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不断地责怪儿子袁克定。要说这事儿还真没怪错人，只因袁克定自己没有曹操与司马氏后人的本事，所以才想把事情全推到老爹头上，让老爹替自己冒风险顶雷。袁克定的小算盘，等于是把袁家世世代代的福泽，全都搭了进去。
然而当时的袁克定，脑子委实秀逗，对时局缺乏最起码的认知。他竟然找到五舅张镇芳，跟他商量说：五舅啊，你看如果我辞掉太子，事情会不会有转机？
当时张镇芳呆呆地看着他，叹息道：缺心眼的傻孩子啊，压根就没人承认你这个太子，你辞个屁啊辞。
但此后的袁克定，总有一天会明白过来，并将追悔一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有一次上面来人找到袁克定，带了录音机，让袁克定说一说他父亲的事，可录音机的磁带转啊转，一直转到头，袁克定却始终沉默不语。
父亲对得起他，而他对不起父亲。
他明白了这一点。
所以他决不会，再让任何人，从他这里去伤害父亲。
05生擒袁世凯
袁世凯正式宣布取消帝制，为了挽救时局，并于1916年3月20日，拟定了五条议案，是为“袁五条”：
1.撤消帝制，取消洪宪年号。
2.召开代行立法院参政的临时会，为取消帝制提供法律依据。
3.免去陆徵祥国务卿职务，由徐世昌担任。
4.任命段祺瑞为总参谋长，替代从未到任的冯国璋。
5.请黎元洪、徐世昌及段祺瑞，主持与护国军的议和。
护国军讨厌“袁五条”，蔡锷、刘显世与唐继尧蹲小屋子里半个月，联名搞出来六项议和条件，是为“蔡六条”：
1.袁世凯退位后，免其一死，但必须逐出国外。
2.诛帝制祸首杨度等13人，以谢天下。
3.大典筹备费用及用兵费6000万，应查袁氏及帝制祸首13人之财产赔偿。
4.袁氏子孙，三世剥夺其公民权。
5.依照《民元约法》，推举黎元洪副总统继任大总统。
6.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均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地，要接受护国军都督的指令。
这个“蔡六条”，实在是太狠了，居然要赶尽杀绝，袁家三代受株连，被剥夺公民权不说，连全国的军权，都要掌握在护国军手中。这些苛刻条件，肯定是没戏的。
可是，蔡锷怎么会搞出这么狠的六条呢？
于是驻日公使陆宗舆，就去找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要求日本不要再添乱，并说：在中国，无人可以替代袁世凯。
石井菊次郎冷声道：欢迎袁大总统全家到日本来安享晚年。
明白了，原来是日本人要生擒活捉袁世凯，把他全家弄到日本去，关在笼子里收取门票费，这还不如宰了袁世凯。
危急时刻，只能看实力派人物冯国璋了。可谁也没料到，老冯居然也搞出了四六不靠的八条来，是为“冯八条”：
1.遵照清室赋予组织共和政府全权原旨，承认袁世凯仍为大总统之地位。
2.慎选议员，重开国会。
3.惩办奸人。
4.各省军队须依全国军队按次编定番号，并采取征兵制。
5.明定宪法，宪法未定前，仍遵守民国元年临时约法。
6.民国四年冬以前，各省将军、巡抚使照旧供职。
7.川、湘前敌各军，一律撤回。
8.大赦党人。
就这样，“袁五条”与“蔡六条”水火不容，“冯八条”又自说自话，不仅是跟任何一方都不贴边，更要命的是连“冯八条”自己都跟自己相矛盾。比如说按照《民元约法》，就应该由黎元洪出来主事，可“冯八条”一边坚持《民元约法》，一边坚持让袁世凯主政。这个纰漏表明，“冯八条”多半是冯国璋故意逗大家开心的。
都这个节骨眼上了，老冯还在搞怪，真让人拿他没办法。
就在这时，国难来临，载兵船“新裕号”沉没，近千名北洋兵溺死于深海之中。这不啻雪上加霜，给了袁世凯致命一击。
06惊世大海难
“新裕号”、“新康号”、“新铭号”及“爱仁号”，是招商局的四艘载客商轮，寄泊于天津码头。1916年4月15日前，海军总长刘冠雄，通知天津码头，军方将征用这四艘客轮，载送北洋陆军第十二师去广东，与龙济光会合。
于是15日并16日，连续两天，第十二师士兵在塘沽登船出发，此行除了从招商局征用的四艘商轮之外，另有“海容号”并“海圻号”两艘兵舰随行。
六艘船在海面上哗啦啦行驶了两天，突见“海容号”上挥动旗语，让船停下来。
为什么要停下来呢？船在大海深处，前不靠村，后不挨店的？
可是必须要停下来，因为刚刚接到准确消息，广东龙济光那厮，悍然独立了。这时候大家再去广东，后果大大的不妙，搞不好，会被龙济光用火炮把大家全都轰零碎了。
船停半日，经过紧急磋商，最后决定改道浙江靠岸。于是六艘船掉转方向，哗啦啦地向着浙江海岸行进。未及两日，“海容号”上又打起了旗语，让大家再停下来。
又出什么事了？
前面已经说过了，浙江居然也赶在这节骨眼上独立了。原本独立后的大都督是屈映光，可袁世凯值此众叛亲离之际，不顾一切地公布了屈映光的密电，想感召冷血的北洋军人，迷途知返，重新回到爱戴袁世凯的正确道路上来。
袁世凯这一招弄巧成拙，北洋军人没有被感动，反而差一点儿搭进屈映光的性命。虽然屈映光没有被杀，但浙江大都督却换成了狠角色吕公望。
如果浙江说话算数的是屈映光，大家去浙江靠岸还是不碍事的。可吕公望却不同，这家伙绝对是打沉你没商量，不能惹。
所以海面上这六条船，还得掉头改方向。
这一次六条船真的没地方去了，如同六个没娘的孩子，孤零零地悬浮于海面上。悬浮了两日，大家商量说，要不，咱们干脆去华东得了。
可到底去华东什么地方，谁也说不上来，实际上此六船不过是在海面上闭着眼睛瞎开，茫然之际，就见前方视线渐渐迷蒙，湿重的海雾，笼罩了周边。这海雾来得古怪，而且密度极高，仿佛一种暗灰色的黏稠物质，又好似什么可怕的陌生生物，阴沉沉地蠕动着。“新裕号”商轮迷陷于浓雾之中，前后左右也看不到其他五条船的形影，连一声汽笛也听不到，慌乱之下急忙加速，生恐被丢弃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
突听轰的一声巨响，“新裕号”商轮船体瞬间大幅倾斜，船上的北洋兵齐齐发出一声大难临头的惨叫。
是真正的大难临头，“新裕号”商轮撞在了“海容号”兵舰上。兵舰船体坚固，吃水量大，倒是没怎么碍事，只可怜这“新裕号”，原本不过是跑短途的小火轮，抗打击能力太差，甫一撞击，船头就撞碎了，整个船体失去平衡，船尾倒插到海面下，高高地竖立了起来。
船上的北洋兵，状若滚地葫芦，成串叽里咕噜，伴随着尖叫声跌落水中。灾难来得太过迅捷，等到另几条船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时，“新裕号”已经消失在海面上，只留下一些轮胎等物事，随波逐流远去。
前后不到20分钟，北洋军团长1人，团副1人，士兵740人，机师水手外加伙夫24人，总计766人葬身大海。
此外，另有军饷10万元，机关炮4架，山炮6门，弹药50万颗，军衣军械无数，也从北洋的账目上被抹除。
时在1916年4月20日，地点位于温州海面。
是日，北洋军人以冯国璋为首，致电政事堂，要求袁世凯下野。
07错在得罪日本人
闻报新裕号沉没，766人沉尸海底，袁世凯面如死灰，怆然无语。
天意绝人，万难再战。
当袁世凯步入绝境之时，正是日本人极度亢奋之时。先是黑龙会内田良平召开大规模的国民外交同盟会，谴责袁世凯，号召中国人行动起来倒袁。而后北京日侨上书外务省，是为《对支意见书》，要求日本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
于是1916年3月7日，在日本陆军的建议下，内阁通过七条决定：
1.在华建立日本霸权。
2.袁世凯是此目的的唯一障碍，必须铲除。
3.让中国人自己来摆脱袁的统治。
4.避免公开干涉。
5.承认南方为战争团体。
6.通过民兵支持反袁势力。
7.由参谋本部协调反袁行动。
决定中公开提到，任何一个继袁而起的人，都会叫日本更感兴趣。参谋本部随即向大仓、久原等大公司筹款，以支持中国的反袁武装力量。肃亲王善耆收到100万，岑春煊收到100万，孙文收到60万，黄兴、陈其美各收到10万。
日本人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就这样开始了。据王忠和所撰《袁世凯大传》中说：
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山东土匪吴大洲的山东护国军于5月5日在周村宣布独立，国民党（实为中华革命党）陈其美、居正的东北军于5月23日在潍县宣布独立。其实，青岛的日军守备司令部是他们的根据地。居正名为总司令，但一切得听从日本人的命令，他的东北军竟有飞机两架以及毒气发射器等先进武器。在东北军进攻潍县时，虽然总司令是居正，实际指挥的却是日本人。这之后，东北军对济南、高密等地发动进攻，都有大量日本人参与。
有关这段旧事，革命元老马超俊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及过，并声称他亲自对济南城投下了炸弹：
……总理派我组织飞行队，会同华侨义勇军前往青岛，转赴山东潍县。当时居正在潍县主持中华革命军东北军，自任总司令，邵元冲做潍县警备司令。我们到后，由蒋中正参谋长亲加点阅，令驻在北校场加紧演习，那时飞机还没有到。刚刚把张树元与马良打退，不久来了两架小飞机，仅有一架能飞。五月中旬，我与刘季谋奉命飞往济南，轰炸山东将军府，投掷炸弹，声震全城，将军张怀芝仓皇失措，我们也感到很有趣。
马超俊这段回忆录中，有一个明显错误，他说山东将军是张怀芝，但张怀芝任将军是6月份以后的事儿，5月时山东将军尚是靳云鹏。这个细节无关紧要，或许是年代太久远，记忆上的差错，在所难免。
但中华革命军实际上就是驻青岛的日本兵，这却从马超俊的回忆中得到了证实。老马提到了两架飞机，说有一架还不能飞，不能飞的飞机，显然不可能是从太空掉落到地球上来的，它必然是停在山东境内的某个地方。在当时，山东境内能停两架飞机以上的地方，只有青岛的日军机场。如果不是这样，马超俊也不会闪烁其词，躲躲闪闪。
另据刘秉荣先生的《护国大战》，以居正为总司令的中华革命军，聘请了日本人萱野长知为顾问。于是萱野长知慷慨撰文，指控袁世凯政府聘日本人为顾问，并以此为由，号召全中国人民起来打倒袁世凯。这个指控，就是中华革命党发布的第20号通告，具体时间是当年的2月25日。
通告的最后，黑龙会妙风使萱野长知，向全中国人民大声疾呼：
刻下云，贵义师已达重庆、益州天府，早入势力范围：桂、粤、陕、甘、长江流域各省，亦已筹备成熟，待机即发。尚望内外同胞各竭财务，尽匹夫之责，成救亡之功，庶几直捣云，荡涤瑕秽，不难计日以待也。事机迫切，特此通告。
看看萱野长知的怪异文风，我们才知道袁世凯是多么可怜。说到底，老袁就是犯了傻，得罪谁也不该得罪日本人，得罪中国人真的没关系，可你得罪了日本人，阻挠日本人在中国建立霸权，就会有太多的中国人来搞你。看看老袁，他现在有多惨。
08孙中山是纵横家
是年4月27日，“新裕号”沉没恰好一周，孙文先生乘近“江丸号”自日本启程，赴上海，同行者有廖仲恺、戴季陶、张继，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
5月1日，孙文先生抵沪，9日发表第二次讨贼声明，称：
除恶务尽，对于袁氏，必无有所姑息。以袁氏之诈力绝人，犹不能不与帝制同尽，则天下当不复有袭用其故智之人。
这个声明，就一句话：袁世凯必须死！
孙文先生能够安然回国，标志着袁世凯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控制能力。也就是说，他的死期，真的到了。
当孙先生行将取得他的胜利之时，我们就必须要弄清楚，孙文与袁世凯，这二者的区别在哪里？
先看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在其《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对袁世凯的评价：
他天生是一位实践家，而非理论家。他没有构想出改良方案，也没有为这方案制定一系列原则，而只是实践了这一切，并证明它们的可行性。
费正清教授的意思是说：袁世凯，是个干事的人。
那么孙文呢？
刘禺生所著的《世载堂杂忆》，提到孙文先生自述的讲演妙法：
一、练姿式。身登演说台，其所具风度姿态，既须使全场有肃穆起敬之心，开口讲演，举动格式，又须使听者有安静祥和之气。最忌轻佻作态，处处出于自然，有时词旨严重，唤起听众注意，却不可故作惊人模样。予少时研究演说，对镜练习，至无缺点为止。
二、练语气，演说如作文然，以气为主，气贯则言之长短，声之高下皆宜。说至最重要处，掷地作金石声。至平衍时，恐听者有倦意，宜旁引故事，杂以谐语，提起全场之精神。谠言奇论，一归于正，始终贯串，不得支离，动荡排阖，急徐随事。予少时在美，聆名人演讲，于某人独到之处，简练而揣摩之，积久，自然成为予一人之演说。
正如我们所知，孙文先生是一位职业鼓动家，以说和写起家，一生花费大部分时间，用于筹集款项——就是劝大家把钱交给他的意思。
如此说起来，相比于大儒王恺运，及其弟子门人杨度，孙文先生才是位货真价实的纵横家。细审先生生平，与战国年间的苏秦、张仪果然是一般无二，都是周游于列国之间，以其精湛的辩才，游说诸侯。如果说二者一定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苏泰的活动范围狭窄，仅限于东方六国，概因当时交通工具不发达，苏秦出门游说，只有牛车可坐，速度拖累了他。而孙文先生则是以整个地球为战场，游说他所能遇到的任何一个人，劝说对方支持他。此外，就是孙文先生的纵横史被涂抹上了一层现代政治色彩，所以他的事业，比纵横家始祖苏秦更大。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确定，袁世凯是实干家，而孙文先生则是纵横家。那么实干家和纵横家的区别，又在何处呢？
实干家琢磨的是事，纵横家琢磨的是人。
事实上，袁世凯正是靠了琢磨事而起家，他在小站练兵，就必须琢磨古今中外所有可以借鉴的军事思想，不琢磨这些，就不可能有北洋军事集团的出现。而孙文先生则致力于琢磨人，认为唯有人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事情是人做的，做好做坏，效果如何，全都取决于人，如果把人琢磨透了，事情也就做明白了。
比较一下，孙文与袁世凯，谁更高明一些？
当然是孙文，当袁世凯在琢磨如何把事情做好时，孙文先生却在琢磨他。袁世凯认为事情做不好，那是因为自己研究得不够透彻，而孙文先生却认为是你这个人不对，就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做事法子。只要干掉你，就OK了。
台湾出版了本《国父年谱》，其中有一段，是1912年8月24日孙袁会面场景，这一段把琢磨事的袁世凯，和琢磨袁世凯的孙文先生，刻画得栩栩如生：
先生留京约一月，与袁会晤共十三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表面甚为畅洽。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
这一段刻画的特点，就是先验地将孙文先生凌驾于袁世凯脑袋上，赋予孙先生以居高临下审视袁氏的权力，而不是人格上平等的两个人。这种先验的描述角度，恰如其分地将二者的思维取向，做出了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