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总体性、过程性和多义性
“文学的方式”不是指文学本身的各种方式，不是指例如小说的方式、诗歌的方式，或者写作的方式等等，而是相对于文学以外的其他方式而言，是指用文学的方式来把握这个世界，用文学的方式来改善我们的人生。为什么要用“方式”这个词？因为在中文里我找不出一个更好的词来。在中文里，“方”似乎是指一种程序，比如说药方、处方，有配置的意思。“式”有程序命令的意思。而我所讲的“方式”实际是指一种角度，这里面包含着一种对于价值的选择。所以这个“方式”更接近于英语中的“ｗｈｙ”，而不单纯是一种方法。
究竟何为“文学的方式”呢？首先，我认为文学是一种总体性的方式。一个喜好文学的人、一个文学工作者、一个作家，他对人生的感受和对人生的表述，是总体性的。其他有许多方式，根本的要求则是简约、简明。比如说政治的方式，政治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弄清楚敌、我、友。毛主席曾经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现在小布什也讲在反恐怖斗争当中，谁是盟友、谁是敌人等等，都是非常明确的。这种简约的明确，一般是不需要做很多补充的。又比如中国的抗日战争。我们立场是非常鲜明，非常坚定的。谁是抗日的一方，谁是侵略的一方，一点都不含糊。至于日本侵略者里面，有没有翩翩君子？有没有很有才华的人？有没有被强迫拉拢到这个侵略战争当中的人等等，这些对于确定这场战争的性质是没有意义的。哪怕某个日本军司令是一个孝子，是一个模范丈夫，也丝毫改变不了他侵略者的性质。我们抗日的人中有些人有缺点和弱点，有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说话粗暴的人等等，这也没有多大的定性上的意义。但是文学的方式就不一样了。文学无意向任何简明的结论挑战，但是文学提供的往往是一种总体的、非常斑驳的图景。
从历史上看，一个著名人物，不仅是政治人物，包括科学家，还有其他家，他的私生活到底怎么样，并不是非常有意义的，有时甚至很无聊。你如果没完没了地研究一个大人物私生活，甚至会让人觉得你别有用心。我看过很多材料，写爱因斯坦对他的情人、对女人的态度是极端恶劣的。是真是假我不知道，当然我不可能对这个领域进行什么研究。但是如果你要写一篇关于爱因斯坦的小说，或者纪实，那么这个就很有趣，很有意义了。到底是别人不了解他，还是他自己有什么隐痛，还是说他确实在某些地方非常偏执（许多伟人都有一种偏执）？许多天才在他所熟悉的领域是天才，但是在另外一些领域也许智力还达不到一个常人。这都是可能的。
再比如说，组织部门任用干部，往往讲德才兼备。要考查他的档案，但是并不要特别详尽地介绍他的相貌。我参加过很多各式各样的会议，党组会、党委会等等，讨论过很多人事问题，但是很少在这些会上听到介绍某人的生理特点，比如头发的颜色等。公安局倒介绍，那是追缉犯人的需要。美国的汽车驾照上，人的眼球是什么颜色也是要写上去的。可能美国的各色移民比较多，头发什么颜色、眼球什么样颜色都要有。我记得在“文革”当中看一些小报，讲“九大”还是“十大”的时候，毛主席就说：恩来，你在哪里？你帮个忙。因为没选举以前大家都坐在下面，毛主席很多不认识。他后来就看着名单说：这个人是谁啊？周恩来就在一边请被点到名的干部站起来，让主席看看。这一看呢，就是文学的方式，因为干部任免程序没有这一条，党章里也没有这一条，必须经过中共中央主席目测合格者方可入选。这种方式非常文学，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感应，对一个人的印象，而不仅仅是干部登记表上的那些东西，姓名、年龄、籍贯、家庭出身、简历、学历、受过什么奖状、曾任职务等等。
因此说，文学的总体性，包含着过程性和多义性。科学需要的是结论，居里夫人是怎么达到那个结论的，一般人不知道她探索的过程。但我们知道她很伟大、很辛苦，她的超人的献身精神和投入状态，都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而文学所要表达的，却是那样一个过程。有时候文学作品也能给你一个很清晰的结论。比如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都有一个很清晰的结论。什么清晰的结论呢？就是中国的农民，特别是中国的贫农，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之下，闹翻身，争解放，和恶霸地主做斗争。只有拿起枪，只有进行土改，才能翻身，才能有幸福的生活，否则就活不下去。这是非常清晰的结论。但是也有很多好的文学作品并没有结论，比如说《红楼梦》。《红楼梦》的结论是什么？是封建社会快要解体了？是封建社会太糜烂了？封建社会充满了不义，封建社会、封建体制必须推翻？封建思想必须清除？这当然有道理。但是这个结论，是经现代的人分析出来的，是人们有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有了阶级斗争的观念，有了社会发展的观念，有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乃至于痛恨以后，才做出来的结论。也有人对《红楼梦》做出了其他的结论，可以做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结论，可以做出所谓情天恨海，感情是风月孽债，人不要有情，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感情，有了感情就是一切悲剧的根源，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无情，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说这个结论是错的，那个反封建的结论是正确的，那是因为我们受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如果是一个出家的和尚，他就不那么说。他会说你那个才是错的，他是对的。曹雪芹对此也没有做过结论。对《红楼梦》的结论，我们一度有些拔高了，几乎要把贾宝玉、林黛玉，还有晴雯捧成反封建斗士了。那些结论，我老觉得曹雪芹从坟墓出来一看，他的作品有这么大的战斗性，老先生一定会吓一跳的。比如贾宝玉见了北静王受宠若惊，匍匐在地。他把北静王送给他的小纪念品转赠给林黛玉，而林黛玉一把扔过去，说什么臭男人的东西给我。那么林黛玉扔这个东西是不是反封建呢？我也很怀疑。因为她并没有说什么封建王侯的东西你扔给我，而只是嫌臭男人，归根到底还是在讨贾宝玉的好。所以有了文学方式总体性的认识，再回过来看《红楼梦》，是不是一定要得出反封建的惟一结论？我们不能否定《红楼梦》反封建的意义，这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但是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我无意故意唱反调，我只是说咱们应该面对现实，实事求是。
还有一个有趣但也非常可怕的例子，就是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这部作品曾经得过斯大林文学奖金。而肖洛霍夫呢，斯大林也是保护过他的。当时他写了《静静的顿河》，有人批评他，说很多地方美化了哥萨克白匪军，那时斯大林对肖洛霍夫也没有做特别高的评价，只是说像《静静的顿河》这样的作品也不是全无益处，意思就是也还行。对于当时的肖洛霍夫，有这一句话就够了。因为他本身写得非常好，又有斯大林的一言九鼎，他就站住了。到了赫鲁晓夫时期，他担任了中央委员，成了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到处说事的一个招牌，到哪里都说：“这就是我们的大作家——米哈依尔?肖洛霍夫。”肖洛霍夫在苏联的作家代表大会上，还有一句格言，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西方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按照党的指令来写作，这是胡说。我们是按照自己的良心来写作的。但是我们良心属于苏联共产党。我很年轻的时候看他这句格言，很感动。但是，最近我国苏联文学评论家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说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表面上看是歌颂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实际上是揭露苏联农业集体化里面的混乱，对生产力的破坏等种种极左的行为，还描写了富农的抵抗。这里我不详细讲这部小说了，但是我认为这决不是肖洛霍夫有意识这样做的。如果是那样的话，肖洛霍夫不就变成一个大阴谋家了？成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大阴谋家了嘛。他一边说把心献给党，得斯大林奖金，又在赫鲁晓夫时期当中央委员，又是代表团的代表，同时又把农业集体化彻底否定……他不可能有意这样做。出现这样结果的原因在于，文学的方式包括小说的方式是总体的，又是过程的，它展示一种总体的、非常斑驳的图景。这个总体和过程，我们对它是可以进行分析的，而且可以见仁见智。上面说的评论家之所以对这进行分析，得出那个结论，一是因为苏联已经解体了；二来苏联集体农庄也已经解体了；三是中国的人民公社化也并不成功；还有第四，中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苏联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是运用《被开垦的处女地》总体斑驳的图景所提供的种种信息，进行了新的排列组合，进行了新的连接所得出的结论。
文学的直观性、形象性和思想性
和文学的总体性、过程性、多义性相关联的，是文学的直观性和形象性。文学在直观性上，是各类艺术载体当中最弱的。一幅画，视觉上是真正直观的，画一棵杨树就是杨树，画一个美女就是美女，画风景就是风景，画耶酥就是耶酥，画圣母就是圣母，甚至光线、色彩、轮廓、阴影、情调，哪怕是比较抽象的画，所表达的对比也都是直观的。戏剧在舞台演出的时候也给你极真切的感觉。音乐虽然没有可视的形象，但你在听觉上可以感受到，对你的听觉器官发生作用，这也是直接的。但是文学运用的是语言，语言实际上是一种符号。由于编码的不同，符号对不同的民族，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