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文
书友胡同，布衣书局主人。虽经商，却不时割爱予我。某次从中国书店小拍，获得己巳（1929年）冷雪盦印行《士礼居藏书题跋补录》，后归我。此书系大兴李文裿辑印成书，冷雪盦是他的室名，曾任北京市立第一图书馆馆长；相较其他辑录黄丕烈题跋者，钱仲联称本书补辑，比已经出版各本多得《谗书》、《淮海居士长短句》题识两篇。只要有他的题跋，字值千金，世称“黄跋”。
士礼居即黄丕烈的书斋名之一，因得《仪礼》宋版注疏各一本而得名，是他最为世人所知的名号。他是乾隆、嘉庆年间文献的宗主。他同时做到藏而能鉴，鉴而能读，读而能校，校而能刊，刊而能精者，身后受到藏书家的追捧，纷纷将其题跋结集成书。叶昌炽称其：“得书图共祭书诗，但见咸宜绝妙词。翁不死时书不死，似魔似佞又如痴。”如今这些题跋，就像他死后灵魂附身，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思。
为友人之孙写题跋
有趣的是，本书收28篇题跋，其中有“张芙川景宋本·营造法式三十六卷”。此本流传有序，即清初述古堂抄本，钱曾得自钱谦益的明抄本，是从绍兴本影抄而来。其后张金吾购得述古堂的影写本，道光年间转往张蓉镜（字芙川，即本题跋中的伯元）。丁丙八千卷楼藏本据说即张蓉镜的抄本，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发现的《营造法式》，即丁丙嘉惠堂的抄本，后来为其影印出版，世称“丁本”；可见此本的重要性。黄丕烈在跋中感慨说：“今伯元少年勤学，不但世守楹书，而又能搜罗缮写，以广先人所未备，得不谓之有后乎！余年已及耆，嗜好渐淡，所有不能自保，安问子孙。”
难得的是，张蓉镜即黄丕烈于乾隆五十八年（1593年），同赴北京应试张燮（字子和，号嶤友）的孙子。张燮虽长他20岁，但如跋中开始言：“张子和有嗜书癖，故与余订交尤相得。犹忆乾隆癸丑间，在京师琉璃厂玩市，一时有两书淫之目。”后来张燮考上进士，由翰林改部曹，出为观察。但两人的友谊有增无减，“偶相聚首，必以搜访书籍为分内事。”甚至张燮请假、或奔丧返家的时候，搭船互访，在对方家里，互相鉴识所得，过足书瘾。所以跋中说：“盖我两人之合作由科名（一起考进士），而订交实由书籍也。”两人从书癖而成为终身朋友，并延至子孙；道光元年（1821年）为张燮的孙子作此题跋。黄丕烈为此事，有诗纪实云：“琉璃厂里两书淫，嶤友嶤翁是素心。我羡小琅嬛福地（张燮的藏书楼），子孙世守到于今。”真是一对难得的爱书人，留给千古，传为美谈。
更令人感慨的是，黄丕烈在跋中说：“余谓此书世鲜传本，而今得此精抄之本自娱，固为美事。然人所难得者，最在世守一语，语云：‘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可说感慨颇深，为了守住藏书，必须要有大彻大悟的心理准备。
它的可贵在友谊
嘉庆四年（1799年），著名杭州画家陈鸿寿（曼生）为周锡瓒（香岩，1742—1819）、顾之逵（抱冲，1753—1797）、袁廷梼（寿阶，1762—1809）与黄丕烈（嶤圃，1763—1825）画《藏书四友图》。他们四人在同时同地藏书，关系亲密，时相往来切磋，交换彼此藏书，在藏书志趣、规模及整理研究方面比较接近；此后“藏书四友”之名遂称于世。特别是从“黄跋”中可以得知他们的友谊，留给后人无限的向往。
周香岩四人中年龄最长者，生于乾隆七年（1742年），长黄嶤圃21岁，黄每称其为丈。其藏书之富，段玉裁住在苏州时，常常跟他借书。黄丕烈每次购书，一定向他借藏书过来考订。两人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开始交往，到嘉庆十七年（1812年），顾抱冲和袁寿阶先后去世，此时周已71岁，垂垂老矣，黄则50岁，刚过中年，还在故纸堆中找乐趣，嶤圃不禁感叹：“可喜亦可忧也。”顾之逵虽长黄丕烈10岁，但两人藏书的时间相近，彼此先讨论，在下手收藏。顾死后将藏书，托付其弟东京，嘉庆十八年（1813年）乔迁，嶤圃前往道贺，看到抱冲的长子，已长大成人，藏书还在，黄也庆幸自己，尚可守住藏书；7年后顾家已散落大半。
袁廷梼有抄书癖，嗜藏书，兼嗜砚，藏砚五，都有元、明间袁氏名人手刻砚铭，故名藏书的地点为“五砚楼”。只长黄丕烈一岁，黄时常跟他讨论藏书。嶤圃的长女嫁给寿阶次子，两家为姻亲。嘉庆十四年（1809年）袁廷梼过世后，他的女儿开始卖书，连袁氏先人的著作《静春堂诗集》也散出。寿阶生前拟将几种残宋本送给嶤圃，不久便病故。黄的女婿也不懂书，父亲过世后，藏书一半散去，一半请岳父代管，嶤圃为此赋诗感叹：“漫说收藏五砚楼，人亡人得已堪忧。而今楼在人何在，手触遗编涕泗流。”可知两家交情之深。
嘉庆十五年（1810年），黄丕烈取出袁廷梼未曾校勘的《刘子新论》明抄蓝格本。此书世鲜传本，虽然万历刊本周子义辑《子汇》、程荣辑《汉魏丛书》中有收入，但错误很多，不能作为依据，暂时以旧抄为主。自己收藏的《道藏》本，早已售出，转而向周锡瓉借活字本，却只能当作参考。后来听说经学家孙星衍，买到宋小框细字残本，两年后跟他借来校订。来年因为家操心，精力分散，兴趣降低，是他心情最差的时候，只好为自己打气：“古人谓凡人为一事，到成就处必有魔来袭之。”同时第三个儿子寿凤，已经能读家里的藏书，以后就靠他了。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向苏州玄妙观借到《道藏》本，发现孙星衍的宋小框细字残本，缺失的部份所补的明刻本，不可采信。原来袁廷梼所藏的明抄本，抄自《道藏》本。前后七年为了这部书，总共题跋12则，上下四周都是用红笔校勘，黑笔记下不同版本的异文，有时用黄笔，加上前人的红、黑两笔校订，好像火枣糕儿。
此书，除了是黄丕烈生前校勘最勤、校正最多的一部书外，我认为“黄跋”中蕴藏的友谊，特别值得珍视。试想在两百年前，书友之间的往来多不方便！虽然四人都住在苏州，可以时相往来，互借、互校、互助。但是留下的文字交往，却比我们今日在家里上网，使用脸书、或微博等，来得深厚的多了！
值得为他立传
我佩服黄丕烈一生虽非大富大贵之人，40岁以后即了断仕途，从此全力以赴投入藏书之路。生前即已家道中落，散出藏书，但有生余年仍不忘搜书。道光四年（1824年）为长孙美鎏，开设滂喜斋书籍铺，培植他成为其藏书、鉴书、读书、校书、刻书的继承人。没想到来年即去世，死后藏书散落各家。但称其“为书籍的一生”，不做第二人想。冀望有人从其题跋，完成一部有趣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