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锋》这出京戏里，赵艳容因抗婚而不得不装疯，这本来是一个令人气愤、令人悲痛的故事。如果是话剧，表演该是声泪俱下的吧。但在京剧里，观众却被演员装疯中的美丽身段、巧妙舞姿、大胆的言语动作所吸引，只顾击节赞赏，顾不得悲愤了。
怎么回事？道理何在？
装疯对于封建中国的大家闺秀，实在是一个大解放。不但解放了思想，而且解放了形体、动作、言语。试问，身份如赵艳容，不疯，能歪来倒去的吗？能狂笑吗？能眼珠乜来斜去的吗？能说那些放肆的话吗？能表现自己性格中强烈恣肆的那一面吗？不疯，赵艳容不是只能“笑不露齿、行不摇裙”的单调寂寞、司空见惯吗？要看这种符合《女儿经》规范的女性，又何必进戏园子！
装疯的目的完全符合当时守节的道德标准，又符合现下抗暴的道德标准。装疯的手段释放了角色的女性的热辣与美丽。而古今观众，均可以在看疯子的名目下不违规范地观赏平日看不到的女子形象。
这种找出路的智慧算是“镇”了。
然而，不仅《宇宙锋》，许多京戏都善于引导观众从审美的角度、旁观与欣赏的角度间离地看戏听戏。不管这装疯如果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将是何等惨烈沉重，表现在舞台上却只能是、必须是疯得美、疯得甜、疯得勾人魂魄。就像《拾玉镯》里一个小女子的“初恋”竟受尽一个糟老婆子的粗俗调笑，如果发生在现实里，只能让人觉得无聊、杀风景、甚至不大“人道”。在戏里呢，却完全地喜剧化了，表演化了。人们赏心悦目地看的是戏，是表演，不是别的。
“过于执”的观众，是无法接受京戏的。比如说《武家坡》。薛平贵十三年未归，见到苦守寒窑的发妻王宝钏，竟然能“八月十五月光明，薛大哥在月下修写书文”地调侃起来，这不是混账透顶又是什么呢？这还好一点，到了《玉堂春》里，弱女子苏三几乎为王三公子送了命，“三堂会审”起来，人物关系却成了笑料了，能说不可恶吗？
当然，这些状况反映了京戏的一些剧目对待女人的态度的局限性与陈旧性，但这种表演的相对独立，这种形式与内容在某种程度上的分离，在外国戏剧中也有。西洋歌剧中，情人永诀（不论是病死或是殉情或是被害）之际，不是常常要来一大段男高音、女高音、花腔、二重唱，尽情发挥表演一番，引起一次又一次的喝彩与鼓掌吗？要是单纯从剧情感人来考虑，戏进行到这里，全剧场应该鸦雀无声、微有暗暗啜泣才是。
反映现实题材的话剧《不知秋思在谁家》在京演出，获得相当的成功。靠什么呢？戏剧新观念？看不出来，一个景实实地贯穿到底，一点新花样也没有。故事情节悬念？也太平常，就像我们周围发生的一些“小事”似的。
对了，靠得就是生活气息、真实感、切近感。什么母亲为女儿的婚事而伤透脑筋啦，“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啦，事业与家庭关系的矛盾啦，考不上大学的青年成了个体户，虽然挣上钱仍然没有社会地位啦，两代人的不谐调啦，门当户对的婚姻习俗啦，都让人觉得那么真切。连人物的语言都是高度生活化的。我还要说，都那么“世俗”——我是从最好的意义上用“世俗”这个词儿的。
世俗感，应该是一个被承认的审美范畴，其重要性起码不在“距离感”之下。我们讲艺术的超越性、象征性、神秘感、距离感，种种高论，都可能有道理，有启发，但所有这些，近似于讲艺术的彼岸性、非现实性。只讲这一面，艺术就成了断线风筝，成了符咒，不但成了象牙之塔，而且这个塔连地基和象牙材料也不屑一顾了。显然，艺术，特别是戏剧，还得讲此岸性，就是讲现实性、人民性、切近感、世俗感。想让人们彻底摒弃“罪恶深重”的世俗此岸而皈依极乐的彼岸天国，伟大如释迦牟尼与耶稣基督都未能达到的这个目的，靠艺术新潮先锋，更不可能达到。
《不知秋思在谁家》（顺便说一句，何必把剧名搞得这么罗嗦，就叫个《谁家秋思》或《秋思在谁家》不就行了吗？甚至就叫个《秋思》，不是更含蓄吗？）充满了、洋溢着而今城市生活的世俗感，这是它的一大优点。它让人感到的恰恰是你的我的大家的日常生活的味道，使人们热爱实实在在的生活而不是新而深奥的某种观念。如果说此剧有什么不足，恰恰是在作者用费解的与不搭调的“字儿话”表现诸如二姐的柏拉图式爱情哲理的时候。
用架子鼓、电声乐器等将“样板戏”的豪迈音乐演奏成通俗轻音乐，个中意味，似可揣摩。
这说明，即使轻音乐、通俗音乐的听众，也不满足于整天听郎呀妹呀的软调调（倒不必说是什么靡靡之音）。人之需要刚强慷慨激烈悲壮，正如需要轻柔缠mian诙谐，二者是不能偏食偏废的。物极必反，当某种欣赏趣味成为一时的时尚、一股潮流的时候，观众的心理也就开始转向了。一窝蜂而上的东西，不论自命多么新多么洋多么刺激，多了只能使人厌倦。笔者曾在电视里看到一个情况，在一次歌曲演唱会上，最受欢迎的歌儿既不是《外婆的澎湖湾》也不是《采槟榔》，而是堂堂正正、响当当的《我是一个兵》。
有一些同志对“样板戏”曲调、唱段出现在舞台上感到不快，甚至怀疑其中有什么“意思”。不愉快的条件反射是可以理解的，“意思”，窃以为没有。剧场里热情鼓掌的小青年，没有什么人会从政治的观点来为所谓样板戏喝彩。任何艺术，包括最最政治的艺术，一旦成为艺术品，就提供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就提供了再创造、提供了变化发挥改造提高乃至降低歪曲变形的可能性。
类似的情况还很多。例如，在苏联，我曾看到激光配合下把《喀秋莎》演奏成类似“迪斯科”的样子。在香港，把《红珊瑚》《洪湖赤卫队》的歌曲演唱成嗲嗲的流行歌曲。在国内，用通俗唱法唱《十五的月亮》《望星空》《十送红军》的也越来越多。凡此种种，有时使纯朴高尚的革命歌曲的知音者痛心疾首，认为是心目中的革命的崇高美受到了亵du。而另一方面，这种歌曲的某种通俗化乃至软化却受到了更多的青年观众的欢迎。好乎？坏乎？福乎？祸乎？通俗化不应该是庸俗化，通俗化、世俗化、庸俗化又常常相伴随。其中的是非成败得失，恐怕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1987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