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人人不寻魔，魔也无趣，自生自灭。王阳明说：“鬼神没我的灵明（心），谁去辨人吉凶灾祥？”忘掉鬼神，才好做人。所谓杀魔，其实是杀心魔。心中有魔，比什么魔都大。意念杀之，化为无形，快哉快哉。
问：《菜根谭》为什么说只要本性澄清，纵使有时行点魔道，也有益身心？（“性天澄澈，即‘饥餐渴饮’无非康济身心”）
答：话不可以这么说。请你仔细体会孔子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思，就会明白做事的人都有莫大的苦衷。做大事有大苦衷。
问：有苦衷就可以去杀吗？可不可以把你的话提炼为“苦衷杀人”？或“我虽杀人，我有苦衷我无罪。”照你这么说来，人人有苦衷，人人都可以杀人了？
答：君言过矣。杀的是心魔，不是人。
问：一点儿都不过。孔子诛杀少政卯，王阳明除灭宁王外，还镇压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四省农民起义与少数民族暴动，可以说双手都是鲜血，这种人说的话你也能听？这是理学家杀人，还是理学杀人？
答：理学不杀人，理学家也不杀人。事实证明孔子与王阳明都杀过人，这没错，说明他们那时心性还不成熟，即使明白一些真理，却做不到。理学不是真理，理学是寻找真理。理学家，或说儒家，不是完人，孔子也不是完人，他们只是努力向完人靠近，这种努力是可贵的。鸟儿飞不出大气层，但它学习飞翔是可贵的。我今天能说的就这么多了，别的我也不懂。
问：怎样才能做到《菜根谭》说的“性天澄澈”？
答：“性天澄澈”原是道家术语，指本性澄清，也就是回到本性。怎样才能做到？庄子说：“水静犹明，何况精神。”孔子说：“人不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孔子与庄子的意思是说，人要停下来，静下来，反观自身，就可以做到“性天澄澈”。需要说明的是，一切静功夫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静下来好做事，一味地静也没什么意思。静一分，就动一分，人有几分静养，就有几分动能。平时静如深海，一出手才能动如雷霆。还有一点，自己放出的雷霆自己能收，这才是真功夫，放魔还需收魔。做到这一点，别人的雷霆也吓不倒自己。孟子说：“泰山崩于前而不色变”，为什么不色变？因为他知道，眼前“泰山崩溃”只是假相，假相有什么可怕的？真正的泰山绝不会崩溃，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泰山，这是我们做人的理念，要终生维护他。
十成理
烈士让千乘，贪夫争一文，人品星渊也，而好名不殊好利。天子营家国，乞人号饔飧，位分霄壤也，而焦思何虑焦声。（《菜根谭》）
侠义之人可以把王位让给别人，贪婪的人却为了一文钱大打出手，他们的人品可谓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然而一个爱名、一个爱利，其实差不多。再看，天子治理天下绞尽脑汁，乞丐为了一口饭叫唤，他们的地位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然而其内心的焦虑是一致的。
只有天道才能摆平人心。
《菜根谭》最关心的是人心问题，它看到“烈士”与“贪夫”都不能摆脱名利，“天子”与“乞人”一样地焦虑。人心浮躁，这世界欲火熊熊，烧得人灰头土脸，日夜煎熬，狼狈不堪。
理学指出，只有天道才能摆平人心。这话具有排他性，意思是不是天道就无法摆平人心。俗话说“将心比心”，这话中听，但也要看什么时候。一般情况下可以将心比心，不一般情况下没法比，比也没用，越比越糟糕。热心人的尬尴是：人家根本不接受你的心！甚至认为你的心也是大毒草，自己都医死了，怎能医人？
因此，理学虽以人心为最大命题，但又并不纠缠于人心，而是超脱于人心之上，直接抓到世界的本质：天道，从源头上解决人心的问题。
对此，晚清理学名臣张之洞提出了“同心”之说。张之洞说：“艰危之世，士厉（励）其节，民激其气，直言以悟主，博学以济时，同心以救弊。”（《劝学篇·同心第一》）所谓“同心”，就是面对艰难局面上下齐心，消除分歧与差别，回到本位，各就其位，共同发力，可以转危为安。张之洞这“同心”之说，是对《书经》所言“同心同德”这一儒家教义的发挥，有益于当时之世。但是，张之洞的“同心”之说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在社会差距越来越大、内忧外患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同心”不过是梦想，它还不是现实中的“天理”。若自道而视，无心可同，只是一个心。但有一心，哪来同心？说同心就有无数个心，张之洞理学不精，没能认识到这个问题。
晚清另一理学名臣李鸿章在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写给弟弟的家书中，引他老师曾国藩的话，说“曾夫子致其弟函曰：……同心一力，何患令名之不显，何患家运之不兴？”（《李鸿章家书·修身处世》）在此，曾国藩说“同心一力”，不但有“同心”，还有“一力”，心虽然有很多个，一旦合和到一处，就只是一个人。曾国藩这个认识显然比张之洞要到位。
李鸿章在另一封写给四弟的家书中说：“事无大小，均有一定当然之理。即事穷理，何处非学。”（《李鸿章家书·学业闱事》）李鸿章指出，事无大小都有各自的道理，把这道理找出来，处处可以学。学什么？李鸿章没说出来，揣摩其意，应是学这“当然之理”，也就是事情本身的规律，也就是自然之理，天理了。李鸿章暗示：识天理，知事理，那么做事不难，做人也不难。这天理是什么？是道，变中有变，变中不变，具体操作要看天意。光绪元年正月十八日，李鸿章在致友人瀚章的信中评论当时的一位大臣丁稚璜治黄河十分艰难时说：“大功成败听天，其举动却自可人。”（《李鸿章家书·知人论世》）所谓“可人”，指精神可嘉。
李鸿章悟出，即使一个人认识到天道规律，人的作为还是有限的，但是君子可以做到无愧于心。我们不是用事功来评人，而是用他的精神来评人。这精神是最可贵的，是理之所在，气之所在，古今同理，古今一心，这是我们做人的依据。没那个理，还做什么人！没那个道，还做什么事！
有清一代，曾国藩可以说集理学之大成，他给子侄们订下了“日课四条”，我们可以读作“理学四纲”，下面简单介绍。
“一曰慎独则心安”，指君子谨慎独处，不欺暗室，自然心安。曾国藩说：“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药之方，守身之先务也。”（引自《曾文正公全集》，下同）
“二曰主敬则身强”，指君子敬天敬人，会被神明保佑，身体健康。曾国藩说：“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曾国藩还以自己在戎马生涯中真切感受到的道理打比说，即使是一个年老体衰的人，一旦到神面前献祭，然后到战场厮杀，也比平时振奋。“主敬则身强”，这是可以证明的。
“三曰求仁则人悦”，指君子爱物爱人，仁心处世，彼此大悦。曾国藩说：“我与民物，其大本用同出一源。”并引张载名言“民胞物与”，精辟地指出：“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
“四曰习劳则神钦”，指君子要勤劳，才会被神明保佑，兴家兴业。曾国藩说：“勤则寿，逸则夭。”这不仅是养生功夫，更是治世名言。一个国家、一个朝代要保存得久，除了上上下下都勤劳，并没有别的办法。唐朝之所以兴，在于唐太宗君臣勤劳；唐朝之所以衰，在于唐玄宗君臣安逸。
以上曾国藩为子侄定下的“日课四条”家规，正是理学精魂，分别是：慎独、敬天、仁爱、勤劳。四样归于一样：敬天明德，仁爱任劳，也就是要有合于天道的心。这正是《书经》的精神，《易经》的大义，孔子的思想，孟子的寄托，宋明清三代理学家要说的话，全部在此。
《菜根谭》带给我们的名言：“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正是这一理学精神的体现。这些话是为做事的人准备的。
《菜根谭》指出：只有天道才能摆平人心，一旦认识天道，乞儿得食，天子无忧，内外打通，上下美乐。理学以“天道人心”并提，意思是天道即人心，人心即天道，是一样，而不是两样。有时只见天道不见人心，这好得很，我迎上去就成了。有时只见人心不见天道，说明自己的认识还浅，还需要继续挖掘，深入人生。挖到深处，必是光明。黑夜深了，也就向天亮靠近。有时人心天道两不见，眼前一片大茫然，这时我们要赶紧罢手，停一停，咬咬菜根，尝尝苦味，定一定神再说。万一看不清没关系，我说句交底的话，神爱世人，即使瞎子也能开眼，什么时候有信心都会创造奇迹。有时我们良知浮现，天道人心都清朗，这时要赶紧做事，不必着急把心得告诉人。默默做事，那“理”就放光。默默做人，那“道”就彰显。
《菜根谭》的理学我所知的就是这样，时在乙丑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