一点并没有让人们更容易接受。它反倒让人们更难以接受，这对于绝大部分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彻底的颠覆，颠覆了人们从小就相信的事实：政府值得信任。对绝大部分美国人来说，反战运动很让人畏惧。这种惧怕同反战运动实际的影响完全不成比例。当纽约因为反战运动而在1965年11月遭到了灯火管制的时候，两位新闻记者几乎同时产生了同样的想法：“反越南战争示威者已经努力完成了一些事情。”
历史将会记住，反战的这一方几年后转向了暴力，但是却忽略了支持战争的这一方立刻就采取了暴力。第一场反战大学宣讲会是在密歇根大学举行的，这场宣讲会被炸弹威胁给打断了（因此会议的组织者只好召开了一个临时的户外集会，3000名师生顶着零下20度的低温）。1965年8月份，在伯克利，15000名斗士从大学校园开始行进，以便能够让奥克兰士兵终点站“平静下来”。这些游行的人被防暴警察给挡了回去——不过是在赫尔斯·安吉尔被允许穿过警戒线，碾碎了一些嬉皮士的头之后。在一月份，也就是在支持战争的歌曲“绿色贝雷帽之歌”和披头士乐队的唱片销售量一样好的那一个月，一个德克萨斯共和党人在众议员引入了一项议案，使反战游行非法化。
三月份，纽约和旧金山发生了针对杜波伊斯俱乐部的袭击。一周之后，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两个一直在发表反战文学的反战主义者被人谋杀，背部被射了十七枪。三月二十六号，俄克拉荷马和波士顿被暴民洗劫。四月份，越南纪念日委员会位于伯克利的总部和两家激进的报社的办公室遭到了炸弹袭击。
位于康涅狄格州沃伦镇的和平公社农场的一个谷仓被烧毁了（警方说，没有证据让他们相信，是有人故意纵火的，尽管自从当地一个要求将反战分子逐出该镇的请愿活动失败之后，这个农场便一直遭到治安团的骚扰）。一个位于丹佛的基督教教堂主持了一个“停止战争”的聚会，却遭到了一个红漆炸弹的破坏。在皇后区，地方检察官控制了一所军工厂，这座军工厂被右翼的治安团成员用来组织民兵，袭击“三个州范围内的左翼分子的营地”。军工厂提供的东西包括迫击炮、手榴弹、火箭炮、双刃短刀、超过150架来福枪、还有“五六套绞刑器械”和差不多一百万发的弹药。
理查德·尼克松现在所处的这个国家已经不再把林登·约翰逊奉为神明，他现在正在为新的总统竞选做好准备。目前唯一的共识就是，共识早就已经不存在了。一些美国人仍在谈论“迅速增长的六十年代”。美国经济机会局的主任萨金特·施赖弗谈到要在十年之内消除贫困。知识分子宣扬一个电子科技革命，“几乎不需要同人类合作，仅借助机器系统”，便能创造出“潜力无穷的产量”。尖刻的领袖蒂莫西·利里和理查德·艾伯特猛烈抨击哈佛大学心理导师，他们开创了一种隐居生活，“创造了一种新的机制，将生活当做艺术的新的贡献方式……与解放大脑皮层的束缚相比，汽车只是孩子的游戏。”即使是罗纳德·里根在1966年元月份的电视辩论中也这样说：“我们有诸多问题，但是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无限的。”这是自从基督诞生于伯利恒之后最为有希望的时代了。
其他的美国人——有时候是同一批美国人——则忧心忡忡。
最为热门的思想：一股强烈的无助感笼罩着这片土地——美国正在遭受着“孤立主义”的流行病。哈里斯组织捏造出了所谓的“孤立指数”，来测量孤立主义的程度。这个指数基于五个方面：“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你所想的东西无足轻重”；“国家的管理者并不真正关心你的遭遇”；“有权人都在设法利用你”；“不考虑你周围的事物”。甚至连罗伯特·肯尼迪的助理都感觉到被孤立了。“我们突然发现，我们都在严肃地讨论世界走向毁灭的可能性。”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在谈到战争时这样回忆道。另一个人则在林登·约翰逊的照片上乱涂乱画，给他添上了希特勒的小胡子。
罗纳德·里根于1966年5月12日，星期二那天在旧金山的牛宫举行了一个集会。两年前在这个地方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上，保守主义应当已经被埋葬了。“在萨克拉门托，领导人的领导才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道德和行动得体方面也有巨大的差别。”当初巴里·戈德华特站在这里，五彩纸屑从天洒下，落在他身上，现在，他所站的地点正好是那个地方。“没有什么能够比人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犯下的罪行能更好地展示出这一点了。在那里，为数不多的垮掉一代，激进分子，言语污浊的倡议者给这所大学带来了巨大的耻辱。”
混乱开始了。里根解释道：“所谓的‘自由演讲的拥护者’事实上丝毫没有表现出对于自由的珍重。当有人允许利用这种号召来攻击和羞辱权威的象征——身着制服的警察的时候，这些头目就应该被人拧着脖子和拽着后背，扔出校园。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帕特·布朗州长在萨克拉门托吃了一顿要25美元一盘菜的晚宴。他抱怨约蒂和里根，说他们“为了宣传……腐蚀了政府的公信力。他们创造了恐惧和相互之间的倾轧。他们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使少数派之间相互争斗的同时也和大多数人发生争斗。”一想到里根利用加州去年辉煌的世界一流的高教制度作为大棒对他进行攻击，布朗就感到困惑和愤怒。对于攻占斯普劳尔大厅这件事，他采取的行动导致了加州史上最多人被逮捕。他对于这些“被孤立的”孩子和那些为里根鼓吹呐喊的人持相同的看法：他们在糟蹋特权。无论怎样，他控制校园的能力受到法律的限制。州长只是24名评议委员会中的一员。对他的指责完全没有道理。
然而同时，这个指责又十分有道理。弗里德·杜顿是波比·肯尼迪的助手，他是布朗在评议委员会中最亲密的盟友。第二天，约蒂学着里根的样子，宣称他看见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伙人在“校方管理员的批准之下……分发着性用品”。为什么不呢？这个州里最可靠的民调表明，四月中旬的时候，在中立的共和党人中，就自我认同感而言，乔治·克里斯托弗领先里根十七个百分点。但是现在他只领先两个。并且到五月十三号这周五的时候，所有的坏运气都轮到了帕特·布朗：他落后这两位共和党人十个百分点。
随着美国人的一致看法转变为不一致的杂音，一个曾经在1962年被帕特·布朗逼着退出政界的人重新给自己的政治机器加入了润滑油。他有一个全职的调查者和作家，叫做帕特里克·布坎南。他二十八岁，是一名来自圣路易斯的天主教徒，十分好斗。他曾经在圣路易斯的一次聚会上接近尼克松，问尼克松是否在准备参加1968年的竞选，然后厚颜无耻地说他也想参加进来。尼克松在纽约召见了他，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采访，这次采访十分折磨人。尼克松问他：“你并不像威廉·巴克利那么保守，是你错了，还是我弄错了？”布坎南实际上比巴克利更为保守。但是他巧妙地回避了尼克松的问题：“我对比尔·巴克利有着无限的崇拜之情。”
你不得不佩服，一个孩子能把游戏玩成这样。
尼克松也保留着一名广告宣传人员，威廉·萨菲尔。他经常炫耀似的穿着一件花哨的方格子外衣，有着知识分子自负和骄傲的神气。其他的同谋也匆匆涌进然后又涌出尼克松在布罗德街20号的办公室：有来自像莱恩·加门特，汤姆·埃文斯还有约翰·西尔斯等律师事务所的年轻律师们；有议员和说客；有六十年代的竞选者，像鲍勃·霍尔德曼和约翰·埃利希曼等的代理人（他们不会承诺提供帮助，除非他承诺给予他们更多权利，并且少喝点酒）；也有像爱德华·特勒这样的顾问，核问题方面的圣人。尼克松甚至雇佣了来自“杰克·帕尔秀”的保罗·凯斯来替他写笑话。这些做法奏效了。很快，一名记者就这样写道：“他的笑话少了以往的不自然，更擅长把这种笑话传达给其他人了，更重要的是，他懂得了用自己的怪方式讲笑话的价值。”
他真正所缺的其实是钱。他需要这笔钱来为他宏伟计划的里程碑注入资金，这个计划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治旅行，命名为“国会1966”。因此，这个团队中最重要的成员就是资金筹集人，莫里斯·斯坦斯。他是艾森豪威尔前任预算总监，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贵族口音，尽管他的父亲实际上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砖匠。
斯坦斯认为迪克·尼克松远远超过这个国家其他的人。但是，斯坦斯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认为尼克松再次竞选总统的想法有一点点荒唐。1965年九月的一个晚上，尼克松完成了他最近的一次远东之旅后，尼克松一家与斯坦斯一家去皇后区参加了世界博览会。看到这位前任副总统被传记作家团团围住，斯坦斯意识到，尼克松的复出也并非想象中那么疯狂。而且，当斯坦斯承诺帮助尼克松复出的时候，钱财滚滚而来：有的是来自绩优股的总裁们，像百事公司的唐纳德·肯德尔和华纳公司的阿尔伯特·博布斯特；有的是来自富裕的右翼分子，他们感激尼克松在1964年的时候能够坚定地站在巴里·戈德华特这一边，包括石油供应商霍华德，亨利·塞尔瓦托利和保罗·格蒂，以及来自密尔沃基的矿井装置生产商华特·哈里斯弗基，后者一度同情过纳粹党。莱拉和德威特·华莱士才捐助了8500美元，但是他们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们给了尼克松足够的空间，让他能够在《读者文摘》里高谈阔论，这本杂志在美国月销量目前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