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论频赦之弊
对赦宥的利弊，管仲早有深论，他在《法法篇》中已指出：“赦出****不敬，惠行则过日益。”“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管子之言反映出法家对赦宥的态度。自汉代大赦“遂为常法”之后，评论赦宥利弊的人越来越多，虽然不乏有主张以赦来补救刑狱繁滥者，但反对数赦的人却不绝于世。东汉末王符在其《述赦》中讲：“赦者，非明世之所宜，岂可敷施非常之惠以肆奸宄之恶乎？”因此他指出：“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数赦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唐朝自居易在《议赦》中亦说：“居常而数赦，而惠奸之路启，而召乱之门开矣。”这些深论，是对赦弊认识不断升华的结果。
宋代统治者，把赦降视为荡涤瑕秽，广布德泽的“国之大恩”，所以一直赦令频降，甚至一岁数赦。由于宋代居常而数赦，其恩赦之弊更为突出。
（一）频赦非治国之善政
赦降有罪作为一项宽仁之政，“自古不废，然行之太频，则惠奸长恶”之弊不可胜言。对此，宋人多有论列。宋仁宗景占元年（1034）二月，侍御史庞籍讲：“赦者，政教之大患，不可常用。何以明之？且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复恶，故以为政教之大患者也。”因此他提出：“愿罢三岁一赦，使良民怀惠，凶人知禁。”嘉韦占六年（1061）司马光在《论赦及疏决状》中亦说：“今国家三岁一郊，未尝无赦，每岁盛夏，皆有疏决。猾吏贪纵，大为奸利，悍民横暴，侵侮善良。百千之中，败无一二，幸而发露，率皆亡匿，不过周岁，必遇赦降，则晏然自出，复为平人……使愿悫之民，愤悒惴恐；凶狡之群，志满气扬。岂为民父母劝善沮恶之意哉！”而且疏决系囚，亦“非谓不问是非，一切纵之也”。
因此司马光认为，“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国家之善政也”。知制诰刘敝也说，赦恩数降，是“民之多幸，则于国不幸”。王安石亦说：“若一岁三赦，是政不节。”从治国安民，稳定统治的角度看，频降赦恩，只能有利于犯罪者，而对受害者和平民则有害而无利，因此说频赦非治国之善政并不为过。宋代的赦降，“非独宥罪而已，又从而推恩焉”。
对此，宋代臣僚亦多有论奏。宋真宗初政，左正言孙何就指出，郊赦推恩，“无贤不肖，并许叙迁”的弊端。由于大赦“加恩百官”，使无功者得以超迁，破坏了官吏正常的升迁之法。范仲淹在明道二年（1033）的奏章中指出：“爵不尚德则仁者远，赏不以功则劳臣怨……近年赦宥既频，赏给复厚。聚于艰难，散于容易，国无远备，非社稷之福。”因此他提出：“愿陛下无数赦……一则不坏于法，二则不伤于财。”范镇在至和二年（1055）京辅三赦后亦上言指出：“今岁三赦，又在京诸军岁再赐缗钱，姑息之政，无甚于此。”对优赏军士之弊，清末沈家本讲：“五季之时，每逢恩赦，军士并有赏给。宋承其弊，遂为国用之一大宗，理财治军，均受其牵制之害。”由此看来，宋代统治者虽欲以赦“霈旷荡之泽以幸天下”，但因频赦使刑赏俱失，亏损治道之弊是显而易见的。
（二）频赦自坏其法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蔡襄说：“夫法者，天下大公之本也。”然而宋承唐之弊，凡“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咸赦除之”。“甚至十恶之罪，常赦所不原者，亦或赦焉”。对宋代不分清红皂白的滥赦，当时已有不少论奏。如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郊祀大赦之后，江南提点刑狱范应辰在上奏中讲：臣今看详所部州军“所申犯由，过误而被宥者虽多，切害而蒙释者亦众。盖以奸凶之辈，密料赦期，百计罔有不为，万途得以残酷……巡警之官，上逼下逐，或设谋而缉捕，或冒险以斗敌。科校耆伍，书罚令尉，方谐败获，合正典刑。逢此霈恩，亦除其罪，悉又配为卒伍，皆给衣粮。今力耕之夫，遍饥原野，而此辈季支以服，月赐以粟，又何异赏人为盗者耶。”司马光亦说：“今立法以禁之于前，而发赦以劝之于后，则凡国家之令，将使民何信而从乎！”所以明人邱浚也说：“非独刑法不足以致人惧，而赦令亦不足以致人感也。”宋代正是这种既为常制，又有定时的频行恩赦，使其法律和司法权能失去了作用和威严，将其法律破坏得干干净净。因此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御史满中行提出，“治世之刑所不宜赦也”。
（三）频赦未必尽行
宋代统治者欲“霈旷荡之泽以幸天下”，使有罪之人纳于自新之地。但由于赦恩太频，恩宥太滥，所布德泽难以实现。从宋代对赦恩的落实情况看，除“加恩百官”和“诸军赏给”之外，其他恩赦内容并未能尽如赦令。如“赦后不得言赦前事，定法也”。然而“中外臣僚多以私意偏见奏赦前事，乞不原赦，或更特行编配，重于不经赦之人”。对此朝廷虽然屡有诏禁，但言赦前事者仍然不能绝。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大理卿王尚之讲：官司按劾民间词诉，“多有连及赦前事者，复送有司根勘，如此则与不曾经大赦无异”。知洪州赵元镇亦说：“陛下已赦之罪，官吏犹得治之。”至有“本犯徒一年，遇赦当放，以情重故，特断徒二年、三年或增至配流”。
既赦其罪而又根治，甚至重于不经赦之人，是使恩惠阻于布宣，人情积于忿怒，而又失信于天下。对此明人邱溶亦讲：“无事而赦固非国家美事，有事而赦而又不能守，使失信于人，尤非国家善治也。”
另外，由于赦令出于中书，省官未必有深明刑法之人，遇有赦事，或沿袭旧文，或随意轻重，遂至赦文与法律抵牾，“去取之词虽繁，卓然可行者少，故州县亦视为常程，未免徒褂墙壁”，使赦令变为虚文。这也是宋代赦令不能尽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赦降蠲除逋欠，是宋代推恩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此项恩惠自宋初就没有能够很好地执行。宋真宗即位后，刑部员外郎马亮就上疏提出：“州县逋负至多，赦书为蠲除，而有司趣责如故，非所以布宣恩泽也。”咸平元年（998）四月，真宗亦对宰相讲：“诸路逋欠，先朝每有赦宥，皆令蠲放。而有司不认朝旨，尚令理纳，颇闻细民愁叹。”因此，不得不遣使乘传与诸路转运使、州军长吏按百姓逋欠文籍，悉除之。宋哲宗元占元年（1086），殿中侍御史吕陶又讲：“臣每见赦令放欠，多为有司百端抑遏，追究根穷。幸其稍戾于法，遂不除放，使圣朝仁泽不及困穷。”更何况“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为断，****已输纳，无及于惠矣”。所以王岩叟说，赦降之弊，“莫不幸小人则多，而惠良民则寡；抚亲近则厚，沾幽远则疏”。由此可以看出，宋代赦降中恩惠及于百姓的德泽远不及对官吏的推恩落实的好，细民所受恩惠并非像宋徽宗讲的，“朕奉承祖宗，今绪德泽之美……所以惠天下者甚厚”。而有时是徒有虚名，百姓并没有得到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