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从美国飞抵北京的班机降落在机场。机上走下一位年轻人，自称此行要干一番事业。他一会儿说要投资开发北大荒，一会儿说要投资一亿美元在北京建造高级宾馆，口若悬河，唬得人们目瞪口呆。一时谣言四起，有人说他是陈立夫的后代，有人说他是亿万富翁，有人说他是著名的投资商……众说纷纭，仿佛他是海外飘来的一位神人。
其实，此人姓陈，32岁，出生于台湾，大学毕业后到美国一家公司工作。1980年第一次来华，与福建某地洽谈合资生产尼龙拉链，1981和1982年又两度来到该地。1983年到杭州等地洽谈生意，但都没有成功。然而，他每到大陆一次都多少有些收获，这全仗着一块很吃香的招牌——台湾同胞。因此，每到一处就找台联会、侨联、统战部等单位办理有关事宜。此外，他还在宾馆、火车上广交名色人物，寻找“商务代理人”。
1984年6月26日，陈某以旅游为名飞到北京，自称是美国龙观公司驻亚洲代表。通过前四次来大陆结识的人，在北京、杭州、哈尔滨洽谈进口业务，投资合营企业，谈开发北大荒问题。他还通过一位浙江省民主党派女干部，结识了不少在京的民主人士和经贸方面的领导干部，商谈开办“台湾产品展销中心”，通过这些活动，为日后行骗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位“亿万富翁”此次来华，在内地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很快被请进温州，住入高级宾馆。
两天后，他与市经济协作办公室负责人王某签订了企业合同。陈投资500万美元，首先以进口台湾钢材500吨作抵充。接着，又回北京找在××部机关服务总公司的老王要求供煤供铜，老王一口答应，交换条件是搞些彩色电视和进口汽车。10月10日，温州王某又来要钢要煤。这时，陈已拿出北京办事处招牌，用金钱、彩色电视等“请到了”女大学生林姓姐妹当私人秘书和助理，并用偷来的“××部机关服务总公司”的大印，炮制了一批假合同。对于供铜供煤这件事，他一口答应下来，条件是预支货款的12%，还要5万美元、5台彩色电视、6个金戒指、5条金项链……王某都一一答应了。11月5日，王某通知会计汇15万元给福鼎贸易公司，然后提出现金，托福鼎供销社主任曾某、建材厂厂长程某，到福州黑市调换5万美元。11月8日，温州又租专车送24万元人民币奔赴北京。
巨款骗到手后，这位美国来的“大人物”又托人带7万元给王某，作为“利润分成”。陈某的“买卖”越做越大，要求供钢供煤的也越来越多，想结识这位亿万富翁和谋求出国的女人一个又一个：除两位女秘书之外，又有浙南某县半老“交际花”薛某，还有一位能精通日语的漂亮服务小姐……
在短短半年时间内，陈某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与人大谈生意、大搞活动，骗取200万元现金，无数美女，大量黄金、美钞和工艺珍品。对于如此传奇之人物，有关部门也日益关注起来，并郑重地对有关商业部门进行提醒。但令人悲哀的是，几乎所有人都被他身边的一大串令人垂涎的高层社会关系所惑，为合同上鲜红的大印所迷，更为陈某本人口吐莲花的出色口才所骗，对相关部门所做的提醒根本没在意。
但不久后东窗事发，陈某被判有期徒刑20年，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故事中的陈某曾因说谎行骗风光一时，但这种不仁不义的行为最终还是为他掘开了坟墓。愿陈某的案例能给大家敲响警钟，时刻约束自己的行为，永远堂堂正正地走在人生正轨上。
然而，现实生活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不管有多少个陈某为人们敲响了警钟，一些人依旧我行我素，一意孤行。他们认为说谎、欺骗是一种有利的勾当，认为欺骗是一种很值得使用的赚钱手段。因此，许多声誉很好的商家，也往往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和坏处，而通过各种方式（如做虚假广告）美化自身。
翻阅美国商业史，我们可以看出，50年前诞生的那些大商店，如今已所剩无几。当时，它们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而起，但在短短几十年后，却没有几家存留，其原因就是它们经常登载一些带有欺骗性的广告，诱使消费者上当受骗。而当这些卑劣行径被消费者发现后，它们的脚跟就站不稳了，苟延残喘一些时日，最终都在抗议声中一一倒掉。
现代新闻界中也有一种很不幸的现象，就是个别刊物刊载的内容常常脱离事实、渲染事实或颠倒事实，看完它们的报道之后，读者如坠雾里，不知其言是真是假，不但花了冤枉钱，而且失去了阅读的意义。其实，一家刊物的名誉如同一个人的名誉，如果它经常刊登一些虚假信息，总有一天会被冠以“骗子”、“不守道德”、“玩世不恭”等恶名。只有那些实事求是、实话实说的刊物，才是对得起广大读者，同时也才能被广大读者所接受与认可的好刊物，人们永远愿意作它的忠实记者。而它在社会中所占的地位，永远在那些“虽有很大销路，却不遵守职业道德的刊物”之上。
那些自以为精明的撒谎们永远不明白，在他们多得一分利益的同时，他们的人格也减少了一分。一个人内在的最高贵的东西已经腐化了，他外在所拥有的东西即使再富足，对于树立完美的人格形象也是毫无意义的。
再高明的骗术，总有露馅儿的时候
欺骗顾客是经商中的大忌，赚黑钱是每一位经商者最大的不应该。然而，我国经济体制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约束和规范经济行为的法律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再加上各种腐败现象的存在，许多经营者的思想已被严重腐化，因此在经营活动中，投机倒把行为时有发生。但是，不管他们的手腕如何高明，也难免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终究逃不过法眼的窥测与法律的制裁。
曾经有段时期，一提起“傻子瓜子”来，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不知从何时起，“傻子”的身影悄悄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个名噪一时的食品公司悄无声息了呢？这还要从头说起。
“傻子瓜子”产于安徽芜湖，公司成立之初当地已有“迎春瓜子”、“胡人瓜子”等著名品牌，由于起步较早，名气与实力都远在“傻子”之上。但不久后，“傻子”就通过一系列活动超过了这两个知名品牌。
1982年，自称9岁就开始学“经济学”的“傻子”老板年广久，突然宣布他的“傻子瓜子”大幅降价，幅度为26%。这一举动对当时数十年不变的瓜子价格体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人们都将目光瞄准了“傻子”年广久。
“傻子瓜子” 采取降价战术一炮走红，不仅压下了“迎春瓜子”、“胡大瓜子”的风头，而且成了妇孺皆知的“电视食品”、“营养食品”，甚至被捧为“中国的汉堡”。
1984年，生产“傻子瓜子”的炒货店与国营经济联营，组建了“傻子瓜子公司”。这样，“傻子”的创业历程上了一个新台阶，发展形势可谓前途无量。
事实上，“傻子瓜子公司”从此若能在质量与管理上加大力度，进一步谋求发展，前途一定是光明的。而令人惋惜的是，“傻子”年广久大概由于受到胜利喜悦的冲击，脑子突然变得“聪明”起来，竟改变了以往“傻傻做人，踏实走路”的创业原则，走起了“捷径”。这一“捷径”最终将企业导向错误的航程，直到最后的没落。
1985年，“傻子公司”搞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傻子瓜子”有奖销售活动，每买l斤瓜子赠一张奖券，凭奖券兑现奖品。在当时，这可算得上是促销产品的高招。此次活动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第二天公司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便开始忙碌起来。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如雪片般纷纷飘来，公司门前大车小车蜂拥而至，“傻子瓜子”在有奖销售的第一天就售出了13100公斤，此后时间里最好成绩高达225500公斤，创造了瓜子销售史上的纪录。
然而，在“傻子”成功背后却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在促销活动中，“傻子”为凑足销售数量，从其他公司大量购进熟瓜子，然后统一贴上“傻子”的商品标签，而在这些外购的瓜子中，有很多是陈货劣货，是假冒伪劣产品。
大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很快就发现了“傻子”在耍“小聪明”，强烈愤慨的同时，纷纷要求退货。这下“傻子”可算“傻眼”了。而更糟糕的是，当有奖销售活动刚刚“满月”时，政府突然发布公告，禁止所有工商企业搞有奖销售活动。对于“傻子”来说，这可是致命的一击。由于售出的奖券无法一一兑现，各地纷纷退货，最终导致瓜子大量积压，银行贷款无法偿还，又加上打了几场官司，一连串的倒霉事儿让“傻子”一下子亏损150多万，信誉与形象随之降到了极点。
实际上，“傻子”并非第一次玩弄这种手段。当它还是一家小规模的炒货店时，年广久就以批发价购进国营的“迎春瓜子”近10万斤，然后贴上“傻子”的商标，运到上海加价销售，从中牟取暴利。只是由于“迎春瓜子”的质量还可以，这一欺骗行径才没有被识破。
此次促销活动使“傻子瓜子”销量猛增，年广久又故伎重施，购进许多劣质瓜子，以假乱真，不料结果未遂其愿。加上政府下令，及时阻止了“傻子”的欺骗行为，年广久不得不吞下自己种下的苦果。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傻子”如果能够悬崖勒马，尚有挽救的余地，可它偏偏没有那么做，而是继续“装傻”欺骗消费者。
仓库里积压的瓜子大部分是陈腐变质的，按有关规定不准上市。而狡猾的年广久竟打起“为国家减少一些损失”的招牌，对这些劣质陈货采取先加工后销售的办法处理，还有很大一部分干脆原封不动地把这些变质瓜子拿出去销售。据统计，在此后的两年中，“傻子公司”共售出劣质瓜子10万公斤，以每斤3元、2元3角、1元9角等价卖到了农村，去蒙骗那些消息闭塞的农民。
有句老话说得好，“骗人只能骗一时，却骗不了一世；只能骗得了一个人，却骗不了所有人”。年广久的骗人手段不论如何高明，最终还是要被识破的。而当他的阴谋诡计被识破时，他以及他所领导的团体也便走到了尽头。
年广久的例子告诉我们，做生意一定要以诚为本，切勿耍小聪明。作为经营者，一定把目光放得长远些，不要急功近利，搞投机倒把活动，损害人民利益。只有那些诚实经营、把消费者利益放在首位、“竭诚为消费者服务”的商家，才能在商战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