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刚过世不久的旅美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其中讲到1937年7月4日，即卢沟桥事变前三日，时为清华大学学生的何炳棣去教授吴宓家，和吴宓谈自己的“治学计划”，从早上8点一直谈到10点半才离开，长达两个半小时。此事在吴宓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
60多年后何炳棣回忆起这件事，仍然感慨万千，说：“我仍无法想象那时我这头天不怕地不怕的‘初生牛犊’怎能有那么多的‘治学计划’可以谈到150分钟之久；更难解的是雨僧师那样学贯中西、阅世知人的硕儒，竟能从头到尾耐心听而毫无愠色。”
一个名满天下、诸事繁忙的大教授竟然愿意花两个半小时的宝贵时间来聆听一个素昧平生的普通学生或许琐碎而不切实际的想法，这让何炳棣深深地感动和困惑。对这件事，何柄棣最后给出了“无法解释的解释”几个字，他认为这就是传说中的“清华精神”。
其实，何炳棣“清华精神”的定义未免狭隘了一点，所谓的“清华精神”正是整个民国时代的大学精神，它并非个案，而是共性。在那样一个时代，学生好学向上、但有进兮，老师热诚传道、雍容大度，师生之间联系的纽带纯粹是道德和学问，自由平等，不功利、不苟且，洋洋发育，其乐融融。毫无疑问，这就是中国大学的黄金时光！以至于何炳棣再回首往事时，情不自禁地说：“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的清华园。”试想想，现在还有多少人会用如此深情的语言描述自己的大学时代？
遗憾的是，这样的黄金时光就像绝代佳人倾城倾国的一笑，来得突然，去得迅速。如果以1917年蔡元培入主北大为标志，到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这样的好时光不过20年，即使算上西南联大及其后的回光返照，也不过30年。30年间，战乱频发，学潮涌动，实际时间大打折扣，然而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诞生了多少大师，培养了多少精英，创造了多少成果，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要解开这个谜，只有再回到民国去，重温那段美好的时光。
“时间可以淹没小丘和山岗，但是淹没不了高峰。”这是法国作家莫洛亚在《雨果传》中说的一句话。可是当我把眼光投向民国那一片学术天地的时候，发现这里面远不止几座山峰，而是一片连绵起伏的山脉，群山巍峨，高耸云天，在这样的海拔面前像我这样浅薄的今人未免感到几分窒息。
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曾发出感叹：“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地来！”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天才怕孤独。民国的学人们何其有幸，这是一个天才如火山岩浆喷发而出的时代，大师们的谈道论学更像是一种集体的狂欢，“吾道不孤”的信念可以让每个人都活得充实而快乐。
但我觉得“天才”这个词远远不能勾勒出民国学人们的风貌，“天才”更多的是针对一个人的智商，而民国的大师之大更在于他们的精神与气度。当辜鸿铭对着台下狂傲的北大学生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当陈寅恪所撰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被刻上清华大学王国维纪念碑，当刘文典冲着蒋介石喊出了“大学不是衙门”，当胡适谆谆告诫青年学子“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当吴宓在生命油尽灯枯之时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疾声而呼“我是吴宓教授”，这些冲破时空阻隔的声音告诉我们：这就是民国，这才是民国！
限于篇幅，本书只选择了十六位民国时代的学术大师作为叙述的对象，他们或心底单纯、天真烂漫，或勇猛精进、悲歌慷慨，或坚韧弘毅、敢于担当，或狂放疯癫、风流尽性，或深沉雅致、温润如玉。但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成功地做到了“自己”，仅此一家，绝无分店，即使从事的是同一个领域的工作，你也肯定不会把一个人误以为是另外一个人。反观我们现在的学者教授们，在一个相通的群体之内，把一个人的思想抽出来注入另外一个人的大脑内，基本上不会发生排斥反应。这在民国绝不可能发生，我即使把写作的对象再扩大十倍，每个人的形象还是会那么熠熠鲜明，“个性”在当年是日用品，在当今则是奢侈品。
一个时代的伟大既在于这个时代有多少人能够有所为，更在于这个时代有多少人敢于有所不为。懂得了这个道理，也就懂得了民国的学术和教育。
本书写作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追寻“先生”二字的意义。有句关于企业的名言：“一流的企业做标准，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三流的企业做产品。”我仿效这句话，也写了一个教师版的：“一流的老师给学生以思想，二流的老师给学生以学问，三流的老师给学生以成绩。”在当下，我对于一流的老师的存在基本上不抱什么太大的期望，问题是目前连二流的老师都越来越少了，试问当今的大学校园，还有几个人是真正地在做学问？我们这个浮躁而功利的时代，再也不可能诞生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鸿儒了。
这就是我们再回头向民国追寻的意义，当我们向一流的老师看齐的时候，可能会成为二流的老师，而向二流的老师看齐的时候，可能会成为三流的老师，如果你只是向三流的老师看齐，最后就会不入流。不管怎么样，能够多一些二流的老师，我们的未来还是会有希望的，因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二流的老师未必不能培养出一流的学生。但如果这个国家充斥的是三流的乃至不入流的老师，那就危险了。当我们站在蔡元培的墓前，站在胡适的墓前，站在钱穆的墓前，这样的想法自然而然就会浮上心头。
奇怪的是，民国创建至今已经不止一个世纪了，但是今天，我在书写这些民国大师的故事的时候，他们在我眼里依旧血肉丰满、青春洋溢，我仍然可以感受到那个逐渐老去的时代的朝气蓬勃，反观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人和事却似乎已经暮气沉沉。
现在的中国有一个古怪的现象，那就是体制外的人最害怕的事就是变老，而体制内的人最渴望的事也是变老。对于体制外的人来说，变老意味着体力与精力的丧失，这无疑是一件让人恐惧的事情；而对于体制内的人来说，变老却意味着媳妇熬成婆，意味着收割的季节到了，这又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这样的古怪现象折射到教育中，变成了如此情景：对于那些年轻的老师来说，年轻不再是一种本钱，而是一种代价，除了个别背景深厚的人，大部分年轻老师除了变老，似乎找不到更好的出人头地的办法。
民国的伟大还在于它是年轻人的天下。1917年，当二十六岁的毛头小伙子胡适从海外归来，并放出豪言“我们已经回来，世界从此不同”，预示着一群生命力极其旺盛的年轻人将彻底搅动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当一个时代突飞猛进的时候，就是年轻人的天下，而一个时代因循守旧的时候，就是老年人的天下，这好像已经成了历史的定律。
从1911到1949，民国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只不过存在了38年。而这短短的38年，却集体涌现出了众多文化大家，令我们至今敬仰。
让我们再回到过去，去感受一下那个时代里的正能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