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的两个堂弟，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没有男女意识的。这一点，从他俩抡起拳头打了前邻家闺女的事儿上可以看得出来。那是一个骄阳依旧不肯落山傍晚，堂弟们正在他们家大门口的平地上玩泥巴，全神贯注的捏小汽车，一下午的光景，地上已经排了二三十台大小不一千奇百怪的，他们眼中所谓的汽车。就在这时候，前邻家闺女大大咧咧的路过，瞬间一排小汽车成了她脚底下一张张形状各异的饺子皮。俩堂弟二话不说，站起来就抓住那闺女衣领子，一边喊着你陪我小汽车，一边拳头雨点般抡在那闺女脸上。这闺女哪里经得住这么个打法儿，她家距离堂弟家大门口不足十米，家里人听到哭声就跑出来，一看孩子被打了，闺女她娘指着堂弟俩人大骂，你们两个有人生没人养的**草的，净在这祸祸人，滚一边子去！
她骂堂弟们有人生没人养，虽然难听，但也多少尊重了事实。堂弟他娘，刚来到村里的时候实在是因为大爷找不上媳妇了，于是大爷的姑姑，把女儿嫁给了他。在那个年代，姑表成亲的事情本来就不少，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两个堂弟虽不说一表人才但智商也无意外，特别是大一点的堂弟，甚至有聪明绝顶的趋势。他的绝顶遗传了我大爷，我大爷年轻的时候就绝了顶。我们那里不习惯将小孩子称为“娃”或者“娃娃”，但是大爷的小名却叫“娃”，加上秃头，便形成了个响当当的名字——“秃娃”。大爷的名气之所以响，不全是因为他秃头严重，更重要的是他可能借着叫那个孩子气的名字而任性的一直当自己是娃，不下地不干活，睡到日上三竿，喝到五迷三道，成了周围几个村里著名的懒汉醉汉，也正是因为这样，大娘离他而去，并抛下了两个抹着鼻涕的堂弟。于是，在我们村子中央大街上，经常看到的一幕就是两个穿着开裆裤的孩子坐在他家门口玩泥巴，一玩一整天，不吃不喝的，像神活一样。而大爷也因为婚变而变本加厉的懒和醉，并且开始趁着酒劲儿动手打孩子，打完了再痛苦的自言自语，一边心疼孩子一边心疼自己，往往不多时便睡去了。他打孩子不像一般父母的打，而是实打实的打，比如拎起大堂弟扔到墙上去，撞个头破血流，这么说起来全在大堂弟命大，几次都挺过来。
堂弟的娘就是我们当时叫做大娘的那个女人，实际上勤劳能干，但是并不能任劳任怨。这是我们几个小孩子在一起给出的集体评论，因为如果足够任劳任怨的话，她就不至于受不了大爷，应该是扮演一个可以独自撑起一家人生活的，艰苦奋斗的，伟大的卓越的，农村妇女的高大形象，何况是一桩亲上加亲的亲事。可她为了不吃更多苦，不受更多气，选择了不辞而别的远走他乡。据说那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外面飘着雪花，家里那茅草屋的墙面因为年久失修已有墙缝裂开，又因为大爷的懒无人修理，加上连着炕的炉灶早已熄灭，大爷因为懒而落下的穷是买不起煤炭的，北风穿过墙缝发出尖锐的哨声，瑟瑟发抖的大娘看着用纸糊的窗棂外漫天的鹅毛大雪，双手紧握，狠狠地咬着嘴唇，然后深情的看了眼熟睡的两个儿子，痛下决心，离开这个穷乡僻壤。清晨公鸡还没打鸣儿的时候，大娘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从我们那个穷乡僻壤踏上了去往另一个穷乡僻壤的不归路。有早起出来不知道干什么的人当时在大街上碰到过大娘，说是叫了一声“娃”家的，这么早是去哪儿啊，大娘装作没听见，低了头，加快步伐匆匆的拐个弯儿离开了那人的视线，在拐弯处，因为着急还踉跄了一下，险些跌倒。
大娘本着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的精神，在离家之后一年的某天下午，回来把两个孩子接走了，美其名曰带他们过好日子去。而大爷还没从那突如其来的婚变中清醒过来，仿佛一瓶二锅头喝了一年之久，正迷迷瞪瞪的晒着太阳的时候一辆自行车前面带一个后面带一个，两个儿子就那么被带走了。等他醒过来，他站在门口前的大街上，手指着左邻四舍和来来往往的行人，操天操地的骂了一圈儿，恨不得把整个村子里能交配的人都交配一遍，甚至还有若干奶奶的腿儿。
婚变之前的大爷酒后烂醉很少骂街，偶尔骂一次也是不了了之，婚变后的大爷，可能选择了度数更高的酒，骂街的水平也日益增长。从一开始站在街上骂，到后来可以追着到人家里骂，而且骂的内容已经不局限于意图交配的语言攻击，很多时候可以上升到历数某一家的祖宗三代之远。我们很好奇大爷怎么知道人家那么多家长里短的事儿，特别是一些不光彩的见不得人的丑事儿，比如左邻盗了右舍的地瓜（我们那里给睡了人家媳妇叫盗地瓜），右邻偷看了前邻老娘洗澡，每次都被他一一摆在街上或者揭露在人家儿女面前。如此，各种梁子便结下了，所以即便是大娘回来抱起两个孩子就带走，左邻右舍看到了都没有一个上前询问或制止的。
大娘走后的一个月内，大爷不知出于寻求玩伴，还是改善伙食，从田间地头抓了七八条一米开外的粗细不等的蛇回来，养在黑灰色的大缸里。那种缸早年在村里家家户户都有几个，论其外观和功能，是和当年司马光砸的一样的东西，这种缸在我们那儿一律叫做“瓮”，老百姓家里都会在屋内屋外放几个，瓮的作用对于每家每户来说极其重要，一是用来盛生活用水，二是用来盛米面，三是可以放一些粮食杂物，最神秘的是瓮可以观气象。那时候我们喝的水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在靠近南河旁有一个吃水库，每天来自周边各个村子里的人用扁担挑水回家储存在瓮里，另一个是每家每户在屋檐下都放有三两个大瓮，每当下雨的时候，斜插在瓮里一个扁担，让屋檐上流下的雨水可以落到扁担上然后顺扁担汇集流入瓮中。这不得不说，那些年的雨水在老百姓眼中才是最干净的水，饮之甘甜回味无穷，特别是用雨水熬出的小米绿豆大米红豆等各种粥。瓮的功能性决定了我们那儿的老百姓很少知道瓮中捉鳖是啥意思，大家会觉得鳖尚且不能自己爬进瓮，又何至于从瓮中爬出？倒是习惯了瓮中捉鼠，因为经常会有老鼠跑进去偷吃粮食，更厉害的是误跑进水瓮而出不来。自从大爷瓮里养了长虫后，大家又知道了原来还能瓮里捉蛇。大爷的蛇大约有七八条，盘踞在瓮中五颜六色的，我是不怕蛇的，曾经去观摩过一次大爷捉蛇的表演。他先是掀开盖在瓮上的木板，然后拿一个木棍挑逗其中一条，说来那长虫也是傻，一经挑逗立刻上钩，等它紧紧缠绕在木棍上两三圈后，大爷猛地将木棍提出瓮外，另一只手快速的将木板盖住瓮口，然后将长虫尾巴拽起在空中甩几下再顺势捋直蛇身最后掐住蛇头，一套动作连贯的我都不敢眨眼睛，等我眨眼睛的时候，长虫已经成了一条棉绳一样，真的只是条长长的虫子了。
大爷的烹饪技能属于偏原生态的，所以长虫被他剁成十几公分长的若干段一股脑的扔进了炉灶，然后一边拉着风箱一边添加柴火。没过多久，屋子里渐渐得出来一种肉香，我虽然不怕蛇，但我也是不敢吃的。所以在大爷把那一段段烧焦了的香肠一样的东西拿到我眼前请我品尝的时候，我往门口退缩了几步表示坚定的拒绝。我看着他慢慢的撕开外面焦黑的皮露出鲜美的肉，狠狠咬上一口再喝一口酒，眉开眼笑的对我说，你不吃，这辈子都别后悔。我拼命地摆摆手跑回自己家去，内心充盈着一种见了世面的激动，跟奶奶吆喝着说大爷吃了一条长虫！那么长的一条长虫！奶奶摇摇头叹道，你大爷会享受着呢，一般人不敢吃的东西到他那里都是美味佳肴，我说那他吃刺猬吗？奶奶说他吃刺猬吃的更多！这下我是真的惊着了，我说怎么可能，刺猬那么多刺不扎嘴吗？奶奶白了我一眼，竟然不回答我的问题转身忙着生火做饭去了。晚饭的时候，奶奶炖的茄子和粉条，加了零星的猪肉片子。我看着那肥乎乎油腻腻的猪肉片子和粗壮晶莹透彻的粉条盘绕在碗中，坦白而言，要放在平时肯定狼吞虎咽的吃起来了，可我满脑子还是那长虫被分割后烧焦的样子和奶奶说大爷吃刺猬的事情，吃了几口便觉得那粉条仿佛活生生的长虫在我嘴中蠕动，那猪肉仿佛长出了若干刺扎我的嘴，这让我整个人慎的发毛并且感觉整张嘴里疼的厉害，我鼓着腮帮子，所有饭菜都咽不下去，正想要全吐出来的时候瞟了眼奶奶，她正满脸疑惑的盯着我的腮帮子，我慌忙转移视线到一旁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忍着各种恶心和疼痛，硬是将满嘴的长虫和刺猬咽了下去。要么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呢，再大的委屈也得咽下去，那年头吃个茄子炖粉条能加点猪肉片子是多么不容易的一顿饭，在我的印象中几个月都吃不了一次，我是绝对不敢当着奶奶的面儿那么浪费的，好在手边有粥，立刻端起来咕咚咕咚的喝下去。奶奶是酷爱喝粥的，一日三餐一顿也不能缺，这习惯甚至一直保留至今。所谓的粥，在我们那儿统称为“汤”，小米汤大米汤绿豆汤红豆汤，既然是汤，自然就比传统意义上的粥稀很多，我试图一口气将刚才吃下去的东西冲淡，结果着急之下呛了个鼻喷。
当天晚上睡觉，睡梦中突然觉得什么东西在被窝里动了一下，吓得我浑身冒汗又不敢动弹，我隐约觉得好像有一条蛇钻进了我的被窝，的确是条蛇，而且是那条被大爷吃掉的蛇，它浑身焦黑全无蛇色，只剩下两只忽闪的眼睛瞪着我，然后我开始狂奔，却又双腿像灌了铅一样跑不动反而一下子跌倒在地，我大声吆喝嗓子又像堵了什么东西喊不出，然后我呜咽着泪流满面的拼命在地上爬，它就不紧不慢的在我旁边跟着，我爬一米它爬一米，我不动它也不动，还时不时停下侧过头来看看我。直到后来我爬到了村头湾边无处可去了，它最后看我一眼转头爬进水里游走了。
都说蛇是有灵性的，不是妖就是仙儿，大爷那么捉蛇吃蛇竟然毫不畏惧，我带着疑问跟堂哥讨论这个事情，试图在堂哥那里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当时的堂哥，可以说是我人生的各种启蒙老师，不懂得事情到了他那里总会有一番详细的解读，虽然那些解读后来再看，可以说是各种一派胡言，从小这家伙就憋着满脑子的坏。譬如大爷吃长虫的事情，堂哥一本正经的跟我说，吃长虫能长生不老，当然不是每一条长虫都能够让人长生不老的，具体是那种长虫他也不清楚，但是多吃点长虫肯定是好事儿，说不定就能吃着了那种能让人长生不老的。年幼单纯的我，还没从吃鱼的阴影中走出来，看他描述的那神色智商如我之高就猜到了他要干什么，我没等他说完赶紧抢着说，哥哥，我不想长生不老，你吃吧！说完撒腿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