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说：“当初，徐奇从给事受命赴任广东时，众官员都作了赠别的诗为他送行，所以他用藤席来回赠。当时臣有病没有做诗文，不然的话，我也在馈赠之列。今天虽然众官员的名字都在礼单上，他们是否都接受礼物，还不知道，再说东西很小，恐怕也没有其他目的。”
杨士奇一解释，皇上的疑惑打消了，就将名单交给宦官烧掉了，从此再未过问此事。
杨士奇不愧是开方便之门，闭是非之口的大人物。这名单一烧，皇帝对大臣们再有疑心，许多官员也免于一场无妄之灾。杨士奇不借机卖弄口舌，为自己出名而用心，这种大智谋，又岂是一句厚道或者忠君为国所能涵盖的呢？
宋代赵普历任两朝丞相。他曾放置了一口大缸在座椅的屏风后面。凡是有人上书涉及宫中的敏感事宜，他都挑出来放在缺中，等到缺装满了，就派人弄到郊外去烧掉。
这种清静无为的处世智谋饱含着黄老思想，也曾经为宋代另一位丞相李沆所认同，他曾经说：“当今国家的设施制度已经非常细致完备，我虽然高居相位，实际于实际政事没有太大的作用。如果说有，那么只是把宫廷内外牵涉到利害关系的条陈、奏折一律不予上报，姑且用这个办法辅理国事罢了。假如轻率地将宫廷内外所提的建议一一实行，损失就太大了。提建议的人可能只是图一时的进取，哪里是替老百姓考虑呢？”
在当时，很多官员充斥在政府机关里，不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却为了表明自己的才干，通过各种途径上奏折，轻率地出谋划策，比如新建一些机构，改革一些制度。这些人只用了一张纸，却可能让黎民百姓蒙受许多损失。
到了清议之风盛行的时候，这种弊端就更显露无遗。清议派这些费正清所称的“躺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可以视为卖弄口舌之利的代表人群。以清朝洋务运动时期为例，清议弹劾之风也盛极一时。
李鸿章创建工业、倡导商务、修铁路、办电报等都曾被弹劾。1881年，李鸿章为了开平煤矿运输，修了第一条唐胥铁路。这条铁路是修成之后才奏报的，而且还故意把铁路说成是“马路”。
但是反对派想到了他们所能想到的任何理由：比如说机车行驶会震动东陵，黑烟会伤害庄稼，使小民失业等等，几经周折，这条铁路才被允许运行，最初还只准用马来拉！铁路风波一直持续到1889年，闹到李鸿章已经动工的津通铁路被迫停工。
李鸿章对此痛恨至极，认为言官制度是最容易坏事的，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少年新进，不通世故，也不考虑事实得失、国家利害，随便找个题目，信口开河地畅发议论以崭露头角，可是国家大事却受到阻挠。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沉默是金也未必不是一种保持自我清醒的最后方式。
罗大佑的歌中有这样一句歌词：“彩色的电视将世界变得越来越花哨，分辨黑白的人越来越少。”这句歌词道出了现代人所能切身体悟到的迷惘和失落。在这个“话语经济”时代的“喧哗和躁动”中，真正耐得住沉默的寂寞的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孤立和孤独。
然而越是如此，“沉默是金”也就越成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一句箴言。与卖弄口舌之利相比，沉默不仅是清醒的自我意识的体现，而且，正当行使“沉默权”的人会避免无端的伤害和获得别人的尊敬。
一个冷静的倾听者不但到处受人欢迎，且会逐渐增长自己的阅历；而一个喋喋不休的人，像一只漏水的船，每一个搭客都赶快逃离它。同时，言多必失，多言多败，只有沉默才永远不会出卖你。
避免将对手逼入墙角
有诗云：宜将余勇追穷寇，莫使沽名学霸王。这种斩草除根，不给对手喘息机会的策略，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在和平岁月，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少之又少，如果凡事一定要把对手置之死地而后快，那么对手就会困兽犹斗，就可能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困兽犹斗是说野兽即使在被围困时，仍要拼死搏斗，不甘束手就擒。因为兽都有其勇猛的本性，搏斗也就是其专长。这不仅是大自然中的一种现象，在政坛和生意场上也随处可见。
这时，我们就必须学会网开一面的策略，避免把对手逼入墙角。
宋仁宗时，宰相富弼采用朝士大臣李仲昌的计策，从澶州商湖河开凿六漯渠，将水引入横贯陇西的故道。
北京（大名府）留守贾昌朝素来憎恶富弼，私下与内侍武继隆勾结，命令司天官二人，等到朝臣聚会时，在殿廷提出抗议，说国家不应当在京城的北方开凿渠道，这样会使皇上龙体欠安。
几天后，两个司天官听从武继隆的主意，向皇上上书，请皇后与皇上一起出来听政。
史志聪将他们的奏章拿给宰相文彦博，文彦博看后藏在怀中。他不慌不忙召来两个司天官：“日月星辰、风云气色的变异，才是你们可以说的事，因为这是你们的职责。为什么胡言乱语干预国家大事？你们所犯的罪有灭族后果。“
两个司天官十分恐惧。文彦博又说：“看你们两个也是狂妄愚昧之极，今天不忍治你们的罪。”二人走了后，文彦博把他们的奏章拿给同僚们看，富弼等人十分愤怒地说：“奴才们胆敢如此胡作非为，为什么不斩了他们？”
文彦博说：“斩了他们，事情就公开化了，宫中会闹得不安宁。”过了不久，大臣们决定派遣司天官测定六漯渠的方位，文彦博还是派那个人去。这二人怕治他们的前罪，就改称六漯渠在京城东北，而不在正北。
这就是示之以威，而后网开一面，从而造成威慑的例子。而将此一策略运用得出神入化的，则当属宋朝赵鼎。
宋高宗时，刘豫在山东张榜，狂妄地要求天下百姓给他这个皇上进奉药物，太监冯益恰好派人去收买飞鸽，山东境内传播着许多流言。泗州知州刘纲将情况上奏朝廷，枢密使张浚奏请皇上，要求斩掉冯益以消除流言蜚语。
赵鼎继而上奏：“冯益的事确实十分暖昧不表，值得怀疑。此事有关国家大体，朝廷如果忽略了不加处罚，外面的人必然认为是皇上派他去的，有损于圣德。不如暂时解除他的职务，派到外地去任职，以清除众的疑惑。”
高宗欣然应允，将冯益调往浙东。张浚认为赵鼎与自己在唱对台戏，十分生气。赵鼎说：“从古以来，凡是想处置坏人，搞急了，他们的朋党会互相勾结，反而招致大祸；缓一缓，他们之间就会互相挤兑，不攻自破。现在冯益犯罪，宰掉他，并不足以叫天下人拍手称快。但是一杀他，众太监们会害怕皇上宰了一个。就会想宰第二人，必然会竭力争取减轻冯益的罪责。不如贬谪他，将他放到远离京师的地方，既无损于皇上的尊严，冯益自己看见受的处罚很轻，也不会花费心机去求人，争取回到原来受宠的地位。他的同党见他被贬，必然给伺机窥求上进，哪里肯让他再进宫呢？如果我们着力排挤他，他的同类必然会因此而畏惧我们，他们勾结得愈发紧密，我们就夫法攻破他们了。”
张浚听了赵鼎的分析，不得不叹服。
千里直堤，溃于蚁穴
做事和用人要杜渐防微，慎始慎终，不要因为细枝末节的小事情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人生就像打扑克牌升级一样，判断要准确，避免失误。在双方竞争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推理要合乎逻辑，判断要准确无误。
如果我们出错了一张牌，该得的分未得，该赢的未赢，那么我们的处境就会急转直下，牌运大变，三把五把难以翻身，有时甚至以彻底失败而结束全局。
在生活中，有很多人在出了错以后，喜欢对自己说：“这一次不算。”这是一种十分可怕的想法。
一次失足就像把毛线球掉到地上一样。线球是花了很长时间仔细绕起来的，如果我们把它掉在地上一次，就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再把它绕起来。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我们惟有像老子说的“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才能避免因小失大的事情发生。在具体操作上，中国智谋学祖师父鬼谷子曾细心地总结了中国社会的运作方式，提出了多条应对秘诀。其中一条就是“抵隙”。
事情在出现征兆时，应当立即察觉。千里长堤，溃于蚁穴。秋毫之末的小缝隙，最终可能动摇泰山的根基；一团小小的火苗，可能会把阿房宫烧成灰烬。
如果能在问题还处在萌芽阶段，没有形成规模，局势的兆头还没有显现的时候，就已经洞烛先机，独具慧眼，知道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存亡、得失的关键都事先看得到，把握得住。
所以，防患于未然，堵塞小缝隙，是戒惧的根本原则。在大火燃烧起来之前就能预先防止，使自己超然独立，站在安全正确的一面。这种戒惧，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
宋高宗时，同安郡王杨沂中在郊外遇到一个算命人。
杨王用手中的拐杖作笔，在地上画了一画。算命人一看，马上连连向他磕头，说：“王爷为什么微服出行来到这里？应该多多保重自己。”
杨王非常惊讶，责问他是怎么知道的。算命人说：“土上加一划，就是王字啊！”杨王很高兴，就写了一张条子，批给他五百万贯钱，命他到钱库去取。
第二天，算命人到了钱库，钱库司帑拿着那张条子看了很久，说：“你是什么人，竟敢伪造王爷的假押骗取钱财。我应当把你抓起来问罪。”
算命人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声嘶力竭，大喊冤枉，希望能让杨王听到，司帑和司谒一起打发了五千贯钱给他，他十分丧气地走了。
过了些日子，钱库司帑将情况告诉了杨王，杨王奇怪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司帑说：“他今天说您是王，明天再胡乱给你添加些什么，那恩王所受的诽谤就太多了。况且您现在本来就是王，还用得着算命的算吗？”
杨王站起来，把原来要赏给算命人的几百万贯钱赏给了他，以资奖励。
良医在人发病初期，便能把他治好。人考虑事情，也应该尽早着手的。有些问题开始看上去不值得一提，但是如果不能趁其苗头初现时解决掉，随着形势的演变，完全可能变得不可弥补，甚至酿成大祸。就像树木在幼苗之时，用手就可以摘除，但长大后不用斧头就无法砍掉了。
宋朝时，大强盗张海将要从高邮城经过。高邮城守将晁仲约考虑到无法抵御这些强盗，就晓谕郡中富裕人家，让他们拿出牛羊好酒招待张海。
事情传出，宰相富弼提议把晁仲约抓来明正典刑。
范仲淹为他求情说：“按郡县的兵力和武器，足以战胜这邦强盗，守住城池。晁仲约遇到强盗不抵御，反而贿赂他们，依法当诛。可是现在高邮既没有士卒，又没有武器，况且老百姓的心理是：宁愿大家凑集些财物，免于被烧杀抢掠。他们对晁仲约的决定肯定非常欢喜。杀了晁仲约，不符合制定法律的本意。”
富弼十分气愤地对范仲淹说：“刚要依法行事，你就多方阻挠，今后用什么来整顿法纪？”
范仲淹悄悄对他说：“自从宋朝开国以来还未曾经易诛杀臣子，这是现在不成文的规矩。为何要轻易破坏了这一规矩呢？如果以后皇帝把手杀顺了，我们这些人的脑袋还能保得住吗？”
富弼不以为然。等到二人出京巡视边防，富弼从河北返回京都，到了京城大门，却不准他进去。他担心朝廷有“兔死烹狗”之举，整夜彷徨不安，不由感叹道：“范仲淹是个圣人啊！”
深谋远虑，明察秋毫，才能清楚成功、失败的关键在哪里，并能事先预防，采取补救的办法。堵塞某一措施的漏洞，把可能导致失败、动乱的因素提前消灭，转祸为福，转危为安。能这样做的才算是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