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发现你的11个职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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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尾言(3)

失败的企业是那些分散了资本,因而意味着分散了精力的企业。它们向这件事投资,又向那件事投资;在这里投资,又在那里投资,方方面面都有投资。“别把所有的鸡蛋放入一个篮子”之说是大错特错。我告诉你们,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入一个篮子,然后照管好这个篮子。注意周围并留点神,能这样做的人往往不会失败。照管好那个篮子很容易,但在我们这个国家,想多提篮子因而打碎鸡蛋的人也多。有三个篮子的人就得把一个篮子顶在头上,这样很容易摔倒。美国企业家的一个错误就是缺少集中。

我把所说的话归纳如下:要志在顶峰;千万不要涉足酒吧;不要沾酒,即使仅在用餐时喝点酒;千万不可投机;签署支付的款项千万不要超过盈余的现金储备;取消定货的目的永远在于挽救货主;集中精力,把所有的鸡蛋放入一个篮子并照管好那个篮子;支出永远小于收入;最后,不要失去耐心,因为正如爱默生所说,“除自己以外,没有人能哄骗你离开最后的成功。”

4《纽约时报》著名记者罗素·贝克:不要半途而废

很多人的失败不是由于选择的错误,而是在挫折面前轻易放弃。《纽约时报》著名记者罗素·贝克谨记母亲的教导,从而功成名就。

我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但是在我心中,她仍然活着,偶尔还会早上天未亮就把我弄醒,跟我说:“如果有什么是我最不能忍受的,那就是半途而废。”

我这辈子不知听她说这话多少次了。就是现在,我躺在被窝里,在漆黑之中慢慢醒过来,也感觉到她在气冲冲地教训我体内的那个懒汉,那个只想重回梦乡而不想去面对新的一天的人。

我默默地抗议:我已不再是小孩子了,我已取得一些成就,我有权迟些起床。

“罗素,你跟瘪三没什么两样,都是不思进取。”

从我还是个穿短裤的小男孩时起,母亲就不断用这些话来鞭策我。

“做人要有出息!”

“做事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小伙子,要有点志气!”

在我的内心世界里那个渗透世情的我,常常嘲笑那些崇尚实利、热衷求取功名的人。我读过一些哲学和批评社会的书,认为把生命花在追逐名利、权利这些东西上都是粗鄙的,完全不值得的。

自从外祖父去世后,母亲便没有好日子过了。外祖父除了债务以外,什么都没留下。祖屋卖掉了,儿女四散。外祖母染上了致命的肺病,意志十分消沉,终日嚷着要自杀,最后终于被送进精神病院。那时母亲刚上大学,但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辍学去找工作。

然而,母亲结婚了,生了3个孩子。5年后,在1930年,父亲去世,遗下她一贫如洗,只好把小女儿奥迪莉送给人收养。把只有10个月大的奥迪莉送给汤姆叔叔和高蒂婶婶收养,也许是母亲有生以来需要最大勇气去做的事。汤姆叔叔是父亲的弟弟,在铁路局有份不错的差事,跟着他奥迪莉便有好日子过了。

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前往新泽西州,去投靠他哥哥艾伦。舅舅好心地收留了我们这3个穷亲戚。后来,母亲在洗衣店找到一份修补杂货店工作服的工作,周薪10美元。

母亲当然更希望我长大后能成为总统或富商,可是,她虽然疼爱我,却不至于这样不切实际。我小学还未毕业,她已看出我不是能赚大钱或赢得万民拥戴的料子,于是开始引导我对文字发生兴趣。

她的家族世代书香。从母亲的外祖父起,便似乎有个文字遗传因子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外曾祖父是位教师,他的女儿蕾利是个诗人,儿子查理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先驱报》驻纽约的记者。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南部在内战之后,生活仍然十分艰苦,文字工作确是一条出路。

母亲的表兄艾文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他是《纽约时报》的执行编辑,足迹遍及欧洲各国。他证明以文字为媒,的确可以让一个人无往而不胜。而呆在乡里的人只能直瞪着眼,对他既羡慕又妒忌。母亲常常以艾文为例,说一个人即使没有天分,也可以有成就。

“艾文·詹姆士不比别人聪明,但你看看他今天的成就。”母亲一次又一次地跟我说。结果我长大之后,就把艾文·詹姆士看成一个只是运气好的呆子。也许这真的是母亲对艾文的看法,但她的话却另有深意。她是在告诉我,要做到像艾文那样并不用很聪明,攀上高峰的方法便是努力、努力、再努力。

母亲看到我可能在文字方面有点天分时,便开始加以栽培。我们那时虽然非常贫困,但母亲仍然给我订购了一套《世界文学名著选》,每月寄来一册。

我很尊重那些伟大的作家,但我读得最开心的却是报纸。每天我都贪婪地读那些五花八门的罪案,恐怖的意外,以及发生在远方战场上的血腥屠杀,一个字都不放过。描述凶杀犯怎样死在电椅上的报道往往令我着迷,而且我很留意死囚在最后一餐所点的饭菜。

1947年,我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知道巴尔的摩市的《太阳报》在招聘一名采访罪犯新闻的记者。我有两三位同学同时申请这份工作,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挑了我。这份工作的周薪仅为30美元,我向母亲抱怨,说这样的薪水对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实在是侮辱,但她毫不同情我。

“如果你肯努力工作,”她说,“也许就可以做出点成绩来。到时,他们自然会给你增加薪水。”

7年后,《太阳报》调我去跑白宫新闻。对大部分记者来说,当白宫记者是梦寐以求的事情,而当时我只不过29岁,自然得意万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母亲,希望见到她喜悦的神情。其实,我应该早就知道结果是怎样。

“罗素,”她说,“如果你肯努力干白宫记者这份工作,也许就能取得点成就。”母亲要我走的路就是不断努力向上,千万不要因为小小的成就而自傲。停下来沾沾自喜的人很快便会跌下来。一个人即使已登上顶峰,也仍要自强不息。

在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初期,我经常幼稚地胡思乱想,要向艾文表兄报复。假如有一天我成了一个杰出的记者,得到《纽约时报》礼聘,而《纽约时报》却完全不知道我是“伟大的艾文”的亲戚,那不是很有趣吗?假如艾文亲自请我进入他的大办公室,问我:“年轻人,你可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那不是更妙不可言吗?假如我这样回答:“我就是你的穷亲戚露西·伊利沙白·罗宾逊的独子。”那是何等痛快的报复啊!

但后来发生的事却完全不像我胡思乱想的那样。《纽约时报》真的来找我,不过我到任时,艾文表兄已离职。最后,我甚至得到了美国新闻界最高的荣誉:替《纽约时报》撰写专栏。

我写的不是那种报道新闻的专栏,而是作者可用各种不同文体来议论时事的专栏;可以是散文,可以是讽刺文章、怪论,有时甚至可以是小说。这个专栏证明了当年母亲是绝对正确的。要不是她在我小时候就看出了我的长处,引我进入文学世界,我就不会有这个成就。

我的专栏赢取过不少奖,包括1979年的普利策奖。不过,母亲永远无法知道了,因为先一年她的脑部出了大毛病,住进疗养院,从此不知不觉,脱离了现实生活。

我只能猜测母亲在知道我获得普利策奖时的反应。我相信她一定会说:“好极了,小伙子。这证明只要你埋头苦干,努力不懈,终有一天会干出点成绩来的。”

有个时期,母亲所宣扬和我所一直依从的那些价值观受到了冲击。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个人如果承认自己希望有点成就的话,便会被批评是个浪费生命的实利主义者。

起先,我设法追随这个新的时代潮流。我决定不像我母亲当年鞭策我那样鞭策我的孩子,不迂腐地要求他们有所成就。

新时代标榜爱、满足自我,以及标榜消极地劝人无欲无求的东方哲学。对我来说,这些道理似乎很多都十分荒谬。不过我还是把我那些反潮流的疑惑深藏起来。

但后来,我发觉我的孩子竟然一点抱负都没有,我于是崩溃了。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吃晚饭时,我听到自己在叫嚷:“难道你们不想有点成就吗?”

孩子们面面相觑。有点成就?从来没听说过。我知道他们在想:叫嚷的不是爸爸,那不过是他饭前喝的那些马提尼酒在作怪罢了。

令我大叫大嚷的不是那些酒,而是我的母亲。酒只不过令我有勇气向他们宣布:是的,我一直都相信成功这回事,我一直都相信若不勤奋自爱便不会有什么成就,也不配有什么成就。

后来的发展证明了孩子学业成绩并不表示他们长大后一定一事无成,而只是表示他们,当时不肯对成规盲从附和。对于这一点,我的确引以为傲。现在他们都以长大成人,有儿有女。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每次相聚时都欢乐无穷。

这就是家的意义了。我们承先启后,把上一代的遗志传给我们的子女,一代一代传下去,使我们的先人虽死犹生。

“如果有什么是我最不能忍受的,罗素,那就是半途而废。”

老天爷,我仍然听见她说这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