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你们这次的反驳看来雄辩而有力。我能想象得到那位不相识的演讲者，他或者是哪位贵客的助理，或者是位年轻讲师，或者是一个前途远大的年轻人。我要问他，自己内心好像不那么尊敬他的领导，就定会有一场争吵发生，他会不耐烦，会怒气冲冲对我说：“你也问得够多了吧，你要再说，莫要怪我不客气。你这样说将毁了我一生的事业。我只不过说了两次‘auf’，才把‘anstossen’说成了‘aufstossen’的。这只是‘留置’的口误，梅林格说过的，绝没有什么恶意。你明白吗？你够了！”这种反应真让人惊讶，这反抗也确实有力。我明白我无需对他再有怀疑，然而我觉得在说这个错误没有恶意时，他似乎未免太起劲了，对纯粹的科学研究暴跳如雷大可不必。或许你们也赞同这一点，但是你们坚持认为，那个人明白自己要说什么，不要说什么。
他一定知道吗？恐怕这也是一个疑问吧！
现在，你们认为已经驳倒了我。我听到你们说：“你的技术就是这个了！失误者的说明要是与你的理论相符，你就宣称他就是这一疑问的最后的证人，因为他本人是这样说的。假设他的解释与你的观点不相符，你便立刻宣称他所说的不足为凭，让大家不必相信。”
事实的确如此。我可以再举出一个相仿的事例来。比如在法庭上，被告认罪，法官便相信他；被告不认罪，法官就不相信他。不然的话，法律就无法得以实施。尽管有时候难免有失误，然而你要承认这个法律体系的功能是有效的。
“噢？但是难道你是法官吗？说错话者就成了被告吗？口误变成犯罪了吗？”
你们大可不必反驳这一比喻，对于过失的问题，你知道我们的观点存在分歧，直到现在，我们仍然不知道如何来和解这些冲突。因此，我才以法官和罪犯作比，把它当做暂时和解的基础。如果被分析者肯定了过失的意义，你们就应当承认它是无可怀疑的。我自己也承认，被分析者若是不肯直说，不肯见面，那么就无法获得直接的证据。所以，我们不得不暂时充当审案的法官，采用其他证据来帮助推断。在法庭上，为了判决的需要，也可用间接的证据。精神分析却无此需要，然而这一类的证据也是可以考虑的。如果你相信科学只存在已经证实的命题，就大错特错；如果你以此来要求科学，则难免有失公平。提出这种要求的，只是那些有权威欲的，甚至要以科学教条取代宗教教条的人。事实上，科学作为教条只有极少数已经确立。它主要是不同程度的概率的陈述。科学家的特性就是以接近真理的东西为满足，尽管尚需继续证明，然而仍然进行着创造性的工作。
假如被分析者不愿意解释过失的意义，我们要到哪里去寻求解释的出发点和证明的依据？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种作为出发点：第一，可依据那些不是因过失而引发的类似现象，比如一个人因错误而变式和有意而变式一样，都隐匿着取笑的意向。第二，也可依据过失发生的心理情境、犯错者的性格和犯过失之前的情感，而过失或许就是这些情感的反应。一般来讲，我们以一般原则为依据来查问过失的意义；当初这仅仅是一种猜测或暂时的解释，直到后来心理情境研究法的发展进行。然而，有时候要在研究了过失意义才有进一步的表示，以此证实我们的观测正确与否。
若是仅限于口误，恐怕不太容易给你们提供这种证据，虽然我也能举出几个很好的例子。要“送辱”某女士的那位青年，实际上很害羞；说丈夫要吃她喜欢的饮食的那位太太，我了解她治家严谨、精明干练。再举一个实例吧，某俱乐部开会，一青年会员在演说中猛烈攻击别人，称委员会的成员为放债者，即放债者（Lenders）代替了委员（members）一词。据我猜测，在他大肆攻击别人时，脑袋中正活跃着与放债有关的干涉倾向。的确，我了解到这位演说家常有金钱拮据之感，此时他正打算借债。因此，这里的干涉倾向可以翻译为这样一个念头：即“你抗议的态度稍微温和些吧，这些人都将是你想要找他们借钱的人啊”。
如果我可以讨论其他类型的过失，便可举出很多这种间接证据的例子。
有人忘记了一个很熟悉的专用名称，即便很努力也不能长时间记住它，我们就可以判定他对此定无好感，因此不愿记住它。如果记得这一点，就可以来讨论过失的心理情境了。
Y先生爱上了某位女士，而这位女士对他并没有什么感情，不久这位女士和X先生结婚。尽管Y先生早已认识X先生，他们又有业务往来，然而现在Y先生却多次忘记X先生的姓名，每当写信给他，就要向别人询问。显然，Y先生是想忘掉那个幸运的情敌，永远不想他。
再有，某女士向医生询问他们都认识的一位女朋友的事。她就用女朋友未嫁以前的姓名，她结婚后的姓氏就不记得了。她承认自己对这桩婚事非常反对，并且非常厌恶女朋友的丈夫。
对遗忘专用名称，以后我们再详细论述，现在，产生遗忘的心理情境则是我们要关注的。
遗忘了“计划”，大概是一种相反的情感阻挡着“计划”的执行。这一见解不但精神分析家赞同，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只是在理论上不肯承认而已。赞助人遗忘了被赞助人的请求，即便赞助人道歉，被赞助人也不会因此息怒。被赞助人认为，显然赞助人觉得他无足轻重，答应了请求，却没有履行之意。因此，即便在日常生活中，遗忘有时也会引发怨恨。对于过失的概念而言，精神分析学家和一般人也没什么分歧。假如有人对他的恋人说他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们前次所定的约会，事实上他是不会承认的，他定然在一瞬间凭空编造各种甚至是荒谬的事情，致使他无法赴约，而且直到现在他都无法给她消息。我们都了解，在军队里，遗忘是不能作为借口以免于惩罚；这是大家承认的公平的制度。既然如此，大家都愿意承认过失是有意义的，而且也了解它的意义。然而，是何原因让他们没有把这一认识推之于他种过失，并公开承认呢？关于这一疑问自然也会有一个相当的答复了。
遗忘“计划”的意义既然已经为一般人所深信不疑，难怪作家们也借用它来表达相似的意义。如果你读过萧伯纳所著的《恺撒与克利奥佩特拉》，应该记得恺撒在最后一场的告别时，他感到深深的不安，觉得自己忘记了一件要做的事。到最后，终于想起是还不曾与克利佩奥特拉告别。借用遗忘这一技巧，作者是想表达恺撒的自负，其实恺撒既不曾有此感情，也不会有此渴望。通过历史我们可知恺撒曾经偕同克利奥佩特拉一起前往罗马，而且当恺撒被刺时，克利奥佩特拉和她的孩子仍然住在罗马，后来他们才逃出城去。
这些“计划”被遗忘的实例，其意义都很容易懂，因此对我们而言用处不大。我们的目的在于，从心理情境之中找到过失意义的线索。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不容易了解的过失——物品的遗失。人们都认为遗失物品只能引发烦恼，当然也不相信物品遗失也是有目的的，而这类的例子却多得很。比如，某青年遗失了一支喜爱的铅笔。在几天前，他收到了姐夫寄来的信，在结尾处写道：“如今，我可没鼓励你东游西荡的时间和兴趣了。”而铅笔恰是这位姐夫送他的。当然前期如果没这一事件，我们也不能说此次失物有遗弃赠品的意思。类似的事实多得数不胜数。某人遗失物品，或者是因为和赠与者吵架而不愿记住他，或者因为厌恶旧物，希望以此作为获取新物品的借口。再比如物品的失落、毁坏或损伤，都是用来实现这一目的的。在生日前一天，一个孩子把自己的手表或书包弄坏了，当然不能被看做是偶然事件。
如果曾经因为失物而感到不安，他必然不会相信这个过失是有意而为之。但是，我们有时候可通过过失的情境察觉暂时的或者是永久性的遗弃之意。或许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一个年轻人给我讲了他的故事：“几年前，我和妻子经常产生误会。我认为她太冷淡了，我虽然承认她的美好品德，然而我们之间很冷漠，缺乏感情。有一天妻子散步回来，为我买了一本书，她想让我高兴。她的关心我很感激，答应读它。我把它放在某处就再也找不到了。几个月后，我偶尔会想起它，仍然找不到。约莫过了半年，我母亲生病，她住的地方离我们很远，妻子去看护生病的母亲，母亲病情加重，妻子美好品德得以展现。有一天夜里，我满怀着对妻子的感谢回到家里，当我走到书桌前，打开抽屉，尽管不怎么明确，却颇有几分莫名的信心——遍寻不得的书竟然在我的面前出现了。”
动机一旦消失不见，失物自然便可找到了。
类似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出无数个来，然而我可不愿再举例子了。在我1901年初版的《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一书中，你们可以发现很多有关过失的实例。它们都被用来证明同一事实。通过这些实例可得知过失错误都是有其用意的，还能够了解到怎么能从过失的情境中发现或证明它的意义。因此，我今天不想引用太多，我们现在的目的是把这些研究当做精神分析的入门。现在我要说的只有两点：一是重复的和混合的失误，二是我们的解释可由以后的事实来证实。
的确，重复和混合的过失是过失最好的代表。如果我们只想证明过失是有意义的，当以这些过失为鉴，因为即便是最为愚笨的人也能懂得它们的意义所在，最吹毛求疵的人也确信不疑。重复的错误它的意义显而易见，又绝非事出无因。而说到一种过失转变成另一种过失，更加能看出过失的最重要、最根本的要素；这一要素并非形式，也不是它所用的方法，却是利用过失来达成目的的倾向。暂且说几个重复遗忘的例子。琼斯说，有一次他把写好的一封信在桌子上摆放了好几天，也不知为什么，待到他决心邮寄了，又忘记填写收信人的姓名地址，而使得信被退回。补写了姓名住址后，却忘了粘贴邮票。于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内心有不希望邮寄这封信的意思。
另一个实例说的是，一位女士误取了别人的物品后又遗失了该物品。某女士跟她的名画家姐夫一同游罗马，一位信罗马教的德国人款待了他们，并赠送一枚古朴典雅的金质章。这位女士很不高兴，因为她的姐夫对这赠品不感兴趣。待到姐姐到来，她便回国了。她竟然把金质章带回了国，如何带回的，她并不清楚。她马上写信给姐夫说明这件事。然而到了第二天，金质章却突然遗失，怎么也找不到，使得她无法履约寄回。因此，她明白了她的疏忽是有用意的，即在内心里是想把它据为己有。
至此，我已经给了你们一个遗忘和过失同时出现的实例了。你们想必记得，某人忘记了约会，第二天他决心不再忘记，然而他却忘记了约会的具体时刻。还有一个相似的例子，有个既爱好文艺，又喜爱科学的朋友。以他的亲历告诉我：“几年前，某一文学会选我为评议员，当时我想它可能对我的剧本在F戏院里公演有帮助。之后，我很多次都忘记了到会。在见到你对这个问题研究的作品后，我很自责，认为那些人对我不再有帮助，就不再到会了，这有点太卑鄙了。所以，无论如何也要参加其在下周五的会议，并多次提醒自己，后来履行了诺言。我到了会场外，惊奇地发现大门紧闭着，而且已经散会。原来今天已经周六了，我把日期记错了一天。”
我原本要搜集更多的这种例子，然而现在要进行下面的讨论了，倒不如让你们去看看那些将来需要证实的实例。
或者这些实例的要点是我们所能猜测到的，而它们的心理情境尚未可知，甚至无法测定。因此我们之前的解释仍是一种假说，没什么说服力。只是后来发生一些另外的事情，能够用于证明以前的解释。有一次，我拜访一对新婚夫妇，年轻的妻子笑着讲述了她最近的经历：蜜月归来后的第一天，她邀姐姐一起买东西，此时丈夫上班去了。忽然她看见对面的一个男人，就拿胳膊肘碰着姐姐轻声说：“看，那是K先生。”原来她竟然忘记这人就是她刚结婚的丈夫了。这个故事让我深感不安，让我不敢往下想。几年以后，他们的婚姻不幸破裂，我不禁想起了这个小小的故事。
梅特也讲过一个故事，一位女士在结婚前一天，竟然把试穿结婚礼服忘记了，这让制衣匠很着急，后来想起时已经深夜了。结婚没多久，丈夫就把她抛弃了。梅特认为新娘忘记试穿礼服与此有很大关系。我所认识的一位与丈夫离异的女士，在金钱往来时，常用她未婚前的姓氏签字，多年后，果然人们又称她为小姐了。还有几位别的女士是我所知道的，在蜜月中她们都遗失了结婚的戒指，我还知道她们的婚礼导致了戒指的丢失。到现在，我还不能找到有美好结局的例子。在德国，有位化学家，竟然在结婚时没有去教堂，反而去了实验室，他把婚礼忘记了，后来，他就永远不再结婚了。
或许你们会认为，这些例子中的过失，就好像是古人所说的征兆。实际上，征兆确实就是过失，比如失足或跌倒。其他的征兆固然是属于客观的事件，并非主观行为。然而你们或者不相信，要判定某个特例究竟属哪一种，有时候也不那么简单。那是由于主动的行为常常伪装，显现出被动的特征来。
如果我们把过去的生活经验回顾一番，必然会认为或许自己能避免很多的失望和痛苦，只要有勇气，有决心，把一些小过失当成预兆，在它们不明显的时候看成某种倾向的信号。通常，我们缺乏这样的勇气和决心，而怕被他人讥笑为迷信。更何况预兆未必就能变成现实；我们常说的将可以向你解释，它们为什么不一定完全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