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如果专心讨论癔症和强迫性精神病，立刻便会遇到第二个出乎意料的事实。患者在接受简单的分析治疗以后，对于我们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行为。我们认为已对影响治疗的一切力量，都予以相当的关注，并且对患者和医生之间的情境进行了充分的考量，从而得到一个最为可靠的方案；然而，好像有什么我们没有考虑到的因素突然入侵。这个新的意外现象本身乃是复杂异常；因此，我首先列举若干常见而又简单的事例加以略述。
作为患者，原本应该只关心自己的心理冲突是否解决，他却逐渐对医生产生一种特殊的兴趣。所有与医生有关的事情对他而言，似乎比自己的事都更加重要，于是他不再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病情。一时间，他特别顺从医生的安排，竭力表示感激之情，与医生的关系也变得很和善，处处显现出人意料的美德。因此，分析家对于患者也很有好感，深感能治疗如此和善的患者多么幸运。病人对精神分析家也赞不绝口，认为他集各种美德于一身，他若有机会见到患者的亲属，也会听到对他的尊重称赞之词；亲属们告诉他：“他对您非常敬佩，非常信任；您说的话对他来讲无异于天理。”这时候，或许有明眼人插入一句话：“除了您之外，他不会说任何其他的事，他总是引用您说的话，简直令人讨厌。”
当然，医生此时非常谦逊，认为患者尊重他无非是希望他治愈他的病症，再者便是治疗的过程，使患者增加了前所未有的知识。在这种情形之下，分析治疗呈现出惊人的进展，对于医生的暗示患者很是了解并集中注意力于症候的治疗，因此，分析时需要的材料，即他的回忆及联想唾手可得；而他的解释也正确可靠以致分析家也深感惊奇，认为外界对这些新的心理学理论多为反对，而患者却是甘愿接受，简直是令人兴奋不已。既然分析治疗如此和睦，患者的病情自然渐渐好转。
但是，这种好光景并不会长久，终有一天愁云惨淡。于是，分析治疗遇到了停滞，患者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陈述的了。我们无疑地觉得有他对于这种工作没了兴趣；有时候让他表达出心中所想的事情而不必有意见，他也充耳不闻。此时，治疗情境不再能影响他的言行；就像他从不曾与医生有过合作的承诺或契约什么的；从表面上看，显然他被那不可告人的意图分散了注意力。这种状况下治疗很难继续，原因就在于有一种新的抵抗力产生了。事情的详细经过究竟怎样呢？
假如这种状况是可以了解的，那么这种扰乱的原因就是患者对于医生本人的那种强烈的友爱的情感，医生的行为及医患关系都不能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这种情感的表达方式及目标，应该因两人的情形而不尽相同。假如是一位少女和一个年轻的男子，将被认为是正常的；一位少女常与一位男子独处，谈的又都是心腹之事，并且男子处在指导者的位置，因此她对他心生爱慕，实在自然不过了；不过，一位精神病女子的爱的表现难免有些许程度的非常态情形，这些事实暂且不论。如果两个人之间的情境与上述假设的例子距离越大，那么这种倾慕之情也就更加不可解。假如有位年轻的少妇婚姻不幸，医生也尚未有所爱，她对他有强烈的感情而甘愿离婚与他结合，或者离婚之事已不可能而与他私下相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除了精神分析以外，这样的事情也是很常见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境里，女子或妇女常常有这种惊人的供述，她们对于病情的治疗也秉持一种特殊的态度：她们知道，除了爱情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治疗她们，她们最初就希望，从这样的关系中或最终可以获得现实生活中所缺乏的安慰。有了这种期望，她们容忍精神分析的诸多麻烦，不惜剖析自己的内心。我们可以再补充一下：“因此，对于那些难以接受的事情才会更加了解。”但是这些供述实在令我们惊骇，我们的一切考量全部化为乌有了。在整个问题中，我们将这个最为重要的元素忽略掉了吗？
然而这的确是事实；并且我们的经验越丰富，这种新元素也更不易否认，它改变了整个问题，也羞煞了我们的科学估算。我们想到，最初几次时我们认为那只是分析治疗所面临的一个意外的阻碍。然而，这种对医生的垂爱即便在最不合理或最荒唐可笑的情境之中，也丝毫不见所谓的引诱可言，如一位老妇人和白发苍苍的医生之间，亦不可免。如此，我们就不能再把这些事视为意外，而是必须承认它其实与症候的性质确实密切相关。
这个我们必须承认的新的事实可称为“转移作用”，是指患者转移情感移至医生身上，由于接受治疗时的情境，势必无法解释这种情感的起源。我们更怀疑的是，这种情感起源于其他的方面，即它先前已经在患者内心形成，之后趁此机会转移至医生。这种情感转移的表达可以一种热烈的方式求爱，也可以是比较温柔的方式。如一位少妇与一位老翁，尽管她不想成为其妻子或情人，也极可能想成为其女儿，原欲的欲望稍作改变，就可成为一种柏拉图式的理想的友谊的期望。一些妇女了解怎样使自己的情感转移得到升华，使这种情感的存在天经地义；另一些人仅以较粗放的、原始的甚至几乎不可能的形式来表达。不过，其本质基本相同，有着共同的起源，乃是有目共睹的。
假如要对这个新的事实限制以范围，须作一点补充说明。例如，男性患者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在这里，我们希望至少不存在性别或性的吸引的麻烦。不过，他们的情形基本上与妇人相仿；同样对医生产生仰慕之心，极力夸赞他的品质，顺从他的一切安排，也对所有与他相关的人心怀妒意。情感转移的升华多发生在同性的男子之间，并且极少有直接的性爱，正如患者所表现的同性爱恋的倾向都可转换为其他方式来表达。男性患者有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乃是分析家所常见的；这种方式乍看似乎与上述的情形适得其反，那便是一种消极的或反抗性的情感转移。
转移作用在治疗开始时便于患者内心产生，而成为最强大的动力。它的结果如果是促使患者积极合作，那么便有利于治疗的进行，自然也不易引人注意或被发现；相反，如果成为一种抵抗力量，就不得不引人注目了；此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心理活动使得患者改变对于治疗的态度：其一，情爱的力量过于强烈，肉欲之势崭露头角，因此便引起内心对自我的反抗；其二，友爱的情感一时间变成了敌视。大体上看，敌视情感的发生往往比友爱情感较晚，并隐藏于友爱的情感背后；假如两种情感同时发生，就会成为情绪冲突的好例子，这种情绪的冲突支配着人们的所有最亲近的关系。因此，敌视或友爱的情感都是依恋情感的一种表达形式，正如反抗与服从虽然相反，却都依赖于他人而存在。患者对于分析者的敌视当然也属于一种情感转移，由于治疗的情境并非这种情感产生的原因，以此来看待消极的情感转移，与上面所说的积极的情感转移的观点是一致的。
这种转移作用的起源究竟在何处？它将给我们的精神分析带来怎样的困难？我们又将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又将因此而获得什么样的便利？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在专门讨论精神分析疗法时，再逐一论述。患者因为受到转移作用的影响而对我们有所要求，当然我们要顺从他们的要求；否则，如果横加斥责，则未免太蠢了。假如要使他克服转移作用，不妨直接以事实告知，向他解释他的倾慕并非在现在的情境中产生的，自然与医生毫无关系，只是他的某种过去的再现而已。所以，我们要求他把这种再现重新归到回忆里。这时，看似为治疗的最大障碍的转移作用，不管是友爱的或敌视的，都可转变成于治疗有利的最便利工具，来揭露其心灵最深处的事情。但是，这种意外的现象不免使你们惊异万分，于是，我还要就因此而产生的不愉快的现象约略说上几句。你们要记得，我们所分析的患者的病情并不能说是已告结束，它正如生物体那样不停地发展着。而开始的治疗并不足以制止这个发展，因此患者一旦接受治疗，便集中所有的注意力于一个方向。所以，转移作用就好像是一棵树表皮层与木材层之间的新生层，它有新的组织得以形成而使树的半径逐渐扩大。情感的转移作用如果发展为这种情形，那么患者的回忆及联想便退居次要的位置。这时，我们要将旧的症候抛开，转向新症候的治疗上来。关于这些旧病的新版本，分析家们可以追溯到它的起始、发展和变化，由于他本人便是这件事的核心目标，于是他对这个经过非常熟悉。患者的所有症候都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代之以新的意义；这个新意义包含于症候对于转移作用之中；否则，只有那些可作为这种适应的症候才没有被消灭。假如我们可望治愈这种新型的精神病，即等于将原有的症候也一并治愈，也就是说，我们完成了治疗的所有工作。患者与医生如果能恢复正常的关系，并摆脱压抑的本能倾向的影响，那么在离开了医生之后，也能得到长期的健康。
对于癔症、焦虑性精神病和强迫性精神病等而言，转移作用对它们的治疗绝对重要，所以这些病症都同属于“转移性精神病”。无论是谁，如果能从精神分析的经验之中获得一个关于情感转移的事实的准确的印象，就不至于再对那些通过症候求得发泄的被压抑的冲动有什么样的性质；这些冲动有着原欲的意味，此外再找不出更强有力的证据了。因此，我们说在研究了情感转移的现象以后，我们更加深信症候的意义确实为原欲的替代的满足。
但是，我们认为现在应该将之前对于治疗作用的概念加以更正，来求得与这个新发现互相一致。在我们应用精神分析法而求得以抵抗力来解决正常的冲突时，他渴求一种强大的力量，帮助他达到我们对他的要求，进而恢复健康。不然，他必然将重蹈覆辙，使进入到意识里的观念重又为压抑作用所制。斗争的结果并不取决于他的理解力，因为他的理解力不够强大，又没有自由，不足以取得此般成就；而是取决于他与医生的关系。如果情感的转移作用为积极的，他就会认为医生是权威的代表，对于他的观点深信不疑。假如没有引起转移作用或者转移作用是消极的，那么，分析家和他的观察就很难再引起患者的注意了。信赖的来源便是爱，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如果不是由所爱的人提出的，就不会被列入重要事件而考虑。没有了爱作为他的支撑，就不能对大部分的人产生影响。因此，一个人在智力方面来说，只有在原欲作用于客体时，才会被他人所影响；我们认为对于有自恋倾向的人们来说，最优良的精神分析，恐怕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样的观点是相当有道理的。
当然，每个正常人都有一种能力可以把自己的原欲作用于他人；精神病患者的这种转移情感的倾向只是这一共性中较为突出的现象而已。如此重要的普遍的共性，竟然没有引起关注或被利用，难道不是很奇怪吗？事实上，已经有人注意到它并进行利用了。伯恩海姆凭着他敏锐的思维而建立的“催眠说”理论体系，前提便是依据人类多少都受到暗示或具有“可接受暗示”的可能。他所说的“可接受暗示性”也就是一种情感转移的倾向，不过他把这种倾向的范围大大缩小了，致使这种消极的转移作用被排除在外了。但是，伯恩海姆却不曾说过什么是暗示，它是如何起源的；他认为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也不了解“可接受暗示性”依赖于性的或原欲的活动。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为了在转移作用里发现暗示的性质，我们必须放弃在催眠的状态中进行治疗。
现在，我要暂时停下来，让你们对之前的讨论加以回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相信，此时你们的思想必然会有一种强烈的抗议，若是不给你们发言的机会，恐怕大家将无心听讲了。你们肯定想要说：“如此你是承认了和催眠专家那样向暗示来求助了。我们一向都是这么认为的。不过，你们为什么如此曲折地去寻求以往的经验，创造了潜意识的材料，分析种种伪装作用，消磨了如此多的时间、精力和钱财，最后还不是要用暗示来作为有效的帮助吗？为什么你也要用暗示来治疗精神病的症候呢？再者，假如你仍然用如此曲折的方式治疗，可使得直接暗示背后所隐藏的诸多重要的心理学现象显现出来，那又有谁来证实这些事实的可信呢？它们同样也是暗示或意外暗示的产物，不是吗？你难道不能采用这种方式，来让患者接受你所认为正确的一切事物吗？”
你们这些异议很耐人寻味，当然我必须予以回答。不过今天不行了，时间已晚，且等下次再作详述。你们要相信我是必然要作答复的。那么，现在我必须对今天所讲的内容作一结束。我曾答应你们以情感转移的作用，来分析我们的治疗为什么对自恋精神病未能有效。
这种现象我用几句话加以说明就足够了，你们就了解这个谜是如何轻易地被猜透，每个事实是怎样圆满巧妙地贯通一气的。经验表明，自恋型精神病患者是没有情感转移能力的，即便有也是具体的、微乎其微的。他们之所以离开医生，非因敌视而是漠视。因此，他们不易受医生的影响；他们对医生的话只是冷漠以对，没什么印象，所以对其他病症有疗效的方法，对他们却没有作用。他们总是依然如故，常常屡次想靠自己的力量恢复健康，反而招致病态的结果，对此我们也是爱莫能助。
根据我们对于这类患者的临床观察，他们必然是将原欲对客体的投注予以放弃了，而把客体的原欲转换成了自我的原欲。这一点我们也曾说过。所以，这种精神病与癔症、焦虑性精神病及强迫性精神病都不同。这个推想也能由他们接受治疗时的行为中得到印证。由于他们的情感转移能力的缺乏，因此，我们无法治疗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