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无非是想用这样的方式讽刺老外的狂妄，但是如果没有孩童的心性，谁又能想到如此新奇而富有童趣的方式。这样的故事，在辜鸿铭的实际人生中不断地在上演。这个世界上有无数把外语当成工具的人，但是能够让外语成为一种娱乐，恐怕只有辜鸿铭一个，这也是辜鸿铭心中中国式的幽默。
出于对中华文明无条件的顶礼膜拜，辜鸿铭对中国一切传统的东西都视若珍宝，哪怕那些已经被时代彻底抛弃的东西。辜鸿铭对小脚的迷恋以及为纳妾的辩护，都成了至今人们仍然津津乐道的话题。
辜鸿铭爱女人的小脚成痴，他认为女人的奇绝之处全在小脚，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婀娜多姿，会产生柳腰款摆的媚态，那小足足以撩起男人的遐想。辜鸿铭还有一套品味小脚的七字诀，曰：瘦、小、尖、弯、委、软、正。
辜鸿铭的发妻名唤淑姑，她正是辜鸿铭理想中的女人，有一双迷人的三寸金莲。辜鸿铭把夫人的小脚戏称为自己的“兴奋剂”，每次他写文章才思枯竭的时候，他就把淑姑叫到身边，让她脱去裹脚布，把小脚伸到他的面前。辜鸿铭赏玩着夫人的小脚，时而低下头用鼻子去闻她脚上的味道，一会儿，他就感到神清气爽，进而思如泉涌，下笔千言。
辜鸿铭这一“逐臭”之好还引出一段荒诞可笑的故事来。老辜在北大时，有一次到一个学生家看藏书，一个丫头给他开了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丫头比较懒、多天不洗脚的缘故，老辜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熟悉的臭味，他本能地为之魂不守舍、怅然若失。
几天之后，辜鸿铭派人修书一封给该生，表示愿意以自己珍藏的《张黑女碑》传世拓本换他家的这个丫头。学生惊异于辜的重口味，因为这个丫头生得面黄肌瘦、鼻大口阔，老师居然愿意用如此重价之宝来换这样一个丫头，他也就乐得做这个顺水人情。于是，该生安排了一个隆重的仪式，给这个丫头焚香沐浴、梳妆打扮，这才送到了辜府。
不料，这个丫头上午才过去，下午就被退回来。原来，丫头到了辜府后，老辜迫不及待地捉起她的小脚，却发现一点臭味都没有了……
对于纳妾，辜鸿铭有一番经典的奇谈妙论，他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世上只有一个茶壶配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的道理。
在上海，有一个美国妇女听说了老辜的言论后，特地跑去跟老辜理论。辜鸿铭问她：“亲爱的女士，请问你们家的汽车有几个轮子？”“四个。”“那你是用一个打气筒灌气，还是用四个打气筒灌气？”“当然是用一个·。”“娶小老婆就是这个道理！”老辜笑道。
辜鸿铭一生除了原配之外，还纳了两位如夫人。第一个是来自日本大阪的吉田贞子，贞子极尽日本女人的温柔体贴，辜鸿铭概括自己平生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所谓的“娶在东洋”即指贞子，可见他对贞子感情之深。自从有了贞子之后，辜鸿铭一日见不到她就会失眠，他把贞子称为自己的“安眠药”。
贞子和淑姑两人相处和谐，成为辜鸿铭最大的精神支柱，辜鸿铭笑称：“我的一生有如此之建树，原因只有一条，就是我有兴奋剂和安眠药日夜陪伴着我。”
贞子与辜鸿铭同船共渡18年，为辜鸿铭生下了唯一的一个儿子，于1904年因病去世，芳华凋谢。这让辜鸿铭痛不欲生，他将爱妾葬于上海的外国人公墓，其墓碑上刻有辜鸿铭撰写的悼亡诗一首：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
在辜鸿铭晚年，常伴他身边的是另外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妾，名唤碧云霞，红袖添香，老来风流，真是羡煞旁人。
别以为辜鸿铭主张纳妾缠足，他就一定是大男子主义者，其实辜鸿铭是出了名的“妻管严”，他还有一句怕老婆的名言：“连老婆都不怕，还有王法吗？”
老辜风流成性，家里享齐人之福还不满足，经常还要到外面开辟第二战场，这位客官出手阔绰，老鸨们见到他无不喜笑颜开。辜鸿铭曾劝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一定要去逛逛八大胡同，从那里的歌女身上，可以寻找到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怯和优美。对此，林语堂说：“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
有趣的是，辜鸿铭在北大课堂上第一次看到女学生后几乎吓得落荒而逃，下课后他马上以“男女授受不亲”向校长蔡元培请辞，一时传为笑柄。
寂寞辜鸿铭
在辜鸿铭特立独行的一生中，挖苦、嘲笑乃至诋毁他的人不计其数，但即使是辜鸿铭的敌人，恐怕也不得不承认，在这片土地上，辜鸿铭是少数几个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的人，他可以做到不顾别人的感受却活得很好，光这一点，已经足以让我们望尘莫及了。
而对于许多喜欢辜鸿铭的中国人来说，辜鸿铭的存在更像是一副精神膏药，人们在乎的是广告而不是疗效。当洋鬼子用枪炮来征服中国的时候，辜鸿铭却用言语去征服洋鬼子，尽管只是口舌之利，但是却可以算是当时中国人对洋人在外交上唯一的胜利。
辜鸿铭自己似乎也陶醉于这样的胜利，他总是在寻找一切机会在洋人面前展现一个中国人的自尊。
有一次，辜鸿铭在电影院看电影，正准备点燃自己的长烟斗，这时他忽然发现坐在自己前面的是一个苏格兰人，于是恶作剧的念头油然而生。辜鸿铭把烟斗伸到苏格兰人的面前，用自己的手指敲击着苏格兰人的光脑袋，以不容拒绝的语气说：“点着它！”可怜的苏格兰人被吓坏了，回头看了看，认定自己身后坐的必是个得罪不起的大人物，他胆战心惊地掏出了火柴，点着了辜氏的烟斗。
就连大名鼎鼎的英国作家毛姆也遭到了辜鸿铭的揶揄。1920年，毛姆来到中国，想见一见在西方世界享有盛名的辜鸿铭，他的朋友特地写了张便条请辜鸿铭到毛姆的住处一叙。可是左等右等，辜鸿铭就是不来，毛姆无奈，只好自己找上门去。一见面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道：“你们英国人认为中国人只有两种：不是苦力定是买办。认为只要随便召唤我们就得随叫随到。”
在北京东城椿树胡同那座并不起眼的四合院里，许许多多漂洋过海慕名而来的洋学者们曾经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辜宅燃黑油灯，烟气扑鼻，洋人朋友或谓此灯太暗，辜鸿铭郑重地教训道：“吾东方人，讲明心见性，吾人如心明，则灯自亮。东方人不似西人之专务外表者！”
辜鸿铭一生最大的功绩是把中国的儒家经典介绍给西方人，“四书”他翻译了三部，他认为唯有中国文明才能拯救混乱中的世界，声称要用中华文明改造世界。辜鸿铭最终没能拯救世界，但是他却得到了西方人的承认与敬重。1913年，辜鸿铭与印度诗圣泰戈尔一起被提名角逐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享此殊荣。虽然该年度的桂冠最终戴在了泰戈尔头上，但在许多西方人的眼中辜鸿铭仍然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东方学者。
然而，在西方世界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并不能掩盖辜鸿铭在本国的孤独与落寞。辜鸿铭好骂，对那些鄙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人和对本国传统文化已然厌弃的中国人他都无法容忍。然而，西方人的特点是既喜欢人家恭维也喜欢人家批判，而中国人的特点是只喜欢人家恭维不喜欢人家批判，因此辜鸿铭在外国是个英雄，而在国人眼中却始终是个怪物。
当然，这点并不足以让辜鸿铭伤心，因为他一向不是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最令辜鸿铭伤心的是，当他得意扬扬地欲用中国文化改造西方人的同时，他发现事实正好相反，无数的中国人正反过来被西方文明所改造，甚至还有不少人对中国文化鸣鼓攻之，他们掀起的狂热的浪潮正在吞没他的声音，他已经声嘶力竭。
在时代的宏大背景下，辜鸿铭发现自己越来越像小说中那个手举长矛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
1919年，张勋65岁生日时，辜鸿铭送了一副对联给这位以导演复辟闹剧而闻名天下的“辫帅”，曰：“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本联用的是苏东坡的名句，不过别有深意。后来辜鸿铭告诉胡适，“擎雨盖”指的是清朝的大帽子，“傲霜枝”指的是他和张勋都留着的长辫子。联语感叹志同道合者的寥落，极尽沧桑与无奈。
在那样一个“城头变换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代，辜鸿铭心中充满了对世道人心的深深失望。有一次，辜鸿铭与一个洋人朋友一起走在北京的街上，这个洋朋友指着大街上到处悬挂的“童叟无欺”四字，对他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向来在老外面前伶牙俐齿、口若莲花的辜鸿铭闻此言竟为之语塞，这或许是他唯一一次在口舌之争上输给洋人。
辜鸿铭说：“天下之道只有二，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这个世道显然是王八蛋之道。但辜鸿铭就是辜鸿铭，他以自己独特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游戏于这“王八蛋之道”中。
在京城的一次盛大的宴会上，座上的政要等名流们高谈阔论着中国的时局，一位外国记者趁机问辜鸿铭：“中国政局如此混乱，有什么医治的良方？”老辜把声音提高一百八十度，道：“有，把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下来。”顿时，所有人面面相觑。
辜鸿铭认为袁世凯乃清朝灭亡的罪魁祸首，视之为“窃国大盗”，对他恨之入骨，他不惜利用一切场合痛骂袁世凯，将之批得体无完肤。袁世凯谋划称帝的时候，为了堵住老辜的嘴巴，特地给他安排了一个议员的身份，并送去了300大洋。老辜立刻拎着这包大洋去了八大胡同，当时北平妓院的规矩是唱名使妓女鱼贯而过，任狎妓者挑选，老辜一连逛了好几个妓院，给每一个点到名字的妓女发1块大洋，直到300大洋全部送出去，他才大笑离去。
1916年袁世凯病逝的时候，北洋政府下令全国停止一切娱乐，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地请来了一个戏班，在家中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警察来干涉，辜鸿铭却扬言“他死我生”，非演不可，还把这一天定为自己的生日。
后来段祺瑞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组织安福国会，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段祺瑞希望由辜鸿铭这样的名士前来为选举压轴，派了一个掮客上门去游说老辜，最终经过讨价还价，双方谈妥了400大洋的交易条件。老辜一拿到钱，立马坐车到天津，把这400大洋一文不剩地花在了一个名妓的身上，至于选举不选举，他才不管。在老辜看来，妓女们可比政客们干净和可爱得多。
辜鸿铭活到了1928年，他去世的前一年另外一根着名的辫子王国维跳昆明湖自尽。辜鸿铭成了当时中国名流中最后一个留着辫子的人，有人把他称为中国“最后的辫子”。
辜鸿铭以清朝遗老自居，不过当有人责怪他对清室愚忠时，他反驳说：“我之忠于清室实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1919年，当清朝灭亡八年后，健忘的人们渐渐习惯于新的时代，已经和辜鸿铭成为挚友的沈曾植却仍然在感叹“不知何处是故乡”，沈氏所谓的“故乡”当然不仅仅是指清朝，而是依托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他的感叹是对新时代的狂潮中传统文化日渐式微，自己终将“无家可归”的深层次担忧。
对于沈氏的担忧，相信辜鸿铭一定心有戚戚焉。陈寅恪论王国维时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辜鸿铭的最后17年，正是在这种苦痛的心境中走过，“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晚年的辜鸿铭喜欢在独处时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着弥尔顿的《失乐园》。弥尔顿创作这部长诗是在双目失明的艰难处境之下，辜鸿铭的眼睛很正常，但他觉得此时睁着眼睛与闭着眼睛看这个世界并无不同。
吴宓档案
名号字雨僧、玉衡，笔名余生
生卒年1894-1978
籍贯陕西泾阳
出生地陕西泾阳
家世出身仕宦之家，生母在他两岁时去世，遂过继给叔父，生父、叔父都在政府部门任职。
学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文学学士（1918），哈佛大学文学硕士（1921）
传道生涯东南大学（1921-1924），清华大学（1925-1937），西南联大（1938-1944），燕京大学（1945），武汉大学（1946-1947），相辉学院、勉仁学院（1949），四川教育学院（1950-1952），西南师范学院（1952-1978）
研究领域中西比较文学
主要着述《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等。
经典名言除了学术和爱情问题，一概免谈。
特殊嗜好写日记、追求心仪的女孩
评价吴宓先生真是举世无双，只要见他一面，就再也忘不了（温源宁）
吴宓：疯人、情人、诗人的三合一
上课像划船的奴隶那样卖劲
1925年，清华设立大学部，从一所“留美预备学堂”向国立大学过渡，而清华成为一所大学的标志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没有吴宓，则未必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这四大导师的到来，没有四大导师，则国学院有名无实。正如王国维到清华后，曾对吴宓说：“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
冯友兰在谈及此事时说：“雨僧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
其实，不当院长也就罢了，因为吴宓一生对行政并不感兴趣，但一生热爱教书育人的他完全有资格让自己成为“四大导师”之一，他没有这样做，这是他的高风亮节之处。不过，庆幸的是，同“四大导师”一样，吴宓终成教授中的传奇人物。
吴宓讲课时以两点着称，一是严谨认真，一是激情四射，看似矛盾，却在他身上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许登孝在《回忆吴宓先生》中说吴宓在西南师院给他们上世界文学史，早上连续上四节课，“讲解中他滔滔不绝，旁征博引，而许多引用的原话，均随口说出，又都十分准确。我们真佩服他的博闻强记。”学生在台下忙于做笔记，“四节课讲完，我们的笔记本（当时流行大32K的软面抄本）已记满了好几十页。课后同学们相互校对笔记发现，吴老师的讲课，无论从语言、段落、章节，以及引证之原文，论述词语，简直就是一篇接一篇的论文。当讲义发下来后，我们又与笔记对照，内容基本相同，而课堂上的讲解又似乎要生动、丰富得多。我们真佩服他惊人的记忆力和高度的敬业精神。”
吴宓博闻强识，他通晓多门外语，不仅能用多种语言背诵许多西方文学名作，甚至连整篇的莎士比亚剧本都能背诵下来，许多文学史大事，重要作家的生卒年代、着述情况、生平事迹（例如歌德一生六个恋人的名字和生卒年代），重要作品的出版时间、地点、出版机构，他都能脱口而出，毫无差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