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以上所引，还是刘小枫对鲁迅比较客气的论述，而他大部分行文都充满了对鲁迅的蔑视、攻击和谩骂。刘小枫直接将“文化恶魔”与现实中的道德堕落者相提并论，他说鲁迅会赞成这样的话：“然而现在却必需有一代或两代腐化堕落的人；需要那种骇人听闻、卑鄙龌龊的腐化堕落，把人变成可恶的、胆怯的、残忍的、自私的败类——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将汉语中所有肮脏的字眼往鲁迅身上堆砌，似乎这样一来就达到了否定鲁迅的目的：“据说鲁迅的思想特色是‘杂’，在我看其实是‘阴冷’。这阴冷从大荒山、无稽崖创造性转化而来，成了西化式逍遥（现代虚无主义）的同路人。”“在鲁迅那里，只有理知，没有‘相信’。”而所谓“理知”则是“阴冷理知”。“在把自己的血涌出来饲别人，却由于自己的心灵的‘黑暗’，血成了阴毒。鲁迅的自知是真的，因自己饲人的血带有阴毒而对自己绝望。如何与自己的绝望搏斗？除了通过小说叙事描绘鬼魂的自我，就是对世态热讽和冷嘲。无论那种方式，都是鲁迅自称的无赖手段。”“传说鲁迅灵魂中的阴毒有其私人原因。鲁迅小时候活得像王子，家世变故，就被人看成叫花子，从此开始‘恨这个社会’”。所以，“鲁迅的灵魂在怨恨中早熟，怨恨的毒素已经把人灵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噬蚀净尽，空虚的灵魂除了鬼魂的自我刻画、冷嘲和热讽，还能向往别的什么高贵的精神？”“鲁迅为了肩起黑暗的闸门，灵魂越来越阴毒”，那么，“‘肩起黑暗的闸门’不是成为黑暗的闸门，又是什么呢？如果不挪开鲁迅精神这道‘黑暗的闸门’，中国精神有指望见到光明的未来？”
刘小枫的背后有西方的大神耶和华和耶稣基督为他撑腰，在谩骂鲁迅之后终于道破他谩骂的“天机”他是将“鲁迅精神”当成了遮蔽“中国精神”的一道“黑暗的闸门”，并且认为只有将“鲁迅精神”这道“黑暗的闸门”挪开，耶和华大神的光辉才可以光照赤县神州，耶稣基督背负的十字架才能牢固地安插在中国大地上。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14年以前为《孔子精神与基督精神》一书撰写《孔子与基督》一章时，对基督精神很有好感，尤其是对这种精神孕育出来的西方的文化成果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当然我同时指出，上帝的死亡又是这种精神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言下之意，还有点哀悼死去的上帝的意味。但是，刘小枫对鲁迅的诅咒和谩骂，让我感到这个上帝一点也不可爱，就像是一阵风，把我对耶和华和耶稣基督的好感给吹得无踪无影。而且当时我认为鲁迅虽然不信上帝，但是对耶稣基督的言行也给予极大的肯定，从《文化偏至论》到《野草》中的《复仇（其二）》，鲁迅从启蒙主义的立场将耶稣基督拯救世人却为世人钉死，引为救国救民却不为民众所理解反遭其迫害的知己。这种思路在《狂人日记》、《药》等小说中都是一以贯之的。中国人能够如此对待耶稣基督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可是耶稣基督的信徒（？）刘小枫却对鲁迅极尽诅咒谩骂之能事，将汉语中最下流肮脏的字眼一古脑地将鲁迅罩住，难道这就是上帝耶和华的神恩？
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第38节到第48节，在《路加福音》
的第6章第27节到第36节，也就是在俗称的“登山宝训”中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鲁迅早年想以尼采来振奋国民精神，又以托尔斯泰来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五四时期在以个性自由揭露国民性的时候，又以人道主义对国民“哀其不幸”；晚年将全部精力和心血抨击妨害中华民族发展的一切邪恶势力，实践了其“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壮志，称为“国魂”、“民族魂”是当得起的，而刘小枫做为一个中国人，对鲁迅不仅一点敬意没有，连一点同情的理解也没有，难道这就是刘小枫所谓的“善”？退一万步讲，纵使鲁迅真像刘小枫描绘的那样是一个恶人，而爱国主义也像刘小枫在论述屈原的时候所说的，是一种“使人堕落的恶”，但是你刘小枫所崇拜的神明明告诉你，不要与恶人作对，要爱你的仇敌；但是你却口出脏语，一点也不爱你的仇敌，你如此违背你的神的旨意，你难道就能得到拯救？你的神不是已经告诉你：入口的不会污秽人，出口的才会污秽人吗？莫非真是像蔑视基督教的尼采所说：“基督教的起源是来自于憎恨心理”，“是一种残忍本能”？
鲁迅做为“东方的文化恶魔”的现代意义以及对于中国文化的巨大价值，笔者在《走向21世纪的鲁迅》一书中已经予以充分、详尽的论述，在这里无须和刘小枫饶舌。鲁迅是清醒而深刻地看到缺乏恶的否定性的中国文化的发展缓慢乃至停滞，才想从西方输入恶魔的批判性力量，以便使中国文化在动态中加快发展。黑格尔不是早就说过，恶比善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吗？为了中国的快速发展以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求助于西方恶魔的文化力量，这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所以，刘小枫的伪善让我想起他在《诗化哲学》中推崇过的尼采对伪善的攻击：“善良的人从来不说真话。善良者教你们走向错误的海岸和港湾。你们生长在善良者的谎话中。由于善良者，所有事物都已变成虚伪的而且歪曲根本。”“在一切中最可怕的——所谓善良者这个概念，渐渐变成了意指一切柔弱、病态、祸害和自苦的东西，意指一切应该消灭的东西。”
需要指出的是，刘小枫对西方近代与现代的恶魔出笼的现实根源，根本就不屑一顾。事实上，文化恶魔的出笼是与个性的自由发展与市场的自由竞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鲁迅在五四时期是以个性自由的倡导者为己任的，难道这比将个性束缚在传统的伦理之善的牢笼中更该受刘小枫的诅咒？就当代的现实来看，互助合作的经济形式与市场化的自由竞争的经济形式都在中国上演了一番，结果是诉诸人性之善的互助合作的经济形式搞得全社会普遍贫穷；而中国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改革开放却给予了个人攫取财富的获取欲望和自由空间，但是，正是在这种市场化的自由竞争中，个人的潜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社会财富也滚滚而来。刘小枫是从那个推崇互助合作、一大二公、“狠批私字一闪念”的时代过来的人，难道连这点常识也不懂？
鲁迅做为“文化恶魔”培植具有强力意志的个性自由的“狂人”，是为了打破东方的“静止不动”与“和谐团圆”，从而使中国文化快速发展，使中国摆脱被瓜分的危难处境而具有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主体力量。这和伦理道德上的损人利己、腐化堕落完全不是一回事。
刘小枫将振奋中国国民精神向上的文化恶魔与道德上的损人利己的腐化堕落者等同起来，对鲁迅进行冷言冷语的恶毒诅咒和谩骂，用日本人的话语方式说，就是“良心的大大的坏啦坏啦”。刘小枫说鲁迅赞同“骇人听闻、卑鄙龌龊的腐化堕落，把人变成可恶的、胆怯的、残忍的、自私的败类”，就完全是招摇撞骗式的污蔑！即使在张扬恶性推崇恶魔派文学的语境下，鲁迅与张大个人意志而露出“毒牙”的尼采等西哲仍然不同，而且这种不同恰恰是鲁迅的善性使然，就是通过肯定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在人道主义的名义下可以向传统的善认同，从而对恶有一种抑制作用，《呐喊》中的《一件小事》，《热风》
中的《无题》等，就是托尔斯泰和人道主义的结果。尼采反对同情，他说弱者没有承受痛苦的能力，既容易同情他人而侵害他人的个人自由，也希望在痛苦之时得到他人的同情。但是，鲁迅就从来不反对同情，他对于笔下受苦受难的下层人民就一直是充满了同情，这表现在他的《祝福》、《故乡》等许多作品中。正是这种思想基础，加以中国人性本善的文化传统的潜在影响，使得鲁迅后期对恶的文学甚至产生了怀疑和否定：“所谓‘深刻’者，莫非真是‘世纪末’的一种时症吗？
倘使社会淳朴笃厚，当然不会有隐情，便也不至于有深刻。”因此，鲁迅虽然在性善平和的中国输入了一个恶魔，但他在为人为文的许多方面，都充满了传统的善性。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对柔石有这样的评价：“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这个评价用在鲁迅身上，我看也基本上合适。
刘小枫不是有神的天通眼吗，为什么对此视而不见呢？
刘小枫为了达到“挪开鲁迅精神这道‘黑暗的闸门’”的目的，就竭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对鲁迅有三个莫名其妙的判断：第一，鲁迅因批判国民性而成为国魂，而这国魂却正是鲁迅批判的国民性自身。换句话说，在鲁迅与阿Q之间并没有什么界限，鲁迅也就是阿Q。第二，鲁迅改变的只是吃人的口实，屈从的却是吃人的事实。这就是说，“救救孩子”纯属欺骗，鲁迅照样吃人。这不禁让人想到高长虹当年嘲讽鲁迅的话：“没有吃过人的老人或者还有？救救老人”第三，鲁迅试图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但是因为不信上帝，到头来鲁迅却变成了遮蔽中国人见到光明的黑暗的闸门。我喜欢与讲道理的论者商榷，但是面对刘小枫这种在大神耶和华的名义下的颠倒是非，真有点无话可说，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话不知道从何说起。鲁迅与阿Q在现代中国代表着文化对立的两极：一个是于狂歌浩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一个是于逆境中发现顺境，于屈辱中感到自满和喜欢；一个是“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由知？”一个则是“永远得意的”。从阿Q到鲁迅，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觉醒。对阿Q进行启蒙，是鲁迅终生致力的工作。但是刘小枫却不加分析地将鲁迅与阿Q混为一谈，将肩住黑暗的闸门的人与黑暗的闸门混为一谈，你让人怎么和他商榷？
像他诅咒鲁迅那样将他谩骂一顿，笔者又做不出来，因为笔者深信那不仅不是“哲学性”的，连“政治性”的也算不上。
鲁迅控诉传统的礼教和家族制度吃人，在《狂人日记》中是象征性与寓言性的，但是在杂文《灯下漫笔》中却是诉诸明确的概念的：“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
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就是鲁迅理解的礼教和家族制度的吃人。而冲破礼教的束缚，以个人本位主义取代家族本位主义，自由地发展人的个性；同时又以人道主义抑制个人的自由发展对他人自由的侵害，对广大民众进行个性自由的文化启蒙，并将之与民族的独立自由联系在一起，就是鲁迅等人建立的中西合璧的新文化的伦理道德。试问，这种新文化的伦理道德怎么会同礼教和家族制度一样吃人？鲁迅的人道主义以及将个人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献身精神，又怎么背上了恶名？
关于刘小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误读，我将在后面专门予以商榷。在这里，笔者仅仅结合鲁迅就善恶问题表达一下对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的异议。在刘小枫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生于一个富有基督教信仰的文化语境中，即使绝望也有上帝救助，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显得伟大和高贵；而鲁迅因为处于一个无神论的文化语境中，是故无能为力地陷入邪恶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当然，我并不认为鲁迅在艺术成就上超过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感到不对胃口的是仅仅靠相信不相信上帝来褒贬一个作家。刘小枫指责鲁迅的也不是艺术表现力，而是鲁迅的阴冷、阴毒和恶。但是我们要指出的是，或许鲁迅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对上帝感兴趣，鲁迅却未必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恶更阴毒，这从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述中也能看得出来。
鲁迅说：在他读过的西方作品中，有两位作家是他敬佩而爱不起来的，就是描写地狱之惨状的写《地狱》的但丁，还有表现人的罪恶、阴毒达到令人恐怖的深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了精神的酷刑，将他笔下的人物置于万难忍受、不堪设想的境地，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的路上去，又用精神的酷刑送他们到那反省、矫正、忏悔的路上，甚至是自杀的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而这陀思妥夫斯基，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着似的”。“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他的文本，“对于爱好温暖或微凉的人们，却还是没有什么慈悲的气息的。”即使是刘小枫所说的阴冷、阴毒的鲁迅，也感到冷气逼人，“常常想废书不观”。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比鲁迅更冷更毒，表现的罪恶也更令人恐怖。当然，“残酷的天才”并非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命名，而是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斯基在同名论文中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善于描写“狼吞噬羊时和羊被吞噬时的感觉”，是一个“以苦难为快乐的虐待狂”。而高尔基也曾经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恶毒的天才”。毋庸置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醉心于犯罪和谋杀使许多人都受不了他。著名作家普鲁斯特就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醉心于谋杀，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这使得他很难为我所接受”。也许刘小枫会辩解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竟相信上帝，尽管他很恶，但心是向善的。”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真的很毒恶，那么仅仅有向善的心就能使邪恶变成善良吗？这不是一种伪善是什么？《金瓶梅》每生动详细地描写一段不同方式的性交，都要骂几句吐几口唾沫，按照刘小枫的逻辑，《金瓶梅》是不是完全有资格充当作禁欲主义的教科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