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我们想要对精神病有更深了解，那么所需材料也将更多；其中有两种观察唾手可得。它们尤其特别，开始时还使人感到惊讶。去年我们曾做过准备，现在讲起来较容易了解。
首先，我们根据患者的症状进行治疗时，自始至终，患者都对我们有着强烈的抗拒，这种情形很奇怪，使人难以置信。然而无须向患者亲属谈及此事为最好，他们总认为我们以此推托来掩饰治疗的长期或失败。患者虽表现出这一抗拒，却不承认是在抗拒；假如我们使其认识到抗拒的事实并且承认，便可称为治疗上的极大进步。可想而知，由于这些症状患者和亲友都陷于烦恼不安，接受治疗又在时间、金钱与精神上做如此大的牺牲，最终却因为病症拒绝所有的援助。这样岂不是太不合情理了吗？然而这的确是事实，假如你们以不近情理发难，我们便只有列举类似的事件做出答复：某人牙痛去看牙医，而当医生拿来钳子要敲去腐牙时，他却想法推脱了。
患者表达抗拒的方法既多又巧妙，常难以辨清楚，分析家要时时小心提防。我想对于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所用的方法，你们已经由于梦的分析很熟悉了。我们将设法令患者处在一种冷静的自我审视的情境中，不去想任何事情，然后内心所能感觉的一切，例如感情、思想和回忆等，按其在心中浮现的顺序依次倾诉。我们事先予以警告，不得对观念和联想加以选择或取舍，不管那些观念是太“讨厌”或太“无聊”而说不出口，还是因其太“不重要”或太“无关系”、“无意义”而不值一提。我们要使其只注意浮现于意识表面的念头，抛开一切抗拒，再告之以治疗的成效，特别是治疗的时间都将因他是否遵守基本的准则而定。就梦的分析的方法而言，我们了解但凡极力怀疑或否定的联想，常包含有作为发现潜意识的材料。
建立这个准则以后所发生的第一件事，乃是患者以该准则作为抗拒的首要目标。患者想尽各种可行之法挣脱它的束缚。他先是说心中一无所有，后来却因想到的太多而无从选择。其次，现在我们惊奇的是他时而反驳这个观念，转而又反驳那个观念；从他说话时出现的停顿可推断得知。最后，他宣称那些令自己羞愧的事确实不宜说出来，因此，这种情感使他打破了信约。或者他刚想起一事，却觉得此事无足轻重，或太无所谓，甚至极其荒唐，认为我们势必不要他报告这些内容。于是，他在拖延，一会儿用这种方法，一会儿又用其他的方法，他不停地说着要把全部说出来，其结果却是一事未说。
不管我们遇到哪一类患者，总是设法隐藏其某一部分的思想，以此防御医生的进攻。有位患者平常就很聪明，曾经一度把最亲密的爱恋隐藏了几个星期之久；我告诉他不该破坏精神分析的准则，他狡辩说，那是他的私事。精神分析疗法当然不包容患者的这种庇护权，若是如此，就好像我们一面努力抓捕罪犯，另一方面又准许在维也纳城设置特区，并禁止在市场和教堂旁边的广场中抓人。那么罪犯当然会在安全的地方藏身了。以前，我曾经准许给予某个患者这种额外权利，因其必须恢复工作的能力，他是一名政府官员，受誓言的约束而不能将某事告诉他人。对于这个结果他很满意，而我却非常不满，此后，我便下决心不再让同样的情形发生了。
强迫性精神病患者总是多疑而顾虑重重的，很容易使我们的准则几乎无用。焦虑性癔症患者有时会让这些准则变得荒唐可笑，他们只引发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联想而使分析无从入手。然而，关于这些治疗上的困难我并不想多说。你们只要了解我们用决心和坚忍，最终使得患者稍微遵守了治疗的准则，但是他们的抗拒却完全转换方向了，即表现为理智的批判，运用逻辑工具，把普通人对精神分析学说的指责据为己用。所以，我们便不得不从每位患者口中听闻科学界对精神分析所施加的批评和抗议。外界对我们的批评丝毫不见新意。的确这只是小茶杯里的风浪，而患者也仍然是可说服的，他比较喜欢我指导他，驳倒他，并列举一些参考书让他看，使他有更深入地了解；总之，精神分析如果不涉及他本人，他立刻就成为精神分析的拥护者。然而，我们就在这一求知欲中发现了他的抗拒；他是借此来逃避所面临的特殊工作，当然这是我们所不允许的。关于强迫性精神病，这种抗拒还会利用某种特别的策略，也是在我们的意料之内的。既然分析进行得很顺利，病症中的所有问题渐渐明朗起来，而最后使我们奇怪的是，这些分析为何没有效果而让症状得到改善。结果我们发现这种强迫性精神病的抗拒是以怀疑作为特征的，它成功地使我们束手无策。患者好像说了一些此类的话：“这些都很有意思，我愿意继续接受分析，如果它是真的，当然对我有帮助，可是我一点都不信，我不相信，那么我的病就不受其影响。”长此以往，最后所有的耐心都磨没了，于是又表示了坚决的抗拒。
理性的抗拒当然不是最恶劣的一种，我们经常战胜它。但是患者总是了解怎样在分析本身的范围之内展现抗拒作用，因此克服这些抗拒是精神分析治疗时最为艰苦的工作。患者对于过去生活中的一种感情或心境不是去回忆，而是直接再现，使其复活起来，用所谓的“移情作用”以反抗医生和治疗措施。如果患者为男子，他于是借助于父子关系，使医生权代其父，而据理力争个人的独立和思想自由表示反抗，或者因为野心而反抗，野心的最初目的即是争取与父亲平等或胜于父亲，或者要抛开再次感恩图报的责任进行反抗。我有时会认为患者在竭力寻找分析家的过错，令其自卑以企图打败他，而且把他治愈疾病的愿望完全消灭掉。女性患者更习惯于对分析家示以“爱”的移情以达到抗拒治疗的目的；而当这种爱上升到某种强度，那么对于实际治疗的兴趣及接受治疗的束缚都视而不见了。接着，随之而来的嫉妒以及不管被如何委婉地拒绝后所产生的怨恨，无不破坏着与医生的个人关系。于是精神分析失去了一种最为强大的推动力量。
对于这种抗拒我们不应当只是严加谴责。事实上它已经囊括了患者生活中的很多重要的信息，既然这些信息已经显露，分析家的技术如果非常精巧，就可以把这些抗拒直接转化为对自己的莫大帮助。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信息材料首先常作为一种抗拒，一种伪装于治疗有碍。我们还了解到，患者就有用他的自我的性格及个人态度来进行反抗的。如此随着精神病的症状和要求而呈现出的这些性格特征，使我们得以看到平常不易清楚展现的材料。你们无须觉得，我们把这些抗拒的出现看做于分析治疗有威胁的意外或危险。其实，这些抗拒必然出现是我们已知的；只是在它们不能准确地引起而使患者明白此乃抗拒的时候，我们才感到不满。所以，我们了解克服这些反抗，是精神分析的重要工作，也是治疗稍见成绩的证明。
此外，你们仍要注意患者常利用分析时所有的偶发事件，例如分散注意力的事件，或朋友中他所敬仰的人对于精神分析的指责，或者是足够使精神病加重的机体功能失调等，用以阻挠精神分析的进行；甚至症状的每一次改善都可成为反抗治疗的动机。因此，你们大致能了解分析时所遇到的抗拒究竟有什么样的力量和采用什么方式了。我们之所以对这一点不厌其烦，是因为我想告诉你们，我们对于精神病的动力学的概念，其依据所有患者对自己症候的抗拒治疗的经验。我和布洛伊尔原来以催眠术作为实施心理治疗的工具。布洛伊尔的第一个患者完全在催眠暗示的状态中接受治疗；最初我也曾用这一方法。我承认当时我的工作是比较顺利的，而且时间也比较经济；然而治疗的效果却反复不能持久；于是我最后便放弃了催眠术。我了解只要应用了催眠术的治疗，便再无了解这种病症的动力学的可能。因为在催眠时，患者的抗拒作用医生无法观察到。催眠术消除了抗拒的力量，其固然可以开发一部分的现象以作为精神分析的研究，然而，反抗力也由此而聚合于此处的分界线上，再无攻破之日；于是就与强迫性精神病的怀疑相同。所以，我认为放弃催眠术之后，精神分析才算是真正开始。
假如研究抗拒作用之事如此重要，那么与其非常草率地假设它的存在，倒不如郑重其事才是明智之举。一些精神病或许确实由于他种原因致使联想停滞，或许关于我们常说的那些驳斥确有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或许我们不应当随意将患者的理智的抗议视为抗拒而置之不理。然而，我将告诉你们的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绝不是草率从事的；我们有机会在患者出现抗拒之前和抗拒作用消失之后来观察其状况。在接受治疗时，其抗拒的程度是不断变化的，每有新的问题迫近时，患者的反抗力常随之增强，反而当我们进行研究之时，反抗力升至峰值；而在研究结束时，反抗作用强度最低。假如我们治疗方法上不出现错误，必然不会立刻引起患者可能的充分抗拒。因此在分析时，我们能很容易看出，在分析过程中，同样一人，在分析的过程中时而再三反驳批判，时而默无声息。如果我们使患者特别感到痛苦的一些潜意识信息侵入其意识里，他便表达着极端的反抗；纵然之前他已了解而且也接受了许多，此刻也难免前功尽弃；他企图反抗时的行为正类似如智障者或“情绪性迟钝”者的行为。如果在我们的帮助下他克服了新的抗拒，就会重新恢复理解能力。他的批判力不能单独行使，因此我们无须重视它；它只是为抗拒作用所支配的情绪的奴隶而已。他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事都给予巧妙的驳斥，但合乎脾气之事立刻信以为真。或许我们都是同样的，一个接受分析的人，他的理智很明显由感情生活予以支配，是因为他在分析时受到了强大有力的压迫所致。
我们对于患者不愿使其症候消失及心理过程恢复为正常的事实，究竟做何解释呢？我们可说成，这其中所面临的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以反对治疗的进行；而当时引发病症必然也是同样的力量。在最初形成症候的时候，一定也有一种心理过程，其性质如何要通过我们的治疗的经验推断出来。由布洛伊尔的观察来看，我们了解到这些症候的存在，首先是某种精神历程在常态下无法完全进行，致使不能引起意识；于是症候即成为这种未完结的精神历程的替代物。现在，我们知晓了我们所猜想的运行着的力量究竟在哪里。患者必然是曾竭力阻止有关的精神历程侵入意识里，其结果成为了潜意识的，而潜意识具有了形成症候的力量。在进行分析治疗时，这股强大的力量再度活动起来，阻止着化潜意识为意识的企图。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抗拒方式。而因抗拒作用得以呈现的病态历程，则称为“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