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编译：郑宏峰）
父亲的言传身教
文/苏波罗多·巴什
我出身于一个政府小职员家庭。从记事时起，父亲就在奥里萨邦科拉普特县的就业处工作。父亲的言传身教奠定了我的价值观，也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我对成功的理解，造就了我今天的成就。
政府配给父亲一辆吉普车，单位没有车库，车子就停在我家。父亲拒绝乘吉普上下班，他告诉我们这辆车是政府的昂贵资源，不是“他的”。他坚持只在工作需要时坐吉普，平时总是步行上下班。他不许我们乘坐吉普，只有停着时我们才可以坐一坐。这便是我们童年最早的管理教育——“公私分明”。
我们都很尊重吉普车司机，就像尊重父亲单位里其他人一样。作为小孩子，我们不能直接叫他的名字。不管是在公众场合或是私下里，提到他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叔叔”二字。我成年后拥有了自己的车和司机，我也这样教育两个女儿。她们必须叫我的司机“拉珠叔叔”。这点不同于她们的同伴，他们通常管家庭司机叫“司机”。我铭记儿时的教育———对待那些小人物，要比对待大人物更加尊敬。同样，尊重你的下属比尊重你的上级更为重要。
在我童年时，我们家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开始的：全家人围坐在母亲的灶头边——不管搬到哪里，她总是用土坯砌灶来给家人做饭。那时候没有煤气，也没有电炉。早上第一件事是喝茶。母亲煮茶时，父亲让我们朗读农村版《政治家日报》的社论——报纸总是晚一天才到。我们不太理解所读的内容，但是这个例行公事让我们懂得，世界绝对不仅仅是科拉普特县。读完后，我们要把报纸整齐地叠好。父亲经常教育我们说：“你应该把报纸和厕所保持原样，就像当你要使用的时候，你希望看到的那样。”这一课教育我们要为别人着想。事业的成败都取决于这简单的箴言。 小时候，我们总为报纸中的晶体管收音机广告着迷——家里还没有收音机。别人家里都有收音机，每次看到飞利浦、莫菲或布什牌收音机的广告，我们总央求父亲什么时候也买一台。父亲总是回答说我们不需要收音机，他已经有5台了——5个儿子。我们也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因此不时地问父亲，何时我们也能像别人一样拥有自己的房子。他的回答总是很简单：“我们不需要自己的屋子，我已经有5间了。”回答并不令我们满意，但我们还是学到不要通过物质财富去衡量一个人的成功和富有的道理。
多年以后，我长大了，完成学业，参加工作，开始自己生命的旅程。1992年我在美国工作时，得知退休后与大哥一起生活的父亲被3度烧伤，住进了德里的一家医院。我立刻飞回来照料他，那几天他一直处于危险期，全身从脖子包扎到脚趾。这家医院蟑螂横行，卫生很差。由于人手紧缺，烧伤病房的护士们工作非常辛苦。一天早上，我陪床时发现输血瓶空了，空气可能进入父亲的血管，我请值班护士更换，她粗鲁地叫我自己去做。在父亲随时可能离开我们的恐惧中，受到护士这样的无理对待，我痛苦万分，变得十分暴躁。最后当护士心情好起来走过来时，父亲睁开眼睛喃喃地问她：“你怎么还不下班回家呀？”一个在病榻上濒临死亡的老人，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病况，而是劳累过度的护士。我对他的克己感到震惊，从他身上我学到，对他人的关心和包容是没有止境的。第二天，父亲去世了。
父亲的成功在于他的自律、节俭、博爱和包容。他还教育我，“成功是你拥有超越恶劣环境的能力。无论你现在的身份地位如何，只要你愿意，你的精神就可以超越周围的物质环境”。
成功不在于物质上的舒适，父亲从没买过晶体管收音机，从没拥有过自己的房子，但他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在于他留给我们无形的财富，在于他的理念的延续，那些理念远远超出一个低收入的无名小公务员所能给予后人的。
零花钱
文/凯·阿兰贝
童年时，星期六早上是爸爸给我们几个孩子发零花钱的时间。在指定的时刻，我们几个小孩在家门口的橡树下排成一队，来领取一毛钱的零花钱。我们都会得到同样数量的钱，无论年龄大小。我至今记得这样的一幕：父亲坐在树下临时摆放的一张桃木桌后，发给我们每个小孩一个五分硬币和五个一分硬币。我们一得到这些硬币，就必须立刻把两个一分硬币还给他。父亲这样解释：“在你们的生活中，你们永远不可能得到你们全部的工资，其中有一部分会开销到税收、房屋贷款等等上面。”
我们手里紧紧抓住剩下的8分钱，转身回屋里。在这之前我们有一个选择，就是可以往我们的“银行”——一个随便在上面开了一条缝的橙汁罐里扔下任何数量的硬币，或是什么都不扔。橙汁罐上贴的标签写着：到欧洲（旅行）。我记得很清楚，我那时积攒“品行积分”的愿望很强烈。有时我甚至会把五分硬币投进去，希望爸爸能看到我这么做，并夸奖我懂得储蓄。而我的哥哥经常是漠然地走开，一分钱都不存。
我相信，小时候的零花钱让我明白了一些事情：
1、我不能指望我父亲能够资助我。
2、你无法留住你所有得到的东西。
3、生活是不公平的：我哥哥最终和我坐在同一艘船上到欧洲旅行。
最严厉的惩罚
文/比利·布雷汉姆
克利夫·巴罗斯是比利·布雷汉姆牧师团的负责人。他讲述了自己教育子女的一个故事。
当时他的儿子鲍比和女儿贝蒂还很小，做了父亲禁止他们做的事。克利夫警告说，如果下次再犯，就要处罚他们。第二天下班，克利夫发现一对儿女故技重演，根本没把自己的话当回事。克利夫很恼火，但看着孩子们可怜的样子又心软了，他不忍心处罚他们。
任何慈爱的父母都可以理解克利夫进退两难的心情，我们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克利夫对我说：“鲍比和贝蒂都很小。我把他们叫进房间，然后我解下自己的皮带，脱下衬衫，光着脊梁跪在床前，让他们每人用皮带抽我10下。
“你想像不到他们哭得有多伤心，那是发自内心的、悔恨的眼泪。他们不想抽打自己的父亲，但我们有言在先，犯了错就要受惩罚。我告诉他们，处罚是不可避免的，但作为父亲我决定替他们承受。我坚持要他们用力打满20下。两个孩子边打我，边痛哭，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时还难过。
“每每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我都忍不住要微笑，我不是个英雄，我当时也很怕疼。这样的事，我可不愿做第二次。不过，孩子们也用不着我做第二次牺牲了。
“从那以后，我甚至再没打过鲍比和贝蒂，因为他们知道我爱他们，但不会因此而忽视他们的错误。所以他们总是非常听话，不是怕被罚，而是出于对我的尊重和爱。”
窗户与镜子的不同
文/查尔斯·斯温德尔
一个富有的银行家脾气非常暴躁，对周围的一切都看不惯，感到生活没乐趣。一天，他听说附近住着一位大学士，生活简单而幸福。银行家便去访问学者，希望从他那里找到快乐的秘诀。
银行家自恃有钱，态度骄蛮，一进大学士家的门就不停地抱怨妻子不够体贴、孩子不够尊重自己、员工不感激自己，说自己如何富有、如何劳苦功高。
学者早就看出他不快乐的原因，正苦于没有适当的方式向他说明这个简单的道理。突然，窗外传来儿童的欢笑声，学者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好办法。
默默地听完银行家的话，学者拉着他来到客厅窗前，问：“透过窗户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见男人、女人和几个小孩。那些孩子在玩耍……”银行家说。
“很好。”学者又拉着他走到客厅另一边，这边墙上挂着一面镜子。学者问道：“告诉我，你在镜子里看到了什么？”
“当然是我自己了！”银行家不耐烦地回答。
“有意思，”学者意味深长地说，“窗户是玻璃做的，镜子也是玻璃做的，惟一的区别是镜子的玻璃上加了薄薄一层银。可仅仅因为多了这一丁点儿银，人们却再也看不到别人，只能看到自己了。”
婚礼蛋糕
文/加内特·亨特·怀特
“如果这是今天最糟的事，那么今天是个好日子”，这是我父母的生活哲学，一旦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情，他们总是这样面对，并且教导孩子们从噩运中发掘美好的一面，把坏事转化为积极的动力。
在我生长的乡村小镇，如果要买结婚蛋糕这类特别一点的东西，必须经历来回60英里（1英里约合1.6公里）的艰难跋涉。我和格伦举行结婚典礼的前一天，他便进行了这样一次远行，带回一只多层蛋糕。它盖了张蜡纸保护糖霜，静静地躺在汽车后座上。
爸爸骄傲地推开后门，我和妈妈跑出去想先睹为快。格伦刚停好车，我们就把脸贴在车窗上，赞叹着那结着霜的白玫瑰花饰，还有蛋糕上闪闪发亮的小新娘新郎。格伦打开车门跳到草坪上，喊着：“美丽的蛋糕给美丽的……”
雷克斯，我们的爱犬，从爸爸身边溜过，就在格伦讲话时从他身旁一跃而过。当我和妈妈还在对着车窗欣赏时，雷克斯从方向盘后面跳到后座上，勉强保持了一两秒钟的平衡，最后重重地落在了盖蛋糕的蜡纸上。
“雷克斯，不要！”四个人异口同声地喊道。说时迟那时快，蛋糕上的小新郎新娘已经倒下，几层蛋糕塌在一起。雷克斯知道自己闯祸了，夹着尾巴爬到窗前，对着我的脸做出道歉的样子，结果是把我珍贵的蛋糕仅存的完好部分踩坏，最后它干脆扑通一声坐在那乱糟糟的一团上。
每个人都笑了，只有我除外。“我的蛋糕啊，”我号啕大哭，“婚礼全给毁了！”
格伦拥着我说：“亲爱的，有你有我就有婚礼，只要我们拥有对方，一切都是完美的。”一切都是完美的。”
“如果这是今天最糟的事，”活跃的老爸好像吟诗一样，“那么今天是个好日子。”
“永远不要忘记还有更坏的可能性。”母亲体会得到我绝望的心情，她安慰我说。她对爸爸和格伦说：“你们两个男人把雷克斯抱走，然后把蛋糕拿到餐桌上。”
一家人把东倒西歪的蛋糕仔细研究了一番，妈妈拿起电话拨了两个号码。“婚礼计划不变，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妈妈一锤定音。
第二天上午10点，负责在婚宴上分蛋糕的两个表妹碧尤拉和乔治娅来了。“我们是蛋糕造型师。”她们宣布。“听说结婚蛋糕需要修理？”她们嘻嘻哈哈地问。她们带来了自制的白蛋糕，几碗白色的糖霜，还有几盒西点奶油。她们一连干了几个小时，重建我的梦想。当蛋糕恢复原状时，我的心情也恢复了。
妈妈、碧尤拉和乔治娅用糖霜把一块块白蛋糕粘到需要修补的地方，再把奶油抹到补丁上，将破损掩盖起来。“看，我们用糖霜和奶油把昨天的一团糟变成了今天的杰作。”妈妈微笑着说。
婚礼如期举行，当修补如初的结婚蛋糕出现在宾客面前时，人群中回响着：“啊，多美的婚礼蛋糕啊。”那一刻，格伦在我耳边轻声说：“我想我们会继承你父母的哲学——如果这是今天最糟的事，那么今天是个好日子。”
温暖的港湾
文/兰登格林
去年圣诞节前几天，我和妻儿从得克萨斯飞到加利福尼亚与父母团聚，共度圣诞节。从到家的那一天直到圣诞夜，我们都一直忙着为圣诞节做最后的准备，日程排得满满的。
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准备开车去朋友家参加圣诞聚会。我和妈妈、姐姐在附近的商场里买东西，忙了一整天，天黑才回到家，所以出发的时间比原计划稍晚了一些。
妈妈把目光穿过前排座位，看着爸爸说：“哎呀，今天真是太忙了，忙得像是一星期没见到你了！”爸爸嘀咕了一句什么，看了看后视镜，飞快地转上了另一个更快的车道。
妈妈伸出手，把爸爸的一缕头发在手指上绕来绕去：“我知道得抓紧时间。咱俩对视一下，花不了几秒钟的。”
这次，爸爸有了回应。他低声说：“亲爱的，我在开车啊。”
“只要10秒。不，5秒。我都一整天没见你了。我要直视你的眼睛。准备好了吗？”
他摇了摇头：“现在不行，会撞车的。”
“那好，等下一个红灯吧。”
我们开得很快，没多久就到了下一个红灯。爸爸妈妈的手越过座位，握在一起，他们凝视着对方的眼睛。“嗨！”妈妈说。“嗨！”爸爸回应道，声音里充满了温情。
绿灯亮了。爸爸一踩油门，汽车继续前进。什么都没变，但又好像一切都变了。我没出声，但刚才的一幕深深打动了我。在日复一日的忙碌和烦恼中，我们只要找到和亲人重温感情的机会，就像惊涛骇浪中的小船找到了温暖的港湾。
有什么不能分享
文/哈伯特
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你可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对于某些人来说，也许你就是他的全部、他的整个世界。
雪花纷纷扬扬，像飘洒到人间的精灵。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一对老夫妇互相搀扶着走进了麦当劳，像是从岁月的长长久久中走出来。在这个到处都是年轻人的地方，他们看起来有点格格不入。餐厅里的客人羡慕地望着他们，甚至一些人在窃窃私语：“看，那对老人一定在一起生活了好多年，也许60年，或者都已经过了钻石婚了。”
瘦小的老头径直走到点餐台点好餐。他点了一个汉堡、一包薯条还有一份饮料，一切都是一份。老人拿着托盘走回他们的座位，他撕下汉堡包装纸，然后很认真地把汉堡切成了大小相等的两份，一份放在自己面前，一份放在妻子面前。之后他又把薯条分成了两分，一份留给自己，一份给了妻子。最后老头把吸管插进杯子里，吸了一口饮料，然后看了老妇人一眼，老妇人没有吃桌上的东西，只是抿了一口饮料。
老头拿起汉堡咬了一口，这时餐厅里的人忍不住悄悄议论起来。我想你也能猜出，他们在说：“他们一定很穷，只能买得起一份套餐。”
就当老头拿起一根薯条要往嘴里放的时候，一个小伙子站了起来，他径直走到老夫妇的餐桌。他很有礼貌地说，他愿意为他们再买一份套餐。老头委婉地拒绝了，说他们这样很好，他们已经习惯一起分享任何东西。
餐厅里的人注意到，桌子上的东西老妇人一口都没吃，她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丈夫吃，偶尔喝一口饮料。
那个小伙子实在看不下去了，忍不住又走了过去，说他愿意给他们买点其他什么吃的东西。这次是老妇人拒绝的，她也说他们习惯了一起分享任何东西。
老头吃完了，利落地擦了擦嘴。那个小伙子简直无法忍受了，他再次走到他们的餐桌前提出帮他们买点吃的，结果又遭到了拒绝。最后他问老妇人：“为什么您不吃东西呢？您不是说你们总是一起分享任何东西吗？可为什么他在吃，而您却看着呢？难道您是在等什么东西吗？”老妇人笑了一下说：“我在等假牙。我们共用一副。”
我的“三任”丈夫
文/P·杜德
我大学刚毕业就遇到了第一任丈夫：罗德尼。娶我之前，他曾征求过我父亲的同意，但从未向我求过婚。他曾向朋友们夸耀说，从没向任何女人屈过膝（西方男士求婚时要单膝着地）。但他不知道他的吹嘘让我多么没面子。我是个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而他却是个毫无浪漫感觉的人。我性情温和，他却是个火暴的急性子。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少不了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