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这个称呼太沉重。
1986年，冬天。
妇产医院的所有医生都在用一种惊愕的目光注视着母亲：没有一个人见到过母亲这样的孕妇——
水肿，本不丰满的母亲像只玻璃熊一样坐在病房里，脆弱得如同一只只需轻轻一捅就会炸掉的气球。而她肚子里的那个我也已经九个月大，随时有做凶手的危险。
母亲也是一位医生，不用别人多说，她对于自己的情况心知肚明。
医生们仅仅是要求母亲住院观察，但在第二天早上，意外还是发生了：我没有动静了。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也许意味着母亲九个月的辛苦将会功亏一箦。
所有人都慌了。
当手术的所有准备都已做好，只等待家属签字的时候，才发现更慌的事情还在后面。
搞工程的父亲出了现场，根本联系不到人。
这时候的母亲向医生提出了一个近乎荒谬的请求，她指着家属签字的一栏要求自己签名，并且写下了一张愿意承担任何后果的保证书。
医生本不情愿，而我的生命迹象却在一点一点地消失。
母亲就是这样被百般无奈的医生推进了手术室，然而高潮还在继续。
母亲不能使用麻药，那个东西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无异于一瓶乐果。
母亲异常清醒地被医生剖腹，然后从里面拎出那个安静得有些不像话的我。
母亲曾经无数次地想象那个只属于她的粉嘟嘟的胖宝贝，但是摆在她面前的只是一个紫黑色的不会哭的高危婴儿。
直到多年后，我在虹影的大作《孔雀的叫喊》中读到她对于小说中那个母亲身上剖腹产疤痕的描写时，才真正感受到了母亲肚子上那条同样的疤痕的意义。
宫内窒息。
多么简单的四个字！但它险些要了我和母亲的生命！即使我们都顽强地活了下来，母亲一生的美丽也便从此断送。
我突然觉得我的出生就像一部戏剧，情节跌宕得有些不近现实。但这却仅仅是一个生命，不，是两个生命共同生命的序幕。
塞涅卡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情愿的人，被命运拖着走。他忽略了第三种情况：和命运结伴而行。
母亲父亲带着逃离暖箱和氧气重见天日的我以及一包与我等大的药回了家，刚刚拐进胡同，母亲就将药包扔掉了。
她坚信，她养得好我。
首先，我没有大哭过一场。
母亲从不让我哭，只要我有一点点不满的情绪，我的任何无理要求就会被无条件地满足。
所有人都说这是一场溺爱，而母亲依然我行我素。
出生一个月后，我突然由紫黑色的小病猫脱胎换骨为一个粉嫩莹润的大宝贝，还有一双令母亲相当满意的长着三层眼皮的大眼睛，胎毛浓密而干净、高鼻梁、长手指……一切的一切都符合母亲心目中那个漂亮掌中珠的标准。
母亲的期望随着我的成长而渐渐升值。
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人们，工资水平都在七八十元。我至今不知道母亲是如何从这几十元中省出一架钢琴的。
我是全院第一个拥有变形金刚和遥控汽车的孩子；是第一个用自己家的录像机看《猫和老鼠》的孩子；是第一个知道前门那家肯德基味道的孩子；是第一个将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课本当做小说看的孩子；是第一个在长城上撒欢的孩子；是第一个熟悉“北京人艺”的孩子……
那是1989年的夏天，我三岁半。
长大后，曾经有人奇怪，为什么九岁的我读《红楼梦》没有被父母责骂。
我只想说，我的睡前故事是《悲惨世界》，是《基督山伯爵》，是《欧也妮·葛朗台》。
母亲的嗜书让我的童年充满了墨香。
那日与母亲玩笑，母亲说应该早一天把我嫁出去，好让我把书都带走，节省出的空间就可以放我满天飞的毛绒玩具。
我说，那还不都是你买的。
母亲说，我倒是不想买，可你那小狗脸耷拉得那么老长，我可惹不起。
我知道，母亲并非惹不起”，她只是习惯于将我满足，只有那样，她才会满足。
出生的历险也许注定我的一生将不会太平。
两岁半，被雪糕棍戳塌了鼻梁，险些失去左眼。
四岁，从幼儿园的床上掉下来，剐豁了上嘴唇，直至今天经常被别人误认为先天兔唇。
五岁，慢性胃炎上身。
六岁，家族遗传的高度近视将我俘获。
七岁，检查出心脏间歇，从此与游乐场绝缘。
八岁，苍耳切除手术。在此之前，这个东西每月都会发炎，让我高烧不退。
——还好母亲是一个医生。
小时候曾经不理解，为什么母亲要求父亲每天一定要接送我上下学，甚至到高三毕业；为什么每逢春游秋游这些大型集体活动母亲都会忧心忡忡，甚至将我禁足。
母亲是如此娇贵地把我捧在掌心，她牢记着剖腹产手术那天主刀医生对她说的话：“即使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你的一生也不会再有第二个孩子。你一定是个善良的人，否则老天爷连这个孩子也不会给你。”
母亲子宫严重畸形，能有我已经是个奇迹。
我优秀地从幼儿园走到初中，那时的母亲最喜欢开家长会，因为她总是被别人的家长所羡慕，羡慕她那个出色而孤傲的女儿。
中考，成为了我的一笔债。
发挥失常，出乎意料地发挥失常，平时成绩完全可以轻松进入北京四中的我，此时只能勉强上一所三流中学。
母亲很镇定，她的朋友帮助我用了三万元被一所区级重点所录取。她以为她的女儿会像从前一样出色而孤傲地走下去，然而她错了。
我不知不觉中黯淡得如夜幕中的灯影：有光，但没有打在我的身上。
第一次月考，全年级198人，我排名倒数第三。
母亲哭了。
不是因为这糟糕得足以让人怀疑拿错卷子的成绩，是因为她精灵一般的女儿再没有一丝笑容。
她从来没有见过我这个样子，包括她在巴基斯坦工作的那几年。
那时的她也会哭，只不过是看着父亲给她寄去的生活录像中那个举着钢琴六级证书对她臭显“这个证我有你没有，嘿嘿嘿，嘿嘿嘿……”的我时欣慰的泪；还有在百鸟园中被鸵鸟追，差点掉进河时担忧以及责怪父亲的泪。
我知道，此时的她，泪中一定有绝望。
我没有从此便“发愤努力，光宗耀祖”，那是小说的情节。
那时的我，认为世界根本不属于我，但我仍然在堕落中缓慢上升。
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母亲，为了那片永远化不开的愁云惨雾。
我告诉自己，我的生命是母亲用自己生命所做的一场赌注。然后，死神输了。
母亲衰老的速度似乎慢于我的成长速度，她总是说，她以为自己还很年轻，不相信自己有一个20岁的女儿。
母亲还是把我当成那个不穿裙子不出门、不给雪糕不吃饭的宠坏了的小丫：给我买的梳子，是Hello Kitty的；眼镜盒，是Snoopy的；手机坠，是Teddy Bear的；外衣，是Mickey的。
她用这些卡通来彰显着她的童心，她希望我的心灵永远是干净的，没有任何世俗的污染。尽管在我的早教中，她给我讲了太多有关人性的故事，但是她永远认为，文学与精神是可以分开来接受的。
她眼中的女儿应该是高傲的。她努力地将我培养成为一个才女，从钢琴到刺绣，从工笔到素描，从法语到诗词……在她的想象中，我应该有如Jane Eyre一般的独立；有如Elizabeth Benett一般的聪慧，还有如March家四姐妹结合体一般的温柔甜美而又坚韧刚强。她要把她想得到而未曾得到的东西统统赋予在我的生命中，虽然专横而件件温情。
她眼中的女儿应该是高傲而谦和的，有着同阳光一样温暖的人生；她心中的女儿应该是高贵而朴实的，有着和月光一般清雅的灵气；她梦中的女儿应该是高尚而恬然的，有着与星光一同闪烁的笑容。
只有这样，才是她的女儿，她命中的宝贝。
——母亲是一个追求完美的女人；一个流淌着山西武、阎两大组血脉的强势女人，她的女儿，理应是位公主。
一年前读了几篇有关母亲的文章：
《疯娘》：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读懂十四年的爱，在戛然而止时》。
我哭了。
而今天，我又哭了。
我不是公主，不是才女，不是。
我只是一个女儿，一个像十几年前一样跟在母亲后面一步不落地踩她鞋后跟的赖叽叽的女儿；一个看《小龙人》看得嚎啕大哭的女儿；一个对着录音机一字一顿地背“草木知春不久归”的女儿；一个永远把“我看看”念成“我探探”的女儿；一个至今把“妈妈”读作“哞哞”的女儿。
妈妈，这个称呼太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