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研究学问走上逻辑学的道路，他的初衷无疑是很好的，解决矛盾，追求和谐。问题是世界本来就是由矛盾组成的，就连金岳霖自己身上，也存在着许多令人难解的矛盾。
比如说，记忆力超群与极端健忘这对矛盾就在金岳霖身上同时存在着。
因为健忘，老金没少闹笑话。在30年代，有一天金岳霖打电话给自己的老朋友陶孟和，陶家的用人问：“您哪位﹖”老金竟然忘了自己是谁，只好一个劲地说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可惜那位敬业的用人不肯，两人在电话里僵持着。老金没有办法，只好向旁边给自己拉车的车夫请教，车夫说我也不知道，老金问：“你没有听见别人说过吗？”车夫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这才提醒了金岳霖。
然而，据很多朋友的可靠回忆，金岳霖其实有着惊人的记忆力。金岳霖从小就爱读书，有时晚上做梦也背四书，他的姐姐出于好奇，在他梦中背书的时候拿了书去对，发现竟然一字不差。昆明大观楼有一幅长达180字的长联，金岳霖看了一遍马上就可以背诵。后来有一次金岳霖跟毛泽东在一起，毛泽东问刚从昆明回来的谢富治长联是否还在，谢说在，回头我跟您抄来。毛泽东说不必了，我会背诵。这个时候一边的金岳霖也应声说我也会背，说完他也不等主席发话，径自把180字的长联背了出来，背完之后还得意地哈哈大笑。
如此矛盾的现象同时存在，或许我们只能这样解释，金岳霖在学术上是大师，大师总是博闻强识的，而他在生活上是小孩子，小孩子总是健忘的。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在其他大师身上也可以找到。
矛盾的金岳霖并不仅仅体现于他的记忆力。
对于熟识金岳霖的很多朋友和学生来说，也许最难理解的一点就是，早期的金岳霖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倡导独立自主，不做官，不入党派。抗战时老金出国访问，当时出国的教授都要填一张参加国民党的表格，但老金坚决抵制，把表格扔进废纸篓中。
就是这样一个老金，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归顺了马列主义，还高调参加了共产党。这实在不太像他的风格，有人据此认为他是被新政权洗脑了，比如胡适，也有人认为他是屈服于某种压力。
其实，这样的猜测未免有点亵渎老金。我倒觉得金岳霖的转变是自愿的，老金之所以弃国民党而取共产党，是因为他觉得国民党是为自己服务的，而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
天真的老金认为，既然是当官的，就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在清华教书的一段时间，金岳霖与陈岱孙都住在学校的学务处。一次，梅贻琦校长南下，委托陈岱孙代理校事。有一天，金岳霖准备上厕所，发现手纸没了，他并不赶紧去找，反而大大咧咧地给代校长陈岱孙写了一张条子求救：“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老金觉得，既然你当校长了，那么我上厕所手纸没了，你作为领导为我分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样的天真未必都是坏事，在“文革”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金岳霖虽然也受到冲击和批斗，但是纵观其各种回忆文字，不论是过程还是结局，老金都比绝大多数的“臭老九”要好得多。老金的法宝就是他的天真无邪，兹举两例如下：
其一，解放后金岳霖和他的“资产阶级学说”受到了批判和改造。有一次，艾思奇奉命来清华大学讲演，专门批判金岳霖的形式逻辑，批判完形式逻辑之后，艾思奇又讲起了辩证唯物主义。艾思奇讲完后，主持演讲会的金岳霖表示自己完全同意和接受他的批评，但他同时又对艾思奇说：“你刚才骂形式逻辑的每一句话都符合形式逻辑。”
其二，金岳霖因为患有眼疾，常到协和医院检查眼睛，“文革”开始后，“革命派”不许金岳霖用公车。金岳霖说：“不用公车不是问题，可我怎么去协和医院？”对方答曰：“给你派辆排子车（一种人力双轮木板车，用于运货）吧。”“革命派”本意只不过想揶揄一下金岳霖，没想到老金却欣然从命，乐不可支。每到就诊之日，他准时自携一木制小马扎，端坐于平板三轮车上，任人一路踩过去，且东张西望，不胜惬意……
面对这样的金岳霖，我忍不住想起了孔老夫子的一句话：“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大智若愚、难得糊涂是人生的一种很高的境界，常人要达到很难，即使达到了也未必那么快乐，因为刻意作伪本身就是一种痛苦。但对金岳霖来说，他根本无须作伪，因为他的本性就是这样，他按照自己的性子顺势而为，挥洒自如，浑然自在，举手投足间就破解掉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这样的功力，天下几人可以达到？如果人人都能这样，我们何忧建设不成和谐社会？
遗憾的是，归顺了马列主义的金岳霖学术上未能再进一步。如果从老金1925年归国算起，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到1984年他去世为止，他的学术生命可以分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阶段。正如金岳霖的弟子王浩所说，金岳霖的学术贡献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1949年之后他的学术生命实际上已经死掉了。逻辑学大师的金岳霖终究还是解决不了自身和社会的矛盾。
但我们无须苛责金岳霖，事实上，当年留在大陆的学人中，做得比他好的并不多。
林语堂档案
名号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
生卒年1895-1976
籍贯福建漳州
出生地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
家世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为乡村教会牧师。
学历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1922），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1923）
传道生涯清华大学英文教员（1916-1919），北京大学英文教授（1923-1926），厦门大学文学院长（1926-1927），上海东吴大学英文教授（1929），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1954-1955）
研究领域文学、语言学
主要着述《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苏东坡传》、《京华烟云》等。
经典名言绅士的讲演，应当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
特殊嗜好抽烟斗、钓鱼
评价林语堂“对于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超越十名大使的价值”（日本《每日新闻》）
林语堂：幽默是一种人生的态度
相面打分的老师
林语堂短暂的执教生涯和他漫长的着述生涯比起来，更像是人生中一段分量不算太重的插曲。因此，林语堂既没有桃李遍天下，也没有几个出类拔萃的高徒来追捧他。但林语堂的高超之处是他即使在这样无足轻重的插曲中仍然能够弹奏出几声天籁，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林语堂足以成为素质教育的代言人。
林语堂曾经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了一年的英文课，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林老师第一堂课竟然是教学生们吃花生。按说这天林语堂带了一个大包到教室，学生们还以为这里面装的都是教学资料，看这架势不禁让人肃然起敬，心想这位拥有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文凭的老师果然深不可测。
不料，林语堂上了讲台，把包倒过来，往讲台上一倒，只见满满一堆带壳花生稀里哗啦全落在了台上。林语堂抓起一把花生，分给前面的学生，并请诸君自便。大家自打当学生开始，从来没遇到如此荒唐的事情，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先动手。林语堂知道同学们的心理，笑道：“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他顿了顿，接着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
学生们闻言哄堂大笑。林语堂趁机招呼学生：“请吃！请吃！”课堂里立即响起了一片剥花生壳的声音。等到花生吃完，林语堂随即宣布下课，夹起皮包，一拍屁股头也不回地走了。
此后林语堂讲课，果然没有学生缺课，而且还有很多外来的学生慕名赶来偷师。这一方面是缘于林语堂的学问和名气，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林语堂的课上完全不会感受到拘束和压迫，有时候你甚至忘记了自己在上课。林语堂上课以不正经着称，他从不正襟危坐，喜欢在讲台上逛来逛去，三尺天地他却能闲云野鹤，有时讲着讲着干脆一屁股坐到讲台上。林语堂很少坐在椅子上，讲得兴起的时候偶尔会忍不住将穿着皮鞋的双脚跷到讲台上，他认为这样的姿势很舒服。
更绝的是，林语堂所执教的课程，竟然从不举行考试，每到学期最后一节课的时候，林语堂便端坐在讲台上，随手捡起学生的花名册一一唱名，念到名字的学生依次站起来。这时，林语堂便如相面先生一般，细细把这个学生打量一番，然后在成绩册上记上一个分数，这就是该生本学期的成绩了。林语堂“相面打分”的故事堪称教育界的一大奇闻，并引起了一些老师的模仿。
林语堂这样做的直接原因是他对刻板的考试制度的厌恶，他说：“倘使我只在大学讲堂演讲，一班56个学生，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认不得，到了学期终叫我出10个考题给他们考，而凭这10个考题，定他们及格不及格，打死我我也不肯。”他还把考试比成大煞风景的“煮鹤”，说：“恶性考试艺术就是煮鹤艺术，可惜被煮的是我们男女青年。”
令人称奇的是，那些被林语堂“相面打分”过的学生接到自己的成绩后个个心服口服，没有一个人上校长那投诉，而且大家公认林语堂相面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其实，林语堂记忆力超群，他平时在上课的时候，通过提问、交流等方式早已对每一个学生知根知底，他的这种相面打分看似极其随意，实际上是在了解了每一个学生的水平之后作出的合理决断，比起偶然性很大的一次考试反而更显出其公平，也更显出林语堂授课之用心。
林语堂别具一格的教育方式就连自己的三个女儿也深受熏陶，乃至改变了她们的命运。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回忆自己小时候上学很用功，常常一天晚上要花好几个钟头在灯光下做作业，哪个家长看到这样上进的女儿不喜上眉梢，但是林语堂却时常阻止她：“不要做啦，分数不要紧！”
林语堂认为社会是最好的大学，人生是最好的老师，他在教育自己的女儿时总是不遗余力地带她们亲自去体验这个世界。他带领女儿们去着名的维苏威火山探险，林太乙回来后还根据此事写成文章发表。有一次，他甚至带三个未成年的女儿在巴黎的夜场看了场脱衣舞，看到那些一丝不挂的舞者，女儿们个个掩面低头，林语堂却正颜告诉她们：这是最高雅美丽的艺术！
林语堂的三个女儿中只有小女儿上了大学，大女儿林如斯和二女儿林太乙都在父亲的建议下放弃了到大学进一步深造的愿望。林太乙是在美国读的中学，毕业时成绩优秀，完全有机会升入哈佛耶鲁之类的名校就学，但是父亲却告诉她像她这样有志于人文学科的人在家刻苦钻研一本字典学到的就可以比大学里学到的多，从而劝她打消了上大学的念头。
林语堂反对女儿上大学源于他对大学“极端不自由，极端不负责”的教育制度的厌恶。林语堂的两个女儿虽然都没有上大学，但是照样很有出息，大女儿如斯后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台北故宫馆藏的英文介绍大多出自她手；二女儿太乙是《读者文摘》中文版的创始人，曾任香港《读者文摘》总编辑23年之久，她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为了一个作家。更有意思的是，从没上过大学的林太乙居然在赫赫有名的耶鲁大学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教的是中文。
林语堂这样的教育风格和理念早在他的学生时代就现出端倪了。读小学时，林语堂就曾在一次考试前夕窃取了老师的考卷，使得整个班级的同学在这次考试中一致得了高分。这件事让林语堂终身引以为豪，他鄙视那些所谓的优秀学生，认为这些人只不过是老师肚子里的蛔虫。
后来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林语堂照样“执迷不悟”。大考之前，同学连晚上都要挑灯夜战，林语堂却一个人跑到苏州河边去钓鱼，以此为乐。不过由于林语堂资质出众，每次大考还是高居第二，他在回忆录中解释自己没有考第一的原因：“我从来没有为考试而填鸭死记。在中学和大学我都是毕业时考第二，因为当时同班有个笨蛋，他对教授所教的各种学科都看得十分正经。”
在圣约翰大学，林语堂还是校讲演队（类似我们现在的辩论队）的主力，并因领导讲演队参加各种比赛屡创佳绩而声名大噪，轰动一方。此外，林语堂在圣约翰还学会了打网球，参加了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最出色的是，林语堂还创造了学校1英里赛跑的纪录，并代表学校参加了远东运动会。林语堂感叹自己上对了大学：“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
林语堂的父亲曾经去上海看儿子比赛，但他认为这种比赛对智能发展毫无好处，对儿子的行为很不赞成。不过林语堂的业余爱好却给他带来了艳福，他未来的妻子就在邻近的圣玛丽女子大学读书，早闻林语堂之名，林语堂自承“这与我的结婚是有关系的”。
一点童心犹未泯
林语堂一生都喜欢跟小孩子在一起，他认为孩子那种纯朴与天真才是真正的人性，跟孩子在一起无忧无虑，让人忘记一切烦恼。
林语堂热爱观察小孩的一举一动，常常还要记诸笔下。他模仿金圣叹的《来台后二十四快事》中就有好几件事是跟孩童有关的，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