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对基督教信仰与牺牲关系的认同，既有耶稣基督精神的直接影响，也有无政府主义的中介影响。无政府主义者为了美好的理想而献身殉道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巴金。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像巴金一样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无政府主义的信仰的人并不多。从17岁加入四川无政府主义组织“均社”起，巴金就抱着一种为无政府主义理想献身的态度。1928年他在《答诬我者书》中说：“无政府主义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假如我一生中有一点安慰，这就是我至爱的无政府主义。在我苦痛与绝望的生活中，在这残酷的世界里，鼓励着我的勇气，使我不断向前进的，也是我至爱的能够体现出无政府主义之美的无政府主义先驱者们。从8年前我做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时候，一直到我将来死的时候，没有一时一刻我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20世纪30年代，随着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衰落，巴金从无政府主义的实际运动转向单纯的文学创作，但仍然与无政府主义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无政府主义理论性文章写的少了，但仍编译了大量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和反映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丛书，如《地底下的俄罗斯》、《俄国社会运动史话》、《狱中记》、《自由血》、《我的自传》、《克鲁泡特金全集》等。50年代还再版了反映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反法西斯斗争事迹的作品集《西班牙的血》。直到20世纪90年代，他还在自己作品全集的序文中谈到“美好的无政府主义梦想”。
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对巴金的信仰有着重大的影响，巴金曾翻译过《克鲁泡特金全集》。而克鲁泡特金看重基督教的，也不是它的仪式，而是基督受难的殉道精神。他从伦理学的角度考察了基督教的发展，说基督教的力量源于为了社会的幸福而非个人的幸福。后期教会的伪善使基督教无法履行这种道德作用，而原始基督教反映了人类的道德天性：就像耶稣为了把人从邪恶势力中拯救出来而死在十字架上一样，人随时准备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
克鲁泡特金为了无政府主义理想抛弃了巨大的家产和公爵的称号，甘愿吃黑面包过逃亡生活。克鲁泡特金在沙皇统治时期几次入狱，苏维埃革命胜利后同样遭到镇压，但东正教的宽恕和自我牺牲使他从未在宣扬自己的信仰时对任何个人进行过诅咒。勃兰兑斯在《克鲁泡特金全集》的英译本序中说：“他从来不是一个复仇心切的人，但始终是一个殉道者。”巴金曾多次重译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因为“读克鲁泡特金自传的人也许不相信他的学说，但没有不被他的人格力量所感动的”。
俄国民粹主义者的行动也影响了巴金对殉道精神的推崇。巴金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翻译、编辑了大量俄国民粹主义者“用活人的血写成的”的斗争故事。他翻译过《赫尔岑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介绍这两位著名的民粹主义者的生平和文学创作。他曾想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因故没有实现，就请罗淑节译了部分章节，以《何为》为名在自己主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刊物上发表，还特意为之写了评论。民粹主义者的行动表现出对信仰的无限忠诚，和这种无限忠诚导致的激情和狂热，正是俄罗斯东正教教义给俄罗斯文化打下的明显印记。1886年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农民陷入万劫不复的惨境。民粹主义者“到民间去”运动因为过高估计了农民的思想觉悟而失败，狂热的为信仰殉道的精神在民粹主义者的恐怖活动中迅速升温。知识分子在民间不可挽回的失败，使他们意识到“要建设和平的理想之邦不得不依靠刀剑的力量”。俄国知识分子与沙俄政权单打独斗的暗杀开始了。1881年，泽里亚波夫因刺杀行动被俘。在审判中，当被问到是否有宗教信仰时，他这样说：“在东正教受过洗，但我否定东正教，尽管我承认耶稣基督的教义本质。这种教义本质在我们的道德宣传中占有至上地位。我相信这个教义的真理性和正义性。所有基督徒都应该为真理，为被压迫者而斗争，如果需要也应该为他们承受苦难。”
巴金从俄国革命者那里接受的为信仰而牺牲的精神通过克鲁泡特金对基督教的介绍在耶稣的故事中得到了升华。巴金在《死》中说：“真正视死如归的勇士是不多见的。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布鲁诺上火刑柱，像这样毫不踌躇的为信仰牺牲生命的，古今来能有几人！”而克鲁泡特金这样评价基督：“那个神性的教师对人们（对一切人，不论其民族与社会地位的差别，尤其是对底层人民）的爱导致最高的英雄的牺牲——即为了把人类从邪恶势力中拯救出来而死在十字架上。”克鲁泡特金在它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即《人生哲学》中，把道德归结为三个要素：互助，正义，自我牺牲。巴金对此非常推崇，认为克鲁泡特金本人就是这种道德的实践者。巴金在《〈我的自传〉·译本代序》中借用王尔德的话，说克氏是“俄罗斯出来的有着纯白的基督教的精神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基督教会而是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描述和推崇的耶稣，尤其是为信仰而牺牲的献身殉道精神，成为巴金前期生命的精神支柱之一。在《“重进罗马”的精神》中，巴金把耶稣当成了为信仰殉道者的典范。《新生》中的李冷把死描述为“戴上这荆棘的冠昂然地走上牺牲的十字架”，就与《圣经》中对耶稣受难的描述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篇小说以《约翰福音》中的话结尾：“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暗示李冷身后有更多如他那样为信仰而奋斗的青年。《电》最初发表时分为上下两篇。下篇开始时巴金引用了《约翰福音》中的四段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段是：“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死了，也必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在进行西方文学的阅读和译介时，巴金喜欢那些表现出信仰高于一切的作品，偏爱那些为信仰而牺牲的英雄。巴金从少年时代就具备了良好的外文功底，他曾翻译过英、法、德、俄、日、世界语六种语言的作品。虽然西方文学的大门很早就向巴金敞开了，但是巴金对西方文学的选择一般从属于为信仰献身殉道的道义原则。他曾经说：“我自己早已在心灵中筑就了一个祭坛，供奉着一切为人民的缘故在断头台上牺牲了的殉道者。”当巴金带着无政府主义信仰和对革命者人格力量的崇敬阅读《圣经》时，呈现在巴金面前的耶稣就是一个具有坚毅品格和博爱胸怀的殉道者。他为了人类利益从天国降到充满着苦难与邪恶的凡间在无边的旷野上奔走传道，最后为了人类尤其是苦难的底层人民勇敢地牺牲在十字架上。在巴金看来，这与革命者特别是民粹主义者为了拯救下层人民，抛弃一切特权阶层的荣耀，在民间组织革命运动，暗杀统治者没有什么两样。“社会的进步是一部殉道的记录。人类进化的每个时代中都浸透着殉道者的热血。人类崇拜超时代的先驱者，然而人类又害怕这些先驱者——死了的耶稣受人崇拜，而活着的耶稣总是受人虐待。”所以巴金称赞俄国革命者的牺牲与耶稣之被钉十字架，实有同样的意义。
巴金所认同的信仰和牺牲与儒家提倡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是有所不同的。孔子虽有“杀身以成仁”、“朝闻道，夕死可矣”等豪言壮语，但又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因为他首先关心的是生命的安乐，豪言壮语必须能够灵活变通以“明哲保身”。基督教却提倡宁可折磨、毁损肉体，也要保持灵魂的纯洁和精神的超升。而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信仰是从基督精神流溢出来的，其坚执的信仰精神与儒家的灵活变通是不同的。巴金似乎对为信仰而牺牲的人抱有特别的崇拜。他这样评价俄国的虚无党人：“他们富于自己牺牲的精神；他们完全轻视自己身体的快乐；他们不重视自己的生命，为了理想，为了救济他人的困苦，他们抛弃了一切”巴金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却赞美李大钊的殉道精神：“在法庭上那样慷慨申辩，临死又如此勇敢。在主义上他虽是我的敌人，在行为上我对于他却是极为钦佩。我确实恭敬他像一个近代的伟大殉道者。”在这里，巴金对信仰与牺牲的评价已经超越了“主义”的界限和是非的标准。只要是为了信仰坦然牺牲自我的人，在巴金那里就必然会受到称赞。与此相似，他未必同意他笔下人物的观点，但他却为他们的殉道精神而感动。巴金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所反对的是制度，而不在个人，制度不消灭，杀了个人也无用的”。这些观点与他对俄国革命者暗杀行为的赞美似乎不协调，他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往往与罪恶同归于尽。他说：“我自己是反对他（指杜大心）走这条路的，但我无法阻止他，我只有为他的死而哭。”在《电》中巴金明确指出罪恶之源是“整个制度”而“不是个人”，然而，敏还是走上了恐怖主义者的暗杀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