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三国志·马谡传》里却说：“谡下狱物故。”有网友文章考证：《汉书·苏武传》载“前人以降及物故，分随武还者九人。”注：“物故谓死也，言其同于鬼物而故也。”王先谦补注引宋祁曰：“物，当从南本作歾，音没。”又引王念孙曰：“《释名》：‘汉以来谓死为物故，言其诸物皆就朽故也’。《史记·张丞相传》集解：‘物，无也；故，事也；言无所能与事’。案宋说近之，物与歾同，《说文》：‘歾，终也’，或作殁，歾、物声近而字通，今吴人言物字声如没，语有轻重耳。物故犹言死亡。”可见这里对“物故”的解释就是死亡，囊括诸死因。
至今日本仍旧有“物故”一词，特指去世，也是古汉语遗留下来的一点痕迹。
而在《三国志·向朗传》中却写道：“朗素与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
也就是说马谡的结局，光是《三国志》中就有三种说法：处死、狱中死以及逃亡。
不过仔细推敲来看，这三者并不矛盾。这三个说法也许是同一件事在不同阶段的发展。马谡可能是先企图逃亡，被抓，然后被判处了死刑，并死在了监狱中。
从“朗知情不举，亮恨之”这一点来看，马谡逃亡的时间发生于蜀军从陇西撤退之后，而且他逃亡的目标并不是去私下找诸葛亮——也许他打算北投曹魏，或者准备直接南下成都找后主与蒋琬说情，不过这一点现在已经无法确知。总之马谡非但没有主动投案自首，反而绕过了诸葛亮企图逃亡。
但即使有向朗帮忙，马谡最后还是被抓住了。接下来就是诸葛亮的“戮谡以谢众”。虽然文中说是“谢众”，但未必意味着公开处决。考虑到马谡的身份，诸葛亮也许采用的是“狱中赐死”这类比较温和的做法，然后将死亡结果公之于众。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马谡首先被公开判处了死刑，但是“判罪”和“行刑”两步程序之间还有一段间隔的时间。就在这段间隔时间里，马谡因为疾病或者其他什么原因“物故”。因此在法律程序和公文上他是“被戮”，而实际死因则是“物故”（小说中就采用了这一种可能性）。
无论是病死还是赐死，根据前面考证，都可以被称为“物故”。
关于费祎
吾友叶公讳开对于费祎其人有专题文章论断，此处就不赘言，请参看《暗流汹涌——也谈费文伟》。小说中的费祎性格就是参考此文而形成的。
关于费祎遇刺事件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云：“（延熙）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费）祎欢饮沈醉，为循手刃所害。”
费祎被刺是蜀国政坛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蜀国自诸葛亮死后所采取的防御性国家战略再起了大变动，蜀国鹰派势力的抬头。这件事单从《费祎传》来看，只是一次偶发事件。但是如果和其他史料联系到一起，这起被刺事件就不那么简单了。
刺客郭循的履历是这样的。《魏氏春秋》说他“素有业行，着名西州”。《资治通鉴·嘉平四年》载：“（延熙十五年）汉姜维寇西平，获中郎将郭循。”就是说姜维进攻西平，虽然西平没打下来，但抓获了时任魏中郎的郭循。后来郭循归顺蜀汉，官位做到左将军。要知道，这可是马超、吴懿、向郎曾经坐过的位置，足见蜀国对其殊遇之重，不亚于对待夏侯霸。
但是这个人却并不是真心归顺，他终于还是刺杀了费祎。魏国得知以后，追封郭循为长乐乡侯，使其子袭爵。（《资治通鉴·嘉平五年》）
这起刺杀事件仔细推究的话，疑点非常之多。就动机来说，这不可能是魏国朝廷策划的阴谋。费祎是出了名的鸽派，他在任期间是蜀魏两国最平静的一段日子，几乎没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魏国正乐享其成，不可能刺杀掉他而让鹰派姜维上台，自找麻烦。
这也不可能是私人恩怨，郭循跟费祎就算有仇，他也不是神仙，不可能算出姜维什么时候会攻打西平，自己会不会被俘，被俘以后是直接杀掉还是受到重用等等。如果真的是因私人恩怨而刺杀费祎的话，不可能将整个计划建筑在这么多偶然之上。
而这两个可能都排除掉的话，剩下的最有动机杀费祎的人，就是姜维。
姜维与费祎的不和是众所周知的，前者是主伐伐魏的鹰派，而后者则是坚持保守战略的鸽派。在费祎当政期间，“（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可以说姜维被费祎压制得很惨。费祎死后，能够获得最大政治利益的，就是姜维。事实上也是如此，陈寿在《三国志·姜维传》里很有深意地如此记录道：“十六年春，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短短一行字，姜维迫不及待的欣喜心情昭然若是，路人皆知。
换句话说，费祎的死，姜维是有着充分动机的。
而姜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姜维传》裴注里有载：“傅子曰：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就是说姜维这个人，对功名很执着，而且不像《三国演义》里一样是个愣头青，反而很有城府，好“阴养死士”。而郭循在众目睽睽的岁初大会上刺杀了费文伟，摆明了他自己就是拼个同归于尽，不想活着回去，这是标准的死士作风。
再回过头来仔细研究郭循的履历我们会发现，西平战役的发动者是姜维，捉住郭循的是姜维，把他抓住不杀反而送回朝廷的还是姜维。换句话说，郭循看似是偶然地被俘才入蜀，实际上这些偶然却是完全可以被姜维控制的——姜维有能力决定发动战役的时间、地点以及对俘虏的处置，这一连串偶然只有姜维能使其成必然。
这几条证据综合在一起推测，再加上动机的充分性，很难不叫人怀疑姜维在这起刺杀事件中是无辜的。
我们这些生活在后世的人，凭借残缺不全的史料尚且能推断出姜维有杀人的动机和嫌疑，当时的蜀国肯定也有人会怀疑到他。但是史书上的记载中姜维是完全无辜的，和这事丝毫没关系，这是为什么呢？
在《资治通鉴·嘉平四年》载有这样一件事：“循欲刺汉主，不得亲近，每因上寿，且拜且前，为左右所遏，事辄不果。”这一条记载很值得怀疑，因为如果真是郭循上寿时想刺杀后主而“为左右所遏”的话，那他的意图早在拜见后主前就暴露出来了，当时就应该被拿下治罪，怎么可能还会放任他到延熙十六年年初去参加岁初宴会并接近费祎呢？
更何况，刺杀后主对于魏国来说是没什么好处可言的。那时候刘禅的儿子刘睿在延熙元年就被册封为太子，而且朝内并无立嗣之争。也就是说，刘禅的死不会导致蜀汉局势混乱。一名魏国降人有什么理由对后主如此痛恨到了屡次企图刺杀的地步呢？
所以这一条记载不像是对郭循拜见后主情景的描述，倒像是在刺杀事件发生后为了充分证明郭循“存心不良”而后加进去的补叙。然而，这条补叙看起来似乎只是蜀汉群臣深入揭批郭循反革命行径的一条黑材料，但仔细推究来看，却不难发现它大有深意。它给人一个暗示：“郭循原本是打算刺杀后主，因为太难下手，所以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转而刺杀后主的首席重臣费祎。”
只要蜀国相信那条记载是真实的，那姜维的嫌疑就可以澄清了——“我总没动机杀我朝皇帝吧”，进一步推论的话，也许这个记载就是姜维或者他授意的某位朝官说出来的。
最后要提的是郭循的身份。以郭循在魏国的地位和名望，与姜维合作的可能性并不大。进入蜀国的“郭循”，也许只是姜维以一名死士做的替身罢了，而真正的郭循也许已经死于西平战役之中。以姜维的地位，想要藏匿特定敌人尸体，以自己的亲信代替，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综合上述种种迹象不难发现，整个刺杀事件的形成可能是这样：最初是姜维拿获或者杀掉了魏中郎将郭循，并拿自己豢养的死士冒了郭循的名字，公开宣称俘获了“郭循”。接着郭循被押解到成都，在自己表示忠顺和姜维在一旁的推动下取得蜀国信任，拜左将军之位。然后在延熙十六年年初大会上，策划已久的郭循杀了费祎，完成了他死士的使命。姜维为了澄清自己的嫌疑，在事后授意近侍官员对皇帝刘禅说郭循脑后有反骨，好几次想刺杀皇帝都被左右拦下了，以此来防止别人怀疑到自己身上。
虽然缺乏最直接的证据证明姜维与这起刺杀事件有什么牵连，历史资料也只给出了残缺不全的几个点，但从动机、能力、条件和其一贯作风中仍旧可以推测得出姜维与费祎之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小说中就部分借用了这一种可能性。
关于虏疮
虏疮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天花。葛洪《肘后备急方》中云：“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交趾（一说武陵蛮）之时，将士多被当地人传染，班师回朝时，也就将这种传染病带回了中原，号称“虏疮”。
所以文中马谡得此病，应属可能。
关于陈寿父子
《晋书·陈寿传》云：“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陈寿的父亲既然为马谡的参军，应该也参加了街亭之战的，小说就据此而写；不过陈父的名字于史无征，书中所写“陈松”是编造出来的。而《华阳国志·陈寿传》载：“……（寿）兄子符，字长信，亦有文才。”提到他有个哥哥，但是名字也不详，小说里姑且将其称为“陈德”。
按《晋书·陈寿传》，陈寿卒于晋元康七年，据此回溯的话，那么他应该是生于蜀汉建兴十一年。小说中马谡在南郑见到陈松是建兴六年，其兄陈德时年为五岁，比陈寿大十岁，年龄上设定尚属合理。
关于本文的最后说明
严格来说，这并非是严谨的历史小说，而是将不同历史时间点的数种可能性连缀到一起的一种尝试。这种可能性未必是史实，但确实有可能曾经发生过。或者这样说，史实的事件是固定的，但是事件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却存在着诸多的可能。如果将正史视做A面的话，那么隐藏其后的这些概率不一的“可能性联系”就属于B面。
街亭的失败是确定的，马谡的逃亡是确定的，费祎的遇刺是确定的，这些都是属于A面的正史。但是，在这些史实事件背后，有可能隐藏着联系：马谡可能在街亭替王平背了黑锅；费祎可能处心积虑陷害马谡；姜维可能与马谡合作刺杀了费祎……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对这种可能性的一次探讨，所以我觉得称这个小说为“可能的”历史小说，更为恰当。
写作的时候特意选择了比较西式的文字风格，也算做是一种对三国的另类诠释吧，请原谅我的恶趣味。
最后感谢叶公讳开、禽兽公讳大那颜两位在写作期间给予的史料、史学见解以及创作技巧的支持。事实上我的灵感和对三国史的心得，全赖他们两位平日的教诲。如果说这篇小说有什么成功之处的话，那全因我站在他们二人肩上的缘故——当然，这是A面的说法，从另一个历史角度来说，我将他们二人踩在了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