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感动
文/福斯特
圣诞节前一个星期的某个下午，我们一家四口人挤进自己家的小货车去送货，车后座忽然轻声地传来这样一个问题：“爸爸，”我五岁的儿子——帕特里克开始问道：“我怎么从来没见你哭过呢？”
就是这么唐突，我感到很错愕，我们已经接受了这种信念，坚忍克己才是力量的体现。在人生道路上，我们总是抿着僵硬的上唇，丝毫不让自己有任何的感情外露，内心的情感不知不觉中已枯竭。
第二天，我带帕特里克去公园玩，在驾车返家途中，我对他的好奇表示了谢意。流眼泪是件好事情，我告诉他，无论对于男孩还是女孩，哭泣是当人们悲哀时，上帝拯救他们的方法。“我很高兴，在你觉得伤心的时候，你都能哭出来，”我说，“有时候做爸爸的比较难以表达他们的情感，我希望有一天我会做得更好。”
帕特里克点点头。事实上，我对此不抱什么希望。但圣诞节前的那些日子里，我祈祷着无论如何也要揭开我那尘封的感情了。
“不知道帕特里克是否愿意在平安夜的礼拜仪式上唱《远处的马槽》这首圣诗呢？”年轻的教堂主持在我们的电话留言里问道。
我的妻子凯瑟琳和我都拼命地抑制着内心的兴奋。这是我们的儿子第一次独唱。
凯瑟琳很巧妙地向帕特里克问及这件事的可能性。她提醒帕特里克，他的歌唱得有多动听，告诉他那是多么有趣的事。帕特里克似乎不大相信这些话，他皱着眉头。“你知道的，妈妈，”他说，“有时候，当我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时，我总觉得紧张、害怕。”
我们告诉他大人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最后还得由他自己决定。他只沉思了几分钟。“好吧，”帕特里克说，“我去。”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帕特里克和他的妈妈把那首圣诗练习了好几次。在教堂里举行的彩排非常成功。相比起来，在我五岁的时候只能想像自己在数百人面前对着麦克风歌唱。而当平安夜到来的时候，我的期望就会落空。
凯瑟琳、我和其他的信众坐在黑暗当中，当一盏聚光灯掠过时，我找到了我儿子，他一个人站在麦克风前面，白衣飘飘，两侧插着天使的翅膀。
缓缓地、自信地，帕特里克唱准了每一个音符。他的声音陶醉了在座的每一个人，他就像是一个真正的天使，上帝赐予的一件奇迹般的圣诞礼物。
那晚，帕特里克的声音里似乎蕴含着永恒，他的声音圆润得足以穿透世间万物。聆听着儿子的歌声，大颗大颗的泪珠从我眼角涌了出来。
他的歌很快唱完了，大家都鼓起掌来。凯瑟琳擦拭着眼泪，梅拉尼在我身旁哽咽。
礼拜结束后，我去向帕特里克道贺，但他却急着做别的事情。“妈妈，”他一边脱衣服一边说，“我得先去浴室。”
“帕特里克，你还记得你问过我为什么没有见过我哭吗？”他点点头。
“嗯，我在哭呢。”
“为什么呢，爸爸？”
“因为你的歌唱得太好了。”“有时候，”我儿子伏在我肩膀上说，“生活会美得让你流泪。”我们徒步走回一英里以外的家。
那晚的天气干燥寒冷。我穿过公园，在这多彩而快乐的时节，欣赏着挂在半空的满月照耀着万家灯火。当转身回家时，我看见一辆车在街上慢慢地行驶着，原来是一家人在欣赏区内的圣诞灯饰。有人拉下了窗户。
“圣诞快乐。”一个小孩对着我喊。
“圣诞快乐。”我回应道。眼泪又开始流出来了。
我的艾莉
文/沙迪·坎西尔通
我女儿艾莉一周以后就要去上大学了，她房间里堆满了装着毛毯、毛巾、牛仔裤和运动衫的购物袋。
而她却闭口不提走的事。
我说：“我会想你的。”她白了我一眼就走开了。还有一次我问她：“你是把自己的海报、图片一同带走呢，还是在大学里再弄新的？”她却很不耐烦地回答：“我哪里知道？”
艾莉大部分时间是和朋友们呆在一起的。昨天是和凯瑟琳在一起，这是她们在圣诞节前能见到的最后一面。很快，她还要去与萨拉、克莱尔、希瑟相见道别，然后才和我在家里度过最后一天。
我的朋友凯伦对我说：“在我上大学前的那个8月里，我对妈妈整整吼了一个月，你就等着瞧吧。”
艾莉在厨房里调制冰茶，我站在那儿打量着她，而她对我却很冷漠。我想说我对她选择的大学是多么的兴奋，想让她知道我为她而自豪。可她看上去那么怒气冲冲，我怕一开口，她可能就会给我一拳。
一天夜里，我问艾莉，我有什么行为、什么话语曾惹她生气，她叹口气道：“妈妈，啥事也没有，一切不都挺好的嘛。”对，一切都好——就是彼此之间有着距离。
可过去，不管怎么样我们总能找到方式沟通。艾莉刚学步的时候，我下班后常去托儿所接她，然后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在那儿给她喂奶——我们的目光牢牢地交织在一起，凝视着对方，我们的心灵在交流。
孩子上中学时，许多母亲因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与自己疏远而痛心，我突然想出一个挽救措施：突然去学校看望她。我不时地出现在校园里，请假后将她带出教室，带她去别的地方——吃饭、看电影。还有一次，我带她去海滩散步。这听起来有点不负责任，但这却拉近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而那时有些母亲和女儿的关系却搞得很糟。出去玩时我俩无话不谈——这一直是我俩的秘密。
她刚上高中时，我常常和她清晨同时起床，为她准备好三明治午餐，然后坐在一起静静地喝茶，等待校车的到来。
在她高年级时，有几次我晚上走进她的房间，不开灯，她还没有睡，我就坐在她床边，倾听她诉说遇到的问题。几天后，她会在电话里又把我说过的、她已采纳的一些话重复一遍。
现在，我想用一种浪漫的方式离别，比如去吃顿午餐，然后靠在饭桌旁，诉说我们会多么思念对方，但艾莉却把情感隐蔽起来，我要是去抚摸她的手臂，她就把手抽回去；她躺在床上读艾米莉·迪金森的书时，我要是说自己也喜欢这个女诗人，她干脆把书合上。
有人说，你与孩子的关系越紧密，她就越想挣脱，去闯自己的世界，这样对母亲造成的伤害也就越大。我的一位朋友和女儿曾经历了这样的艰难日子，但现在二人又亲密无间了。她对我说：“你的女儿会回到你的身边的。”
“我不知道。”我说。有时我非常气愤，真想过去抓着她使劲地晃动并大声喊道：“和我讲话——要不我就把你关在家里，不让你走！”母亲们最要命的话好像就要从我的嘴里蹦出来：“想想吧，我为你做的一切。”
一天深夜，我正在洗漱准备睡觉时，艾莉走到卫生间，手里拿着学校发的小册子，站在门边看着我，我猜想她肯定不喜欢我刷牙的样子。她说：“我想给你读点东西听听，是给父母的忠告。”
我注视着她的脸，她大声地朗读：“不要问孩子是否想家。刚开始几周，也许不适应，但不要因此而担心，这是过渡期的正常现象。经常给他写信、打电话，送点好吃的……”
她语不成声，走过来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害怕一开口说话，她就会逃掉。我们就那样站了很长时间，晃动着身子，心却又凝聚在一起。
我知道将来还会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我们还可能因某事而争吵，但此时，午夜时分，能站在这儿，我就非常知足了。当时我们俩都很累，很难过，牙膏沾满了我的下巴。我用手紧紧地搂着——同时也就要放飞——正试着和我道别的女儿。
一捧黑莓
文/W·米德
我们一家两年前才在纽约落脚。几经周折我总算谋到一份薪酬略丰的差事，辛苦倒在其次，只是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我需要长期频繁地出差。儿子已经2岁多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刚被抱出产房时的模样浑身通红、一脸皱纹。至于后来他怎样从襁褓中下到地上，会走会跑，怎样会叫的“爸爸”，这些我就懵懵懂懂的了。
儿子最爱玩捉迷藏，可每次出差回到家，我都像儿子玩具柜里那个散了架的“变形金刚”一样，再也提不起精神。虽说跟儿子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可每次只要见我拎着个旅行箱出门，他便会哭天抢地。于是我总是在临出门的时候跟儿子玩捉迷藏，在我驱车“仓皇出逃”以后，儿子才踉踉跄跄地从房间里跑出来，满世界找我，嘴里还一直念念叨叨：“爸爸呢？哪儿去了？……”几天之后我出差回到家，突然出现在儿子面前时，他总会惊喜地张开小手扑过来，一脸的狐疑：“爸爸，你躲到哪儿去了？”妻子告诉我，儿子的梦话经常是“爸爸呢？门后没有，床下面也没有……”儿子似乎一直生活在游戏中，而我却不能脱离现实而存在，尽管我比谁都清楚妻子和孩子需要我多陪陪他们，可我能有别的选择吗？这不，我又得收拾行囊了，这已经是我本周的第二趟公差了！照例又到了游戏时间，儿子在房间里用小手捂着双眼，背对着房门，不时高声发问：“爸爸，藏好了吗？”妻子倚着门柱目送着我，她含着泪光的双眸总让我想起我的母亲，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切地理解我的父亲——在我自己做了父亲之后。
我匆匆飞抵芝加哥。会议比预期结束得早一些，于是在返程飞机起飞之前，难得有了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我突然想起了不久前定居于此的父亲生前好友——丹。以前我们都住在印第安那州的农场里。父亲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医生，丹和其他许多农夫都曾是父亲的病人和朋友。我与丹通了电话，他立即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丹的话题一直围绕着我的父亲，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你父亲可是个好人哪！在我被查出患了前列腺癌之后，觉得天都快要塌了，如果不是他，我真不知道自己过不过得了那道坎。”
丹的一席话把我带回了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还是个半大的孩子。尽管父亲并不像我现在这样经常出差在外，但他比大多数人都要早出晚归，经常是天擦黑了才回到家，晚饭还没吃完电话铃就响了。紧接着，父亲那辆老掉牙的车轰隆隆一阵乱响，颤巍巍颠簸着又开进暮色，不知停泊在哪座亮着灯的农舍前。当轰隆隆的声响再次打破夜的宁静时，我已经不知道做了几出梦了。父亲永远是忙忙碌碌的，我觉得很难走近他，有时我甚至怀疑父亲是不是爱我们，是不是需要这个家。母亲倚着门柱，目送着渐行渐远的父亲的背影，眼含泪光抚着我的头。她一定猜到我在想些什么，总是喃喃：“孩子，爸爸是为了这个家。”母亲央求我：“哪天爸爸回来得早你就拉他一起去钓鱼，好吗？他以前最爱钓鱼。”我含含糊糊地答应着，心里根本没底。
或许是天遂人愿，第二天父亲比以往任何时候回来得都早。我有些怯生生地走到他跟前，低着头递给他一根钓鱼竿：“爸爸，钓鱼去，好吗？”没敢去想父亲会怎样托辞拒绝。没料到，片刻的犹豫之后，父亲拍了拍我的肩，眼中含着笑：“好些年没钓鱼了，大概在你出生以后就没钓过了。”父亲一手握着钓鱼竿，一手搭在我的肩上，记忆中我几乎还没有这样跟他亲近过，我们就这样走着，走向不远处的湖边，就像我曾经设想过无数次的那样。
不知道是我的祈祷起了作用，还是父亲本来就是把钓鱼的好手，我这边无声无息，父亲那边却是捷报频传。不大一会儿，父亲拎着好几条肥美的大鱼过来了，我们生了一堆火，把鲜鱼串在树枝上烤，那大约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难忘的美食。席地而坐，我们聊了很多，比那些年我们之间的所有对话加起来还要多，我甚至跟他讲了在学校里遇到的麻烦，父亲边吃边给我支招，我都快忘了坐在对面的是那么威严、不苟言笑的父亲，而把他当成了我的某个朋友。吃完之后，我神秘兮兮地说了声“你等着”，就跑开了，我知道附近有一大片黑莓林。
硕大黑亮的莓子已经熟透，快要滴下蜜来了，低伏的枝条似乎已经不堪重负。我摘下棒球帽，三两下便装得满满登登。跑回来我忙不迭递给父亲一捧黑莓，他的目光惊奇地追随着我的一举一动，轻轻揪下一枚含在嘴里，慢慢地品味着，好一阵儿没说话。
落日的余晖衬着父亲的身影，让我有种莫名的感动，我深深地凝视着他，让那一刻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良久，父亲望着我：“谢谢你！孩子。”一直到现在，我也并不清楚那一捧黑莓对父亲意味着什么。只是从那以后，父亲再忙再累也会抽时间陪我和妈妈一块儿去钓钓鱼、聊聊天。
丹的另一番话将我的思绪又拉了回来：“知道吗？你父亲治病的良药不只是药丸和针剂，在我沮丧得想以死去解脱的时候，他给了我很有帮助的启发。他对我说：‘我们都太累了，家庭的重担对每个人都不轻，致使我们忘记了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东西，包括亲情。带着你的家人去湖边钓鱼吧，那附近有一片黑莓林，等你尝过了黑莓再告诉我，你是不是还想死。’我真的照着去做了，当我吃着黑莓看着太太和孩子们的笑脸的时候，死的念头散得无影无踪了。那以后，我更加辛勤地工作并且不失时机地与家人一道享受生活，不再过多地考虑自己的疾病，积极地配合你父亲的治疗，我才会有今天……”
我的双眼有些模糊，却分明看到落日余晖中父亲的身影，还有那一捧黑莓……
作为男人，为了家庭我不能放弃目前这份工作；作为丈夫和父亲，我将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分分秒秒。在返回纽约的飞机上，我想好了，回到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抛开旅行箱和所有的烦恼与疲惫，跟儿子痛痛快快地玩一次捉迷藏。
最严厉的惩罚
文/比利·布雷汉姆
克利夫·巴罗斯是比利·布雷汉姆牧师团的负责人。他讲述了自己教育子女的一个故事。
当时他的儿子鲍比和女儿贝蒂还很小，做了错事。克利夫警告说，如果下次再犯，就要处罚他们。第二天下班，克利夫发现一对儿女故伎重演，根本没把自己的话当回事。克利夫很恼火，但看着孩子们可怜的样子又心软了，他不忍心处罚他们。
克利夫对我说：“鲍比和贝蒂都很小。我把他们叫进房间，然后我解下自己的皮带，脱下衬衫，光着脊梁跪在床前，让他们每人用皮带抽我10下。
“你想像不到他们哭得有多伤心，那是发自内心的、悔恨的眼泪。他们不想抽打自己的父亲，但我们有言在先，犯了错就要受惩罚。我告诉他们，处罚是不可避免的，但作为父亲我决定替他们承受。我坚持要他们用力打满20下。两个孩子边打我，边痛哭，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时还难过。
“从那以后，我甚至再没打过鲍比和贝蒂，因为他们知道我爱他们，但不会因此而忽视他们的错误。所以他们总是非常听话，不是怕被罚，而是出于对我的尊重和爱。”
把亲生儿子的位置让出去
文/卡斯林·诺利斯
在我14岁的那年夏天，我和妈妈伴着几个比我小的孩子在一个海滨度假。
一天早晨，我们在海滨散步时遇见一位美貌的母亲。她身边带着两个孩子，一个是10岁的纳德，另一个是稍小一点的东尼。纳德正在听他妈妈给他读书。他是个文静的孩子，看上去像刚刚生过一场病，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东尼生得一双蓝色的眼睛，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卷发，像是一头小狮子，既活泼，又斯文。他能跑善跳，逗人喜欢，生人碰到他总要停下来跟他逗一逗，有的人还送他一些玩具。
一天，游客们正坐在海滨的沙滩上，我弟弟突然对大家说，东尼是个被收养的孩子。大家一听这话，都惊讶地互相看了看。但我发现，东尼那张晒黑了的小脸上却流露出一种愉快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