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我的精神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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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8)

但也只能说,其志向与勇气均可嘉,而实际是做不到的。在那样一个边远的小城,要读的这些书根本找不到,只能从《庄子》这样的基本经典读起。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我的阅读兴趣,如前所说,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文革结束后,回到北京,才有了可能接触到广大的世界。当时很多同学,都在猛补外语,而我却考虑到自己年龄已大,学习外语有相当的困难,而当务之急,是专业的补课。于是,放弃了外语的学习,集中于现代文学的研读。而且和其他朋友、同学在八十年代热衷于西方哲学、文学理论,九十年代又转向中国传统的补课不同,二十多年以来,我一直坚守于现代文学的研读与写作。

而且我的写作欲望越来越强烈,到后来几乎没有时间来系统地读书。

这固然造成了我在现代文学专业上的某些优势,但同时也形成了巨大的缺陷与不足。

从以上的阅读史的简单回顾,不难看出,我的所有的知识储备,完全是以“五四”新文学为中心的:不仅我始终以主要精力研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自觉接受以鲁迅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传统、左翼文学传统,而且我对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的阅读学习,也主要在“五四”新文学所接纳的范围内,接受的是中国文化中的所谓“人民性”传统,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文化传统,俄国及东方被压迫民族文化传统,苏联革命文化传统。这里显然存在着两个盲点,两大隔膜,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隔膜,及对西方现代文化的隔膜。这都是致命的:一方面,虽然由于我对“五四”新文化,特别是对鲁迅的迷恋与熟悉,使我能够与王瑶先生有精神的相通,但,作为他的学生,我却无法继承他的“学通古今”的学术传统,他所达到的高度是我不能企及的。也就是说,“学贯古今、中西”这本是从鲁迅到朱自清到王瑶的现代学术的重要传统,但却是我这样的“学者”所望而止步的:非不愿也,乃不能也。

更重要的是,我的知识结构上的两大缺陷,也使得我在根本上与我的研究对象,例如鲁迅与周作人也是隔膜的,因为他们于中国传统、西方现代文化都有很高的造诣与很深切的理解。也就是说,我对他们的研究,在达到一定的层次以后,就受到知识结构的限制,很难再深入下去。我经常说自己即使在学术上也只是“历史的中间物”,就是看清了这样的根本性的缺陷,而且这是无法弥补的,只能是永远的遗憾;而且这是时代与命运造成的,非我个人所能把握,因此在我的内心深处常有悲凉与无奈之感:人只能在历史允许的范围内做自己能做的有限的事情。

问题还在于,这不仅是知识结构上的缺陷,而且更是精神层面的。

特别是对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文化的隔膜,造成了我们精神世界,我们的视野、修养、情趣的狭窄、单一、浅薄、枯寂与粗糙。问题是这是无法弥补的。内在气质是不能装假的,不如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底气不足。我常自嘲:这是历史造成的没有文化的一代学者,无趣无味的一代文人。这自嘲里隐含着辛酸,还是不说了吧。

“战士兼学者”的学术道路仍然回到王瑶先生这里来。我在一篇文章里已经说过,“‘王瑶的意义’已经成为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上的一个课题,引发了后来者的不断追念,思考与论说”。

而且,在学术界有了不同的认识,引发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有研究者认为王瑶先生是“学院派的一员”,强调王瑶先生的鲁迅研究体现了“对事实和价值,对学术和意识形态的清晰区分与界定”,对“意识形态要求”的“自觉的疏离”,并且认为这是王瑶先生对鲁迅研究的主要贡献。

但樊骏先生在《论文学史家王瑶——兼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提醒人们注意以下事实:王瑶先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是“一二·九”运动一个骨干,他是个左翼的文艺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几次被关进国民党监狱,到抗战时期,他脱党走上了学术的道路。王瑶先生和其他学者不一样,有很多学者都是从学术走向政治,他是从政治走向学术,他走的是一条逆向的道路。但是,王瑶成为学者以后,他的学术和早年“左翼理论家”之间,仍然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无法回避他的治学态度、学术风格,和学院派之间原则的区别”。

樊骏先生作了如下论证:第一,王瑶先生强调无论是研究作家作品或是其他问题,都应该注意,它既然是历史的现象,就必然需要一种历史感。与此同时,对于历史的研究也必然与现实生活保持密切联系。也就是他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了“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结合,一方面,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同时又强调研究的主体性。其二,王瑶还从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角度,“强调历史研究对于现实的积极作用”,他因此赞赏这样的命题:“让历史告诉未来”。这就“超越了纯粹学术的界限,很注意它们为现实提供历史经验的社会作用”。第三,王瑶先生的文学观念,竭力推举“为人生的文学”,强调人民本位的价值标准,在他看来,这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特征,因此,他强调历史研究中“知人论世”的原则,重视文学和时代的关系。“他最善于联系时代抓住问题和说明问题;在这种场合特别显示出他过人的才能和智慧,还常常提出发人深思的见解。这几乎形成了他的普遍的思维定式和常见的论证模式。”其四,王瑶先生“不仅在青年时代活跃于政治斗争的第一线,而且终生都对于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志趣不限于学术,不是一位单纯的学者、不问世事的学院派”,“为人的这一特点,不可能不渗透在他的学术成果中,那就表现为相当浓厚的政治内涵和相当鲜明的政治倾向”。在时代和文学的关系当中,王瑶先生更关注的是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他更多地从政治的角度(包括当时的政治形势、政治事件、政治社会心理等),直接或间接地切入问题”。——孙玉石先生有一个回忆,也证实了樊骏先生的这一论断。

那是王瑶先生在他客厅的一次讨论会上的即席讲话,我也参加了讨论,孙先生在他的日记里有如下记录:“我们搞现代文学的,不能离开政治谈文化,不能一味地淡化政治”,这其实是对包括我在内的他的学生的一个批评。因为当时我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想摆脱文学史研究依附于革命政治史的研究格局,因而有意地淡化政治,突出文化与文学因素。王瑶先生理解我们的这一意图,同时提醒我们不要走到否认政治的极端:“淡化政治,淡到了零的程度是不行的。政治这个东西是客观存在,你不找它,它还要找你。现代文学离不开政治,生活里的人谁也离不开政治。这政治过去看得太狭窄了,要把它看做是一个广泛的范畴。但是怎么广也不能广到没有。”

樊骏先生根据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王瑶先生对文学研究现实感的强调,对文学研究对于现实作用的强调,对文学和时代关系的强调,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强调,论证了王瑶先生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院派的学者,并将其放在“五四”以后的学术史的视野里,就作出了一个我认为极重要的概括。他说:“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于二三十年代逐步出现一个新型的文化学术群体”,“有的接受实证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有的进而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针,以此来重新估价历史遗产,探索发展文化学术的新路;把自己在文化学术领域的专业工作,视为推动社会进步、民族解放的组成部分——不仅没有把前者游离于后者之外,而且自觉地以此作为自己服务于国家民族的主要手段:在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往往兼有学者与战士的双重身份,在他们的观念和工作实践中,也是把文化学术与意识形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群体和学院派的区别,主要在于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自觉性”。樊骏先生认为,鲁迅、郭沫若就是其中的代表,而王瑶先生也应该属于这样一个群体,而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如李何林、唐、田仲济等先生,也都是这样的“学者兼战士”型的知识分子。

我是同意樊骏先生的这一分析和论断的。而且如果我们联系前面提及的,王瑶先生把他的研究生导师朱自清也视为“一生皆是诗人,一生皆是学者,一生皆是战士”的知识分子,而鲁迅无疑更是“学者兼战士”型的知识分子,那么,王瑶先生走上这样的学术道路,固然是他的经历、个人精神气质所决定,也是自有学术渊源的。

特殊的价值、魅力和可能存在的陷阱但是,即使是承认王瑶先生所走的是一条“学者兼战士”的学术道路,紧接着产生的问题就是价值判断:怎么看待这样一条学术道路,这样一类学者的学术成就?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是有不同意见的。

比如,有的研究者把王瑶先生对现实的关怀,特别是对政治的关怀,即所谓“关怀世务”,简单地概括为“政治至上”、“革命崇拜”,并将其价值观概括为:“族国本位=经世致用=政治至上=‘元价值’”;“个性本位=不事王侯=为隐而隐(为学术而学术)=无价值”。——这显然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概括,王瑶先生对学术和政治、现实关系的认识要复杂得多。但也必须承认,“政治至上”、“革命崇拜”对王瑶先生这一代中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再作详细讨论。问题是这样的概括背后隐含着另一种价值判断,即将“政治”狭隘化为一种“官本位”的“权力政治”,“革命”即是通向“王廷”之途,从政,或政治关怀、现实关怀,最多也是一个“时段性角色行为规范”,而不具有“终极性普适价值”。而唯有学术才具有终极性,“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有比现实政治更长久的独立价值”,唯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的学者才能真正实现“个人本位”的普世价值,“以学为本”才是真正的“传道”。这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的颠倒,即以“为隐而隐,为学术而学术”为“元价值”,以“经世致用”、政治关怀、现实关怀为“无价值”。这样的颠倒的价值观(“学术至上”)与所要颠倒的价值观(“政治至上”),其内在思维方式却是惊人的一致:都是将“政治”与“学术”绝然对立,并将某一种选择绝对化。

当然,我理解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院派所作的辩护,对其价值的着意强调,因为我们确实有简单地排斥学院派的问题,而且直到今天,学院派在中国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标榜者多,而认真实践者少。因此,我认为真正的学院派在当今的中国仍然有它的特殊价值和意义,至少说在坚持学术独立,坚持学术传承,坚持精神自由,抗拒御用学术和商业学术上,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反过来也不能把学院派的价值绝对化了,好像与学院派不同的选择,另一条学术道路,比如说“战士兼学者”的道路,就是背离了学术,就要将其逐出“学术殿堂”,至少认为其学术价值不高,这样就实际上是要把学术的判断权垄断在自己手里,这是不利于学术自由和多元化发展的。

而且一个学者选择什么样的学术道路,不是完全决定于主观意志,是和他的客观条件,例如个人精神气质有关系的。假如这个人对政治毫无兴趣,你非要他去走战士兼学者的道路那当然不行;反过来这个人他就是对政治有兴趣,对现实有强烈关怀,他就不可能“为学术而学术”。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学术道路的多元化,强调不同类型的学者的并存,就是为了充分发挥每一个学者不同的潜能,以达到合理、健全的学术生态平衡,而绝不能把任何一种价值绝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