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
选择的困惑
小学五年级老师征求“我长大了做什么”的签名，我填的就是当老师：这是年轻时候第一个梦。到了中学，就想当作家，而且是儿童文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教师梦的一个延伸。就是怀着这样的梦想而成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学生。但很快就发现自己没有文学创作的才能，于是转而想当学者。1957年鸣放期间，公开宣称同意费孝通教授的观点，并宣布自己向往的就是“一间屋，一枝笔，一本书”的书斋生活，却因此番言论戴上了“走白专道路”的帽子，没有被打成右派，已是万幸。大学毕业时，欲读研究生而不准，理由是“你的书已经读得太多，因此变蠢了，应该到实际生活中去锻炼改造”。于是，又阴差阳错，当上了教师，先后在贵州安顺卫生学校与师范学校教语文，一教就是十八年。
到1978年成了王瑶先生、严家炎先生的研究生，学者道路终于在我的面前敞开。但我却发生了犹豫。原因是我骨子里的堂吉诃德气，使我迷恋行动，有一种当一名“战士”的内在冲动。那时中国正处在历史大转折的关头，每一个人都面临着新的选择。在做研究生的第一年里，我一直在“当学者”与“当战士”（直接投身于当时正蓬勃发展的社会民主运动）这两条道路中徘徊，矛盾，斗争，苦闷。但最终还是走上了学者之路，并且越来越沉迷其中。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院派的价值与危机
但矛盾并未解决，而且转化为一个“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而这也是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曾有过这样的观点：“政治”就是“官本位”的“权力政治”，从政，或政治关怀，现实关怀，最多也是一个“时段性角色行为规范”，而不具有“终极性普世价值”；而唯有学术才具有终极性，“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有比现实政治更长久的独立价值”，唯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的学者才能真正实现“个人本位”的普世价值，“以学为本”才是真正的“传道”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的颠倒，即以“为隐而隐，为学术而学术”为“元价值”，以经世致用、政治关怀、现实关怀为“无价值”。这样的颠倒的价值观（“学术至上”）与所要颠倒的价值观（“政治至上”），其内在的思维方式却是惊人的一致：都是将“政治”与“学术”决然对立，并将某一种选择绝对化。
对这样一种将学院派的选择绝对化的倾向，我当然不能认同，但却有一种理解的同情。因为，在中国，学院派的追求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实践，即使是论者所说的“学术本位”的呼吁盛行一时的九十年代，也很快为商业化的浪潮所淹没，“纯学术”甚至也成为一种包装，在这样一个表演型的“假学者”横行于世的时代，一个“不读书”的时代，真正的学者坚守学术本位，不为政治与商业的诱惑所动，保持学术的独立，淡泊明志，一头钻进象牙塔，埋头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研究，也是需要勇气，而且是值得尊重的。因此，当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学院派受到越来越多的责难以至否定的时候，我倒是愿意为真正的学院派辩护的。
当然，我也同样看到了学院派的危机。在我看来，除外在的学术环境实际上不利于学院派的发展之外，危机更来自学院派不能清醒地意识自身的有限性，对可能出现的陷阱缺乏必要的警觉。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表示了这样的“忧虑”“在一些知识分子那里，‘退回学院’却意味着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淡出，创造性思考的退化，把学术研究变成纯粹的技术操作，成为证明某种西方流行理论的有效性的智力游戏，从而失去内在的生命底蕴与活力。”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则谈到，某种程度上，这正是“现代学术”自身的危机：“当现代学术研究越来越趋向职业化（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研究工作逐渐成为可规范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专业行为，这一方面促成了研究的精密化、科学化，但同时也可能（自然不是必然）使研究成为纯粹的‘学术操练’……这样的‘无魂的研究’是手段变成目的所结出的苦果”；“当现代学术研究与现代文化市场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这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研究工作逐渐成为一种具有商业性的行为，这一方面为研究成果的传播，社会接受与向实践的转化，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并必然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推动力，但它同时也孕育着学术研究完全商品化的危险，人们同样将手段变成目的……（造成了）‘泡沫学术’与‘假冒伪劣的学术产品’”。学院派的学术不能回避的还有与体制的关系，在学术研究越来越体制化的情况下，一方面学院里的学者有可能在我所说的“新的科举制度”（它有一套非常严密的等级式的量化评价标准与繁琐的操作程序）的控制下，失去独立自主性，同时也会有少数的学院派学者在新的权力关系网络中成为“学霸”。在一篇关于大学教育的文章里，我还谈到，有“一些学者，他自己的学术可能做得不错，但却为一己的学术思路所拘，从而对不同于己的新的学术追求失去了判断力，常常因其存在某种不足和缺憾而予以简单的否定，而任何一个新的创造，在其草创阶段，总是毛毛糙糙，显示出某种不成熟性的”，这样的学者或许还没有达到“学霸”的程度，但却也会因将自己的研究观念、方法绝对化而有意无意地压抑了学术的创造力。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就是我的问题，或者说，是我在走上学术道路时，所面临的问题：怎样既不重踏政治至上，学术为政治服务，成为政治的附庸的覆辙，又能够避免淡化历史与现实问题，而失去学术活力的危机？也就是如何在学术与现实、政治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经过此后二十年的思考与实践，在世纪末的一次学术座谈会上，我这样谈到了自己的认识：“（我）努力地追求自己的研究与当代生活保持一种息息相关的联系。在我的理解中，这包括以下几层意思。一是充分重视中国本土的经验。二是研究的问题意识必须产生于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现实，但思考与研究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应该是学理的，更带根本性与超越性的，以实现现实关怀与超越性关怀的有机结合。三是要处理好当下性与历史性的关系，既要对当事人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与历史语境下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有一种理解的同情，又要正视与揭示这些选择所产生的后果：这后果是历史当事人所不可能预知，而又是研究者所面临的当下现实。”——这也算是我的学术研究经验的一个总结吧。
以上是对我初入学界，在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困惑所引发的一些讨论，现在再回到历史的“当时”。
学者的生命形态与魅力
1981年毕业留校，担任了王瑶先生助手；而我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协助先生撰写《〈故事新编〉散论》，这是先生晚年最重要的学术论述，是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而写，却准备了二十多年。于是，我有了一个机会近距离地观察、感受作为学者的王瑶，感悟学者的生命形态与魅力：“工作一开始，先生就拿出一大堆大小不等的纸片，让我熟悉‘材料’。我打开一看，只见这些纸片，有的是剪报，有的是正规的卡片，有的竟是香烟盒、旧日历；上面或密密麻麻地抄录着原始材料，或歪歪斜斜地写着三言两语偶尔掠过的思考，有的就只有有关材料的出处；再仔细看，这些纸片的时间跨度竟长达几十年，我现在能够想起的，就有1956年9月5日《人民日报》上所载徐淦《鲁迅先生和绍兴戏》一文的剪报，1962年4月25日《人民日报》上所载佐临《漫谈“戏剧观”》一文的剪报，1963年3月14日《光明日报》载周企何《川剧丑角艺术》的剪报，写着‘1980年《戏剧学习》2期丁扬忠《布莱希特与中国古典戏剧》’几个字的纸条；还有几张纸条，则是先生平时在欣赏电台广播的肖长华、姜妙香合演的京剧唱片《连升店》，尚小云、荀慧生合演的《樊江关》时，随手记下的，时间大概总是五六十年代；另一张好像是文化大革命前先生在观看了拍摄成电影的湖南花鼓戏《补锅》后记下的几句台词……看着这一堆已经发黄的纸片，想到先生为了解决《故事新编》中的‘油滑’问题这一鲁迅研究中的难题，竟思考、酝酿、准备了二十五个年头，想到先生八十年如一日地时时刻刻都处在学术研究状态中，连平时看报、听戏、看电影都能随时赋予他学术的灵感，我突然强烈地感受到了学术研究的艰辛与乐趣，学者生涯的特殊魅力，对作为‘学者’的先生似乎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把几十年的研究心得写成正式的学术论文，这在先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但他仍然是极其认真，甚至可以说是小心翼翼地做着最后的文字工作。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文章的每一个小标题，他都与我仔细地推敲过，先生的要求十分严格，既要能概括文中的内容，又要文字简明，还要前后字数统一，具有形式上的匀称美，‘且说《补天》’这个标题就是先生和我一边散步，一边讨论，琢磨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最后定下来的。我发现，精心选择、调遣语言文字，对于先生简直是一种享受，他是那样兴致勃勃，甚至是怡然自得地品味，吟哦，陶醉于其间，神态又是那般的洒脱、从容……整整半个月，先生仿佛卸去了外在角色加于他的一切，沉浸在真正学者的单纯与明净之中。我不禁从旁欣赏起来，并且受到了深深的感动。”我突然明白：这就是我所需要的，这“单纯与明净”正是这几十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学术境界，人生境界！尽管我在与先生相处十多年间，这样的状态仅见过这一次，但就是这瞬间印象却几乎照亮了我此后的学术与人生道路：无论处在怎样的外在与内在的困境之中，只要一步入学术的幽林，就安静、平息下来，进入生命的沉潜状态。
如我在《与鲁迅相遇》的“后记”里所说：这“不是对现实痛苦的回避，而是使这痛苦更加刻骨铭心，并超越一己的痛苦，思考国家、民族、人类的大问题，感受人生的大悲欢，生命因此得到了升华与自赎”，在这样的生命的高峰体验中，自我心灵就达到了单纯与明净。
学术研究对我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
我知道，我自己的本性或许是更接近学术的。学术研究对我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这首先是一种历史的诱惑。我曾谈到“每回埋头于旧报刊的灰尘里时，就仿佛步入当年的情境之中，并常为此而兴奋不已”。按我的理解，所谓“步入当年的情境”，就是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故人”进行超越时空的心灵的对话与交流。我在《周作人传》中曾写有“风雨故人来”的专节，这是我写得最为动情的文字，记得陈思和君在评论《周作人传》时，特地提到了这一节：他算是看懂了我的文字。文中所说的周作人的读书与写作境界其实是包含了我自己对学术研究的理解与追求的：“像当年陶渊明那样，‘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在与‘遗烈’结缘、对话中，使自己寂寞的内心得到慰藉，精神也得到升华。读书的过程，就是一个‘物我’的回响交流的过程，一方面用自己的胸襟与眼光去发现古人，另一方面，又通过这种发现进一步肯定自己，扩大、丰富自己，建立起支撑自我的精神柱石”，正是“通过这种努力，将自我与历史联系起来，也就是在历史存在中找到自我存在的根据与理由”。我后来在《读周作人》中又引述周作人的《〈风雨谈〉小引》，这样描写了和故人结缘的读书与写作的心理过程及所构成的意境：有如“风雨故人来”，“始而‘寒雨荒鸡，无聊甚矣’，遂盼故人之来；既而‘暴雨如注，群鸡乱鸣’，仍不见故人，以致‘积忧成病’；‘雨甚而晦，鸡鸣而长，苦寂甚矣’，正当绝望之时，故人忽来，则‘喜当何如’”，这淡淡的忧郁中的淡淡的喜悦，所谓“寂寞的不寂寞之感”，自然不只是读书、治学的境界，更是一种人生境界。我经常谈到自己感到“热闹中的寂寞”时，就去读书与研究，以求“寂寞中的充实与喜悦”，所说的正是这出入于学术的心境。这样的与故人结缘的研究，是有严格的选择的，即有所谓“有缘”还是“无缘”之分。现在想起来，我真正有缘的故人并不多，经常造访的，主要是周氏兄弟，此外不过是曹禺、艾青、穆旦、萧红、路翎、师陀等五六人而已。外国朋友则有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海涅、屠格涅夫诸位，都是从小就十分仰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