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两个月内，13家联合大企业的股票大跌，共损失了约50亿美元的市场价值。不过，联合大企业并没有完全垮掉，只是它们的表现开始趋于稳健罢了。
在犹太实业家中，能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联合大企业的特点及其盛衰的，除了斯坦伯格的利斯科公司之外，也许就是伊利·布莱克的联合商标公司了。
伊利·布莱克在20世60年代以“公司掠夺者”甚至“海盗”闻名美国商业界，因为他极为擅长于对企业进行估价，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可这样一个天才的实业家却是半路出家的。
布莱克是犹太教法典学院（拉比学院）的毕业生，他随父母一起从波兰迁到美国，在长岛担任过3年拉比。之后，他觉得传教没有什么意思，便放弃了拉比的职位，转而去哥伦比亚商学院学习。
离开学校后，他在莱曼兄弟公司干过一段时间，管理罗森沃尔德家族的财产。此后，他买下了一个陷入困境的瓶盖制造公司——美国西尔-卡普公司。
用布莱克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规模极小而问题极大的公司”。布莱克对该公司进行了大改造，易名为AMK公司之后，便走上了盘购的道路。
不久，布莱克的这家资产仅为4000万美元的瓶盖制造公司开始“追求”另一家问题重重的公司——约翰·莫雷尔公司。这是一家肉食品罐头企业，规模为AMK公司的20倍，资产达8亿美元。
布莱克刚把约翰·莫雷尔公司连同它的种种问题一股脑儿塞入自己的皮包，转身又去追求一个历史悠久，以波士顿为基地的香蕉种植和运输公司——联合果品公司。联合果品公司在中美洲有几十万公顷的种植园，拥有自己的冷藏船队，共有37艘冷藏船，年销售额达到50万美元。公司的股票在证券市场并不被人们看好，只能算一种疲软的保本股票，因为公司的经营情况时好时坏，须凭自然或外国政治家的脾气而定。不过，这家公司有两个不为人注意的长处，一是它没有债务，二是它有1亿美元的现金和流动资金。正是这两点吸引了布莱克这个精明估价人的眼光。
布莱克偶然从一家经纪行得到消息，该行早在两年前就曾以较高的价格向委托人推荐过联合果品公司的股票，而现在又在寻找对象把它盘出去。布莱克瞅准时机，马上采取行动，先将这些经纪人手上的股票买下来，抢先了一步。布莱克从以摩根保证信托公司为首的银行集团借贷了3500万美元，以每股56美元，也就是比市场价高4美元的价格买进了73.32万股股票。这笔交易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历史上名列第三的大宗交易。
布莱克领先之后，希望不动干戈就把联合果品公司收购下来，但其他精明的人也看到了该公司有油水，结果导致了一场混战。几个月之内，3次投标出价，使股票的价格由每股50美元涨到了88美元。1968年正是60年代哄抬行情和兼并狂潮达到高峰的时候，布莱克以80美元到100美元的价格将可更换股票的债券和认股证书一揽子收进的交易。硝烟散尽，AMK成了胜利者，布莱克通过戈德曼·萨克斯公司又收进了36万多股股票。
布莱克把新组建的联合大企业命名为“联合商标公司”，这个食品加工综合企业，规模极为庞大，令人望而生畏。然而，经营情况却与此并不相称。
1969年股市崩溃和随后的经济衰退，打断了布莱克蛇吞象的连续作业，而接连的天灾人祸，则使其亏损不断上升。
1970年公司亏损200万美元，1971年为2400万美元，1972年和1973年还可以，收支持平。1974年公司总收入为20亿美元，而亏损却达到了4360万美元。
联合果品公司接连遭受自然灾害：飓风毁坏了中美洲的许多水果作物，干旱和欠收导致全球范围粮食紧缺，牛饲料价格也随之猛涨。更为糟糕的是，后来又遭遇了中南美洲7个国家效法欧佩克的一系列打击。
这7个香蕉输出国为了冲抵自1973年以来因石油价格上涨造成的赤字，联合决定对每箱40磅的香蕉课收取50美分或1美元的出口税。实际征收这项税的只有3个国家，洪都拉斯是其中之一，洪都拉斯定下的税额是每箱50美分。
由于联合商标公司的香蕉有35%是在洪都拉斯生产的，每箱50美分，累积起来将达1500万美元之巨，这对联合商标公司来说，确实是一笔大开销。
就在这时，洪都拉斯官方渠道又放出风声，说出于某种考虑，可以适当降低税额：如果联合商标公司另行支付500万美元，洪都拉斯总统就会将税额减半征收。这样，公司可以少纳税750万美元，这是明目张胆的索贿。公司经过同洪都拉斯方面的谈判，商定支付250万美元的贿赂。随后，通过公司在欧洲的高级职员，将125万美元存入了一家瑞士银行的账户，同时答应将余款陆续存入。后来，布莱克因默许贿赂受到极大的压力，所以，余款再也没有送去。再往后，连送去的必要也没有了。飓风毁坏了洪都拉斯70%的香蕉林，给公司造成高达1950万美元的损失。
严重的亏损迫使布莱克只好出卖子公司来弥补赤字，联合商标公司的股票则跌到了4美元一股。这家总收入在20亿美元以上的公司在公众的眼里只值4000万美元。这时，行贿洪都拉斯总统的事情又东窗事发。在这所有压力之下，布莱克垮了，这位因其道德心和事业心无法忍受失败与丑闻的实业家，终于在1975年2月3日从位于泛美大厦44层楼的办公室里，跳楼身亡。
布莱克的失败原因中有许多偶然因素，所以并不意味着联合大企业这种实业组织形式的必然失败。有人在1969年就评论过，“布莱克的才能表现为一个资产管理人，至于他能否区别香蕉树与盆栽棕榈，是完全不相干的”。
他的能力在于发现巨额价值，逐步加以控制，并使其进入运行，再进一步发现更多的资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犹太商人总体上都表现出这样一种能力和素质。从抽象的角度来说，企业的运行无非是资本的增值过程，所以企业的经营可以有多个层次，可以有技术有管理等等的层次，但最高的层次必然要顺应资本增值的一般规律，也就是满足资本自行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要求的金融或资产经营。这同样是一个需要灵感、需要直觉，更需要创造力的领域。
如果说像布莱克这样不能区分香蕉树与盆栽棕榈的资产管理者有什么不足的话，那绝不是他们只懂金融，而是他们时常忘记自己只懂金融。
（第十一节）独特的生意眼
犹太人有个传统，安息日不能工作，只能在家好好休息，学习功课。可是有个别商店的老板却对此置之不理，照常营业，亵渎了安息日。一次讲道时，拉比对这样的店主大加谴责。可是，礼拜结束后，亵渎安息日最为严重的一个老板，却送给拉比一大笔钱，这令拉比非常高兴。
到第二周礼拜时，拉比对安息日营业的老板指责得就不那么严厉了，因为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那个老板给的钱更多一些。谁知结果一个子儿都没拿到。
拉比犹豫了好一阵子，鼓足勇气来到这个老板家里，向他询问根由。
“事情十分简单。在你严厉谴责我的时候，我的竞争对手都害怕了，在安息日不营业了。”
犹太人以虔诚闻名于世。但在说笑话时，却总是有些过火，甚至极为出格，不要说道貌岸然的拉比，就是神本人也常被拿来取笑一番。不过，从这则本意是调侃拉比的笑话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犹太商人的独特的“生意眼”。
消除所有竞争对手、彻底垄断市场，这始终是商人的理想境界。商人之间的相互竞争，争来争去，争的不过是处于不同程度的垄断。
垄断的实现手段多种多样，可以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也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但对犹太商人来说，政治手段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权力阶层与犹太人作对的时间远远多于同犹太人和平相处的时间，至于偏袒犹太人的时间更是百年难得一见。而换成经济手段也不现实，为什么呢？因为这对经济实力包括商品的生产技术以及质量等要求过高。在犹太商人看来，别人都局限于种种非理性的成见，或者因为害怕冒险而不肯或不敢介入的时候，是最有利的垄断时机。这种时候，市场回报很高，能在不需要多大成本的情况下使垄断局面得以维持。笑话中的商店老板追求的就是这种有利时机，他付给拉比的一大笔钱，不过是安息日赢利的一小部分而已。比起采取其他吸引顾客的手法，如广告、惠赠、大削价等，这种方法要省时省力省钱多了。
当年犹太商人之所以能在几乎无人竞争的情况下从事放债和贸易这些获利丰厚的行业，就是因为基督教神父讲道时对它们进行了严厉的谴责。犹太商人没有义务遵守基督教的教义，而且，只要合法，他们对神学上或道德上的说教历来不太在意，只管大大方方地去赚自己的钱。毫无疑问，犹太商人的这种生意头脑也是历史赋予的。
因为犹太商人始终抱有这样一种态度，使得他们能超脱形形色色的先入之见或刻板模式的束缚，在新兴的行业或领域兴起之时就最快地发现它。
所以，如表演业、电影业等娱乐行业还被看做不正经行业时，犹太裔人已大批进入这些领域。在美术界还一味保存美学趣味与价值时，犹太美术品商人已主宰了纽约第57大街上的世界美术作品市场。同样，当其他律师，尤其是华尔街上的那些大法律事务所中的律师，还对人身伤害诉讼不以为然，把接手这类案子的律师称之为“追救护车的人”的时候，犹太律师正好把它作为自己成功赚取酬金的领地。
化两难为两全
犹太商人素以守约守法着称，这很为人称道。在实际经营活动中，犹太商人同样也会遇到种种法律规则与经营目标发生冲突的情境，但同一些喜好偏执于一端的他族商人不同，犹太商人的基本策略是化两难为两全。
犹太人自己有这么一个笑话，也许可以作为犹太商人这一策略的幽默解说，虽然其中并没有出现商人。
以色列的住房问题很严重，几个德裔犹太人只好将一个报废的火车车厢作临时宿舍。有一个晚上，几个德裔犹太人穿着睡衣，在寒风中颤抖不已地来回推着车厢。一个本地犹太人不解地问：“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因为有人要上厕所，”推车人耐心地说明，“车厢里写着：停车时禁止使用厕所。所以，我们才不停地推动车厢。”
凡乘过火车的读者，想必都有机会看到这一条规定。其意图何在，大家也都清楚。现在既然车厢已经成为固定居所，这条作为列车运行中的规定理当自然失效，可为了保障“住宅”周围的环境卫生还有必要遵守，但是这几个德裔犹太人（犹太人中法律观念最强的，也许就是德裔犹太人）却不知变通，死守规定，弄得两头不讨好：人冻得要命，环境卫生也没能搞好。
这是对笑话的一般理解。
当然，要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事情就完全不是一个“迂腐”问题，反倒是“变通”的表现了。
这几个犹太人是寄居在火车车厢之中的，就像犹太商人长期寄居在其他民族的社会中一样。这条规定是铁路主管部门制定的，无论其是否有效，应由列车车厢的所有人或铁路主管部门宣布，这几个犹太人没有立法的权力，自然也没有废除某项法律的权力。说实在的，犹太商人在各自所在国家中，也要经常面对这类原本应该自然废弃但偏偏还实际起着“作用”的法律或约定俗成的规矩，要是他们也经常越俎代庖地宣布予以废除或者触犯条规，带来的恐怕远不止“环境卫生”的问题了。
规定既然不能废除，用厕所又在情理之中，聪明的德裔犹太人就想出了让列车“动起来”的办法；只要车厢一动，规定便从其本意上不适用了，无须再由任何人来废除，既然铁路主管部门从未规定是否允许人力推车，他们当然可自行决定。就在他们几个人瑟瑟发抖推车之中，规定没有违反，如厕的要求也满足了，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所以，这则笑话能够表明：在通常情况下，犹太人有变通法律，从形式上遵守，同时又不真正改变自己原有活动方式的智慧和能力。
我们把这么个抽象概括同一则看似漫不经意的笑话扯在一起，并非牵强附会。“道在屎溺”，笑话本是最有“道”之处。只要我们把笑话中的两难移进生意场上去，就会发现其中的妙处。
行贿是生意场上几乎不可或缺的手段，但许多国家都有禁止行贿的法律规定。尤其是在美国国内，对行贿的制裁十分严厉。联合商标公司的以利·布莱克，就是在洪都拉斯总统强行索贿的情况下，被迫交纳的，但即便如此，布莱克还是被政府主管部门公开点了名。
其实，也不能说美国政府规定得太死。国内的同一个法律制度一般不容易产生互相冲突的情形，而同外国无法无天的统治者打交道时，并不能将美国的法律搬过去。美国政府不是没有看到这个两难，所以规定了只需将付给类似人物的小费，在公布于众的公司损益计算书中交代清楚，在对外贸易中一般并不禁止行贿。布莱克就是因为付了小费之后却拒绝公开说明，且小费数额又开创了纪录，才被点名的。
不过，布莱克的拒绝公开说明，也有他的理由。行贿大多是暗中进行的，能拿到桌面上来的极少。联合商标公司之所以把贿赂款存入瑞士银行，是因为洪都拉斯总统毕竟也有不方便之处。秘密谈判之后，再来个公开说明，不是多此一举了吗？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法律的这条规定仍有缺陷。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再来看另一个犹太商人利昂·赫斯的做法，就会觉得他手脚做得干净多了。
利昂·赫斯是美国犹太人中新出现的一个石油富豪，在美国的大富豪中位列第21名，控制着颇具规模的阿美拉达-赫斯石油公司将近22%的表决权的股份，拥有的财产据计算在2～3亿美元之间。
在1981年之前，阿美拉达-赫斯石油公司一直使用国外进口的高价石油，同时享受着政府每年两亿美元的补贴。但从1981年起，美国政府取消了国内石油价格管制，国内石油与进口石油的巨大差价不复存在，价格补贴也就同时取消了。这么一来，赫斯也开始为自己进口的石油价格犯愁了。解决问题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向有关国家的官员行贿，争取优惠价。
这种做法在石油行业中是司空见惯的，一些大石油公司也都走这条捷径，只是大都采用各种财会手法来掩盖诸如此类的付款，不让主管机构查实。
赫斯比他们都聪明，他选择了一种较为直接的方法：他在给股东们的信中告诉他们，“这一笔笔数额可观的款项只从我个人的基金中支付”。而且这笔基金本身也不作为业务开支在他个人应纳税款中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