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文学与哲学发生关系基本上是在跨学科范围之内的文学与哲学、思想史之间的研究，但是，要系统考察比较文学与哲学的关系，那么，从哲学乃至比较哲学的角度，对比较文学这门新兴学科进行全面反省，也是非常必要的：在比较文学的诞生过程中，它和哲学是一种什么关系？在后来比较文学的发展中，这种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同时代的哲学风气是怎样影响比较文学的？在比较文学的学科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学、比较诗学、比较文化与哲学又是一种什么关系？
（第一节）比较文学的诞生及其发展与哲学的关系
有人把比较文学研究和学科形成的历史上推到希腊、罗马，而比较文学传入中国之后也有人说孔子是最早的比较文学家，因为他比较过不同的国风。但是我们认为，这并不符合比较文学形成与发展的实际情况。古希腊文化由于赫然独立发皇于西，自负的希腊人就以为只有自己是文明的中心，而其他种族都是野蛮的，因而在这里并没有产生比较文学的土壤。虽然一些罗马学者已经注意到罗马文学与希腊文学的师承关系乃至创作风格的差异，但是，整个西方文化就是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转换的统一，从希腊转换到罗马，从大英帝国转换到现在的美国，这种同一文化内部的文学纵向的继承关系很难说成是比较文学。而在中世纪，西方各国虽然有文学上的交往，但是共同的宗教背景和拉丁文形式，使得比较文学的产生也成为不可能。
比较文学的悖论就在于，虽然差异巨大的母文化之间的文学比较很困难，而且容易流入随意比附的泥潭，以致有的比较文学家甚至对跨母文化的比较文学持观望态度，但是，语言文化完全一致的国家之间的文学关系也难以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
比较文学在现代传入中国之后，有的学人也将中国的比较文学上推到先秦时代的孔子，说他对不同国风的比较就是中国最早的比较文学。但是，纯粹以国别来界定比较文学是有问题的，应该以语言和文化的界限做为重要的参照。而中国古代语言与文化一致的大一统的帝国，经常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难道合的时候——譬如西周、秦汉、隋唐、明清，因为是同一国家就不是比较文学，而分的时候——譬如东周列国、三国、五代十国，因为是国与国之间文学的比较就是比较文学？孔子所论的不同国风，都是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的结果，就很难说成是比较文学。而且古代中国由于文化的发达主要是靠自己，也同希腊人一样有一种傲视蛮夷的文化心理而妨害比较文学的产生。连孔子在《论语》中都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君”。
当然，《文心雕龙》等论著对于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原文学与以《楚辞》为代表的荆楚文学之文化差异及其文学融合的研究，确实是比较文学的萌芽，这种萌芽也出现在一些论著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对于印度文化接受的渊源研究中。但是总的来说，在中国古代尚不具备产生比较文学的文化土壤。就以中国古代惟一与周边文明民族的印度的文化交往来说，在信佛的人看来，印度是西方的极乐世界，是和现世的中国没有可比性的理想乐土；而在不信佛的人看来，印度仍然是没有得到教化的蛮夷之邦，也不能和礼仪教化的中国相提并论。
比较文学是在近现代的西方产生的。但丁（Dante）的《论俗语》
以及其他欧洲民族摆脱拉丁文而采用民族语言翻译《圣经》，乃至写作文学文本，给比较文学培植了产生的文化土壤。而法国大革命、自然科学领域中兴起的比较学科以及浪漫主义的文化潮流，则是比较文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在拿破仑入侵欧洲各国的时候，几乎入侵到那个国家，就激起了那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热情，而同时又将先进的文化带入了那个国家。而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比较学科很兴盛，甚至比较文学这一名称在19世纪初的提出，都是模仿“比较解剖学”而来的。而浪漫主义的文化潮流与古典主义强调普遍性不同，而是强调独特性和个性。
这样，一方面是对民族个性的强调，另一方面却是各个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一方面是对于民族历史的看重使得文学史家要撰写本民族的文学史，另一方面他们发现他们的民族文学史却是欧洲整个文学发展的相互贯通的网状结构之中的一个环节和部分。因此，比较文学的产生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而在这种文化语境下产生的比较文学，注重的就是各国、各民族和各语言之间文学的影响，研究本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或本国文学的外来渊源以及以放送者、媒介与接受者构成的影响路线。因而最早产生的比较文学也就理所当然地属于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只不过是与民族文学史不同的国际文学之间的关系史而已。而19世纪机械论的世界观和实证主义哲学，则使刚刚诞生的比较文学侧重于事实联系的探讨。
一个学术传统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甚至是惰性。比较文学最早兴起于法国，做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形成于法国。将比较文学限定于文学史领域，注重实证的事实联系，不但是在比较文学的形成期是如此，而且唯事实主义的实证哲学精神也渗透在比较文学后来的发展中，譬如法国学者卡雷（JeanMarieCarre）就认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探讨的是不同国家的精神联系以及作家灵感之间与作品渊源之间的事实联系。基亚（MariusFrancoisGuyard）甚至认为比较文学是起错了名字的一门学科，正确的名字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卡雷是法国比较文学学科形成期的学者巴登斯贝耶（F.Baldensperger）的学生，基亚又是卡雷的学生；所以尽管20世纪文学观念与哲学观念与19世纪相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且基亚上面的发言又是在美国学派冲击法国人的比较文学路线之后，但是这种学术上的师承关系可以说是一脉相传的。
20世纪是人类的世界观变化最大的一个世纪，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战争的肆虐，上帝观念的崩溃给文学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牛顿力学的局限的粉碎，也刷新了人们的世界观。
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工具理性的过盛，也使得20世纪的存在主义与生命哲学对机械的世界观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这种文化语境下，20世纪的文学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上帝的死亡，19世纪风行一时的决定论文学观已经风光不再。因为按照基督教的观念，一切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上帝是最终的言说者、决定者和仲裁者。在19世纪，即使是无神论的文学观，也往往不能摆脱决定论，尽管可以把最终的决定因素说成是地理、环境、人种（泰纳）或者是遗传（左拉）等等，而其思维习惯则是延续了基督教决定论的传统。
20世纪的文学理论已经扬弃了决定论，即使有一点决定论的企图或者苗头，就会立刻遭到唾弃。譬如从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出发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刚刚发现语言借人思维而不为人所知，即是寻找到了言语下面的语言、现象背后的恒定结构，就遭到了解构主义的否定和颠覆。19世纪的文学理论出于对科学的崇敬和对实证主义哲学的信仰，想从文学的事实材料中找寻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尤其是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文学理论，将文学当成了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和摹写。而20世纪的文学理论则认为文学应该研究的是文学的文学性，也就是文学之不同于哲学思想、政治军事、历史学、心理学、传记学等等的独特性，于是文学的陌生化（形式主义）与虚构（新批评）等特性就被凸现出来。在20世纪的哲学中，不仅仅是文学的虚构性得以强调，甚至历史学做为个体的人在特定文化语境中对于过去情境的呈现，其科学真实性也大打折扣。
19世纪的文学理论将研究的视野放在作家身上的太多，甚至将文学文本的研究与对作家的研究进行对应，所以传记学的研究比较兴盛；但是在20世纪，由于基督教的衰落，言说者受到了忽视——新批评认为作家的“意图迷雾”使得研究者不应该过多地执著于对作家的研究，而应该将重心放到对作品本文的细读上；接受美学认为文本一旦创造出来，就与作家脱离了关系，怎样解读文本是读者的事情，于是就将研究的重心放到了读者那里。
在哲学观念和文学理论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之后，比较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却仍然在事实联系的埃菲尔铁塔中徘徊。直到1958年在美国的教堂山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的韦勒克宣读了他著名的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针对既有的以法国人为主导的比较文学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在韦勒克看来，比较文学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而危机的造成却正是比较文学界陈腐的文学观念造成的。当20世纪整个的文学理论都转向了对文本的研究的时候，比较文学的主潮却仍然在忽视对作品本文的美学研究，只重视对作品本文的外缘的事实联系的研究，将文学研究当成了外贸，将比较文学当成了国际贸易，而其哲学基础，则是19世纪已经陈腐了的唯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在韦勒克对法国人的比较文学路线冲击之后，响应并追随韦勒克的被称为美国学派，而传统的以法国为主导的比较文学路线则被称为法国学派。
韦勒克是英美新批评阵营中的批评家，而新批评是从对文本的细读起家的。新批评虽然没有像形式主义批评那样陷入纯粹科学主义的分析，对审美经验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还有所关注；但是与形式主义批评一样，新批评也致力于对文本进行文学性的研究，将作品本文看成是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的本体，并且致力于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分，而不再注重对作家的研究以及对作品的历史的与实证的研究。所以韦勒克后来在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中，将文学的本质说成是虚构（与新批评的另一批评家瑞恰斯I.A.Richards将艺术说成是一种“伪陈述”极为相似），并且将历史的、社会的、传记的等等研究称之为文学的外部研究，将文体、格律、意象等等的研究称为文学的内部研究。在韦勒克身后出现的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如雷马克（H.H.Remark）、奥尔德里奇（A.O.Aldriage）、韦斯坦因（U.Weisstein）等学者，都抛开了法国人强调的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转而强调没有事实联系的国与国之间的文学比较（被称之为平行研究），甚至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艺术、哲学、社会学、历史、宗教、心理学乃至自然科学之间的比较（被称之为跨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或科际研究）。
另一方面，对文学性与美学研究的强调也发挥了作用，比较诗学在比较文学中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不难看到，美国的比较学者比起他们的法国同行来，已经在实行着比较文学从文学史的边缘学科向文学理论的边缘学科的转变；然而，除了跨学科研究在比较文学界还有所争议之外，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在比较文学学科的本科范围之内强调美学和诗学的研究。但是，他们的后继者在20世纪理论大潮的冲击之下，实行了更为彻底的转向，甚至将文学理论的研讨直接说成是比较文学。中国学者熟知的荷兰学者佛克马（D.Fokkema），就是这股理论大潮的领军人物。
在这种情况下，就连韦勒克、雷马克等反对法国人将比较文学局限在文学史领域的美国学派的开路人，也按捺不住地加以激烈反对了。
他们反对形形色色的批评理论对比较文学的取代，将这种趋势说成是比较文学的大敌，甚至比固守“国别文学”更糟，并且所谓的新理论也没有什么新货色，对于拓展比较文学的学术前途更是没有用处。
尤其是韦勒克，对于解构主义的虚无主义态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但是，新理论也并非像他们抨击的那样一无是处，即使是对于最为传统的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也对之进行了刷新。
事实上，无论是法国的比较学者，还是美国的比较学者，都是在文学研究的本科范围之内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只不过由于哲学背景的不同，法国的比较学者更偏重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美国的比较学者更偏重对文学本文的美学研究以及比较诗学。但是，在很大意义上，比较文学界的理论大潮是越出了文学本科范围的哲学研究。结构主义是语言哲学在一切其他学科中的运用，譬如法国结构主义的学术成果首先并非表现在文学领域，而是表现在人类学等领域。而解构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反哲学的哲学，当德里达（JacquesDerrida）抨击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时候，主要并非针对西方的文学传统，而是针对西方的哲学传统。
当西方的比较文学百家争鸣的时候，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也开始介入比较文学的学术潮流。虽然在沙俄时代俄罗斯已经出现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甚至在十月革命之后，也出现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富有特色的“历史类型学”；但是在前苏联极左的年代，比较文学却遭到了封杀。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随着政治上的逐渐“解冻”，前苏联以及东欧的比较文学研究开始复兴。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背景，前苏联比较文学一开始就呈现出与西方比较文学不同的特点，他们看重社会背景尤其是经济基础对比较文学的制约，强调历史的观念，讲求类似与差别的辨证统一、一般与特殊的辨证统一。也就是说，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似的文学现象并不一定是文学影响的结果，而可能是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而导致的，从而对西方的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进行了修正。我们知道，强调历史的观念是黑格尔哲学的特点，黑格尔曾说哲学就是哲学史，而辩证法更是黑格尔哲学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的观念和辩证法，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吸取。而社会经济基础对文学的制约，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志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