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我的精神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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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4)

文化大革命前和一开始发生在贵州小城的这些与我有关的事情,今天回过头来看,其实还是有某种典型意义的。它至少说明,文革的发生,是与当时的社会问题和党内关系的紧张相关的。我曾经说过,在讨论文革的时候,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回避的,就是文革是一场全民参加的运动,所有的人,亿万人,都卷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必须做出解释的。在我看来,各种人从不同动机、不同目的、不同原因卷入文化大革命,情况非常复杂,要做具体研究,具体分析。就我的体验,处于底层的知识分子、普通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卷入文革,是因为他们感受到当时的一些问题,触及他们的切身利益,这与上层的卷入,是不一样的。

就我所感受到的,或者说我看到的,有三大问题。一个是以家庭出身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价值所造成的不平等。这一点我可以说是深有体会。你们看,无论是那位校长在文革前整我,还是文革一开始把我揪出来,都是抓住我出身不好这一条。其实在日常工作中,我也是受歧视的。举一个例子:因为我跟学生关系太好了,所以学生都要求我当班主任,我自己也很想当班主任,但就不让我当。后来我提出申请也不予理睬。到文革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说钱理群处心积虑要和党争夺青年,不让你当班主任你抢着当。这些事情今天都很难理解:现在是没有人愿意当班主任,而那时当班主任也是组织对你的信任,是一种权利,我这样的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没有资格当班主任的。连谈恋爱都很困难。因为家庭出身是要连累到后代的,当时什么事情都要查三代,这种情况下,有谁愿意和我这样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高官,又跑到台湾去了的人结婚呢?一般出身不好的人都是夹着尾巴过日子,我却偏偏不安分守己,还爱闹事,人们都认为钱理群是很危险的,是一个不可接触的人。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卷入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反抗这样的由出身造成的社会不平等。

前面说过,我曾经和学生实行“三同”,即同吃同睡同劳动,我那个班当时有个很奇怪的名字,叫“社来社去班”。他们都是从人民公社招来的,毕业后再回到人民公社去。这些学生全部是贫下中农子女,出身都比较好,但他们却感受到另一种不平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对农民、农村人口的歧视:一个人的价值与社会地位、经济待遇,取决于你出生在什么地方:城市还是农村?所以我的这些学生,尽管家庭出身很好,但他们也卷入文化大革命,因为他们感受到另一种形态的不平等: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差别。

还有一类人,他们喜欢独立思考,不是领导怎么讲他就相信什么,还要自己想一想。而且这样的人,能力都比较强,或许还有点狂妄,不大瞧得起基层领导,常常和领导发生冲突。而在1957年反右运动划右派就有一条标准,就是:凡反对党的基层领导,就是反对基层党组织,就是反对党,就是右派。因此,这些顶撞基层领导的人,都被看作是右派,或者有右派倾向的人。我与校长发生争论,校长敢于派人监视我,就是根据这样的逻辑。而我当时和校长辩论,还犯了一个大忌,就是我也来引经据典谈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时马克思主义也是被垄断的,解释权只属于党员领导,像我这样的小小教员怎么可以随意乱谈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何况我还要引用马克思的话来反驳领导的意见?这本身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当时类似我这样的有点独立性,因而被基层领导视为异端或不好管教的人,是很多的,几乎各单位都有,他们平时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经常被领导“穿小鞋”,文革一来,他们的卷入,几乎是必然的。当然,更多的是被“逼上梁山”的:文革开始,被领导抛了出来,打成“反革命”,就只能铤而走险,也起来“造反”。

第一次当“右派”,以及第一次获得“解放”

因此,我们这些人在文革一开始,是作为领导眼中的“右派”被揪斗的。而这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某些人的思想:他们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理解成一场新的“反右运动”。毛泽东却认为这是“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因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要整“各级党组织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解决“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的问题。于是,就有了毛泽东的那张著名的大字报:“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今天看来,毛泽东写这张大字报的目的,显然是要发动群众,特别是受压制的多少有些反抗思想的基层群众,即他命名的“革命派”,来冲击他所认为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但传达到并不知道斗争背景的基层,就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因此,我对毛泽东的大字报的第一个直觉反应是,我获得了一次解放!后来,我也果真获得了“平反”,从“反革命”变成了“革命群众”,获得了参加“革命群众组织”的权利。随后开展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特别是对“驯服工具论”的批判,“造反有理”及“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等理念的强调,对我来说,是对自己长期以来心存疑惑的许多问题的一个解答。大概是1966年11月、12月,由于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地方各级党组织全面瘫痪。

这都是历史当场的感觉与感受。今天回过头来看,自然会有新的反省与反思。

第二次被逐出“革命队伍”,第二次“解放”

到1967年1月,毛泽东以上海的所谓“一月革命”为样板,在全国发动了全面的“夺权”斗争,到了贵州安顺这样的基层,就变成了“夺公章”的闹剧。而实际上,是将文化大革命引入“全面内战”。我在《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之一》里,有过这样的描述:“群众中分裂成各种派别,各派打得你死我活,目的就是夺权,就是争夺那个公章。

每一个人的利益都跟权力联系在一起,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特点。

你这一派掌权了,你就是‘主人’的一分子,可以享受各种权利;你这一派的对立面掌了权,你就是‘奴隶’,随时都有可能被‘专政’的铁拳剥夺一切权利。这是非常具体、非常现实的,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无法保持中立的立场,每一个人的眼睛都红了,全盯着这个‘权’。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有权就有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这种权力崇拜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全国范围的夺权斗争,可以说已经渗入到不同程度卷入‘文化大革命’潮流中的中国人灵魂深处,并且遗传到了后代。文革在思想上对中国人民毒害最深,而且至今还在影响着人们思想与行动的,有两个观念。一个是这个‘有权就有一切’,还有一个是‘只要目的是崇高的,就可以无所不为’,不择手段,什么都可以做。这已经成为中国国民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

正是在这样的全面“夺权”的背景下,北京发生了众多老革命家“大闹怀仁堂”,当时称作“二月逆流”事件。按今天的说法,这是党的高层围绕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展开的一场斗争。在一些基层则是继文革初期之后,第二次在群众中抓“反革命”,搞新一轮的“反右运动”,对前一段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造反派进行报复。我所参加的群众组织就这样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头头被抓,而且很快影响到我自己:对立面的群众组织突然宣布对我的“平反”无效,他们抛出了一直保留着的我的“反革命罪证”,主要是我写的一些所谓“黑诗”,其中一首是写我的一个奇思异想:如果能够“一筋斗翻到西雅图”,到地球那一边的美国去玩玩,多有趣!批判者则说,这是我的“企图投靠美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的大暴露。这样的批判,在当时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在文革中美国是被视为“天字第一号敌人”的,我居然想(哪怕仅是想象)到美国去,这自然是反动透顶,我自己都觉得难以辩解。——其实在六十年代,我还有一个到欧洲旅行的“梦想”,幸亏我没有公开宣扬,否则就更是“反动透顶”了。我的欧洲梦直到退休后,也就是四十年后才得以实现;而在当时,我却要为自己的美国旅游梦付出代价:第二次被逐出“革命队伍”,被剥夺了刚刚得到的一切权利,重新成为“专政”的对象。

随着当时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批判与反击,117号文件发布,为第二次被打成“反革命”的平反。这样我就第二次获得了“解放”。

第三次成为“反革命”,并再也不被“解放”

在所谓“一月革命”的夺权斗争中,有过一个新的权力机构的名称之争,最初准备称作“公社”,毛泽东认为夺权后的机构还是叫革命委员会,由“革命领导干部”、“部队代表”与“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组成。而在我们这样的刚刚获得某种解放的人的感觉中,这就是要恢复旧秩序、旧体制,当然要反抗。于是,我们就成了革命委员会的反对派。而贵州是全国最早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份之一。我们还要继续反抗,就被视为“反对红色政权”的“新生反革命”,就要对我们行使“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我也就第三次饱受专政之苦,而且不再被“解放”了。除了运用专政机构对我们实行监控之外,还组织所谓“文攻武卫”的“群众专政部”利用拥护“红色政权”的知识分子,用“批判的武器”对我们进行“文攻”;又发动工人农民实行“武卫”(“武装保卫红色政权”),对我们这些反对派进行“武器的批判”,行使镇压之权。

终生难忘的“逃亡”

而且我自己也终于没有逃脱。大概是1968年,学校搞清查运动,这时候工人宣传队与军人宣传队都已经进驻学校,主掌大权——这也是毛泽东利用军队和工人来控制被他放出来,却已经不再驯服的学生的一个手段。清查运动一开始,工宣队和军宣队就宣布,学校有两股反动势力,一股是反红色政权,另一股就是前面说的“社来社去”班学生的造反,而这两股潮流都跟钱理群有关,他是总后台。这两拨学生确实得到了我的支持,这回我就在劫难逃了。按当时的形势分析,我很可能要被捕,于是我决定铤而走险,逃到南京的家里,去看看老母亲,哪怕是看了一眼再被抓也好。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逃亡”经历:那是极其可怕的,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的。

我先是坐火车逃到贵阳,本来准备坐飞机直接去北京,这样就可以最快地逃脱追捕。但当时买飞机票、住宿都要有单位证明。我预先准备了一份假证明,这也是一个学生帮我制作的。但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第一次用假证件,就紧张得不得了,那位售票员只看了我一眼,我就吓坏了,以为被他看出破绽,连忙逃跑。旅馆也不敢住了,贵阳火车站也不敢上,就跑到贵阳南站,在旁边的石头山上去露宿了一晚。那真是难熬的一夜,真没想到自己这样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当时我只有二十九岁),竟然成了一个逃亡者,在这个社会无容身之地,实在是活不下去了,但一想到我一切都还没有开始,连恋爱都没有经历过,就这么死了,实在于心不甘,我不能自杀,就决定到北京去告状,当时还是寄希望于毛主席的。

问题是如何尽快离开贵阳:我估计学校已经发现了我的逃亡,一定要派人到贵阳来抓我。而当时贵阳要上火车的人太多,根本挤不上去。情急之中,我决定学习《铁道游击队》里的游击队员,在火车开动的瞬间,跳了上去,紧扒着车门外的手把,整个身子都贴在上面。当时有很多人都这样扒火车,所以车站上的人也不管。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过山洞时,空间突然变得非常狭窄,而且浓烟倒流,憋气得很,过一回山洞,全身都熏黑了。而贵州的山洞又特别多。而且长久地挂在车厢门外,稍有不慎,或支持不住,一松手就完了。后来车厢里的人看我实在太可怜了,就把门打开让我挤进去。坐下来,问身边的人:你干什么的?他说:我是省公安厅的干部,又把我吓了一大跳:会不会是来抓我的?真的成了一个惊弓之鸟了。车到了桂林,不敢再坐下去了,就跳出来。和在车上认识的一个流浪儿童混在一起。当时社会秩序十分混乱,车上、车站上什么人都有,我认识的这个流浪儿童,其父母好像也是广州军区的什么干部,文化大革命被关了起来,他就到处流浪,自然比我有经验,反过来照顾我。

后来我还是设法买了上北京的火车票。但没想到火车到了郑州,突然停下来,上来了一群戴着钢盔的“文攻武卫”队员,说是要检查证件。这又把我吓坏了,我什么证件也没有哇,检查到我身上就完了,单是铁棍一阵乱打,我就受不了了。但我又不能有任何动作,只能听天由命了。但是奇怪,他们在离我还有一两个位置的地方,突然不查了,下车走了。我当时心里想:真是天助我也!——人处于完全无助的情况下,真的只有相信命运了。

我好不容易逃到我大哥那里,却把他吓了一跳,因为他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也在被审查,家里还住着一个监视他的人。我这一去正是自投罗网,马上就关起来,然后打电话给学校,学校就派来了两个学生,把我押送回去。押送的是一个“要犯”,在武汉要换火车,找旅馆,都不肯收留,只能蹲在火车站里。今天提到武汉,我就想起当年做被押解的犯人的滋味,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这是很难形容的。

后来车到了柳州,正赶上广西两派武斗,上面子弹飞舞,我们就扒在车厢的地板上,随时都有流弹穿窗打进来的危险,那又是一番恐惧。

一路押着,押到贵州。一下车,全校“革命师生”都在那里等着,不由分说,戴上“117黑参谋”的大牌子,走遍安顺大街小巷,一路游斗。

然后万人大会批斗。批斗完了就把我关在地下室里,半夜里忽然被叫起来,电筒光一阵猛照,真把我吓死了,以为要枪毙了。后来才知道这是神经战,就是要制造恐惧。最后由于形势变了(文革中的“形势”是瞬息万变的),大概是强调要“落实政策”吧,于是又把我放了。

那样一种恐惧感,真正是刻骨铭心,成为我最重要的生命体验。

或许正是这样生命的体验,决定了我今天的基本价值立场。但这样的“红色恐怖”并没有压倒我,反而更坚定了我的反抗意志。尽管一直处在严密的监控下,几乎成了一个“不可接触的人”,但我仍然参加了许多“地下活动”,这里又有很多“故事”,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

就说说我的又一次“死里逃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