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结论惟一不负责任的或许在在于，我对杨淼参军的动机是印象深刻的，从那时起，他才切实地走进我逼仄的记忆里，随着远走他乡反而在我心头永久地停驻下来，然而一切也只是在三封来信中得以苍白的平面的延伸。
杨淼与人们的第一次正面冲突是在第二年的夏夜，他被人控告（诋毁？）偷看一个少妇洗澡。杨淼在第一封里曾着重重提此事，他的解释是与我玩躲迷藏的时候不小心才翻进了人家的墙头。老实说，我尽管对当时已不复记忆，但这点值得相信。但他为何长时间用双手撑在墙头上——你们不会——我也不会。
当天晚上，杨淼像个溺水的小老鼠忧伤地躲在角落里。他的眼睛在灰白的月光的返照下簌簌抖动，长久地盯着已经百孔千疮的有许多烧毁的黑色印记的桌子的一角。后来，他开始漫无目标地扫视家族祠堂（我们暂时寄居的地方）里的每一样东西，空落的眼神让人怀疑他什么都没看见，包括我。我小心翼翼地走向他，直到他眼前他似乎才注意到，立即惊惧地向后挪动屁股。也许是那顿毒打吧，也许是因为无人庇护的可怜，也许是所谓的廉耻之心在他十八岁的心理上才开始萌芽，这似乎还可以说成是家族尊严在他身上的复苏。反正一切解释都有其合理性，没有人能清楚地说明这些，包括我。猜想除了让人坐立不安，毫无价值。深夜十二点，杨淼拖着受伤的瘸腿甩着响亮的胳膊，漫无目的神色黯淡地走在不大的祠堂的各个角落里，细心地观察着每样东西。他仿佛在走过家族几百年的历史，仿佛在回味几百年来的忧伤怅惘而令人不甘的历程。
也许是第二天，也许是这年秋天（我记不确切了，这不重要吧），他参军入伍了。人们总会为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找一些不那么光彩的既定原由，于是，从那一刻起，谁也不能否认这两起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了。
杨淼来第一封信是两年之后，那么是否有理由相信那起莫须有的事件至少折磨了他如此之久，并将永远如死灰一样沉积在他心底，再也不可能奢望有朝一日烟消云散。有些事情，众所周知，无论它真实与否，都将改变一个人一生的任何决定。
杨淼的第二封短信除了上面的重复解释之外仍然别无内容，但出人意料的是，里面附了一张女孩的照片。那是我来肥城打工不久，我已经发誓不再回杨庄那个地方了。杨淼远在万里之外，却成了我与它尚存的惟一游丝般的联系，当然随时都可能断裂，这和人的生命一样无常和不堪一击。我对他而言也是。两封信时隔六年，从信封上能看出他仍然是个军人。奇怪的是那照片只有半张，他应该把自己那半毫无怜悯之心的裁剪掉了，动机不详，无非是不想让我看到他多年后的模样。那是一个头上花饰灿若星辰的少数民族姑娘，我不必细看就明了，她与杨淼曾经爱过的那个七岁的女孩一样有着水一般清澈又含蓄的天真笑容，和不经意藏掖起来的纯美之下的，最折磨人的，本能的，令人过目不忘从此刻骨铭心的，神摇心荡的风骚。杨淼在信中称呼我弟（多年来惟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简短地介绍女孩同样可怜的身世后客气地请我帮他参考。我从这时起才正式成为他的亲人，那一刻我能感觉自己与他的身体里流着相同的血，即使相隔万里，即使相隔几百年，我是他的亲人。他对女孩的评价只有一句话，这是一个有青涩香蕉气味的女孩。
我接到杨淼的第三封信是在我已经拥有四口之家的一个清晨，应该是三年前。邮差用一种朦胧而兴奋的眼神敲开门，柔和的晨光惬意地投射在我杂乱无章的书桌上。信依然简短，他说自己自愿调到祖国的最北边的岗哨。那里了无人烟，他经常一个人端着枪站在最高的木楼之上，听显目的红旗与风作战的呼啦号声。满地的厚雪，在他看来就像一片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