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杨素进宫侍宴，委婉地称赞晋王杨广孝悌恭俭，很像文帝。独孤皇后听后，垂泣说道：“你说得对。我的二儿子十分孝顺，每次听说皇帝和我派去的使者到了，必定到境外迎接，临走时每次都流泪惜别。不像他哥哥，只知道与那个云妃相对而坐，终日酣宴，亲近小人。我是越来越喜欢二儿子了，常替他担心。”杨素知道了皇后的意图，便大谈太子没有才德。皇后高兴之下，赠送给杨素许多金钱，示意他去操办废立之事。
杨素吃了定心丸，向杨广宣誓效忠，二人结成同盟。于是，种种诬陷杨勇的阴谋，有条不紊地渐次出笼了——
杨广捏造事实，在独孤皇后面前哭诉自己将被杨勇暗害；
杨素收买了杨勇的近臣姬威等人，在文帝面前罗织罪名，说杨勇怨恨文帝，恐怕要发动叛乱；
有人奏报高的隐私，说他托疾不朝，有意效法司马懿，图谋不轨；
有人向文帝说：杨勇养马千匹，准备在文帝离开长安去仁寿宫时，在京发动政变，诛杀大臣。
这些谣传，弄得文帝终日疑神疑鬼，吓得晚上和衣而卧，不敢入睡。
到了开皇二十年十月，在独孤皇后的一再催促下，文帝终于下定决心，下诏逮捕并审讯杨勇，废为庶人。
杨素自告奋勇，负责鞫审杨勇。可怜的杨勇哪里是杨素的对手，被无端安上了一大堆罪名。审讯结束后，文帝赏赐给杨素布帛三千匹，以表奖励。宣读废黜诏书的，是杨素的文友薛道衡，那诏书即便是出自薛道衡之手，可能也经杨素润色修改过。
一个月之后，伴随着京师的一场大风雪，文帝诏告天下，以杨广为皇太子。
杨勇无罪遭废，多次请求拜见皇上，当面申诉冤屈。杨广、杨素竭力阻拦，不让文帝闻知。杨勇急得爬到树上大声喊叫，路过的朝臣听到后奏知文帝，文帝希望召见一下杨勇。杨素进言说：“杨勇神志混乱，身上有鬼怪附体，皇上不宜再见他，以免龙体受损。”文帝信以为真，终生未再见杨勇。
废黜太子毕竟是一件大事，文帝心里很不痛快，决定明年改元为仁寿，借改元来换换新气象。
“提前”病死是一种福气
仁寿元年，高被免职，杨素代替他出任尚书左仆射。杨勇被废，高自然要下台；策划废立的首要功臣是杨素，现在他成了“二人(文帝、杨广)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人物了。照例还要任命一位尚书右仆射，杨素提议苏威出任。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既显得自己大度，又虚设了一个没有实力的人来与自己一道“共”掌朝政。
杨素的权势炙手可热。他的弟弟杨约，叔父杨文思、杨文纪，都是尚书列卿；儿子杨玄感、杨玄奖、杨玄纵等都位至柱国、刺史。家有奴仆数千，后庭身着绫罗绸缎的妓妾有一千多人。府宅华侈，规模同皇宫不相上下。亲戚故吏，无论有没有才能，都沾光受惠得到提拔。
杨素并不满足，对立有功勋的一些大臣，如贺若弼、史万岁、李纲、柳或等人，时常暗中予以中伤。杨广当上皇太子后，担心大臣不服，便依靠杨素来“清理门户”。
杨素首先拿杨广的弟弟开刀，造谣诬陷，说越王杨秀对杨勇被废心怀不平，聚兵图谋造反。文帝不辨真假，令杨素审讯杨秀。杨广、杨素又设了一个歹毒的冤案，把杨秀废为庶人，幽居内宫。
就这样，文帝的5个儿子，死的死，废的废，只剩下太子杨广和汉王杨谅了。杨谅虽得文帝欢心，但远在外地，又无羽翼，所以不足为虑。
杨素下一步考虑的是如何实现终极目标，让杨广由皇太子升变为皇帝。
杨广当了皇帝，杨素小心应付，总算得以寿终正寝。
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八月，独孤皇后病死于永安宫，杨广、杨素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靠山。但杨广的太子名分业已确立，杨素又羽翼众多，大权在握，所以不会有变故发生。
不过，功高震主，文帝也开始防备杨素，兵部尚书柳述、大理卿梁毗等大臣亦上书指责杨素作威作福。文帝遂采取了一些措施，外示优崇，实则削夺杨素的权力。
杨素心里自然明白，他表面上装出追求享乐、迷恋诗酒的样子，暗中却与杨广密谋加快夺位，因为内宫早已传出消息，60多岁的文帝身体欠安。
仁寿四年春天，文帝身体不适，把政事交付给太子杨广，自己离开皇宫大宝殿，迁居仁寿宫。
初夏四月，文帝病情日渐加重，召唤杨素和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入阁侍疾。这时，杨广的种种伪诈，已渐渐传入文帝耳中。文帝召来杨素，本来是想切断他与大宝殿的联系，但想不到却为时已晚，自己反而受制于杨素。杨素隔几天就发一封书信，向杨广密报仁寿宫的情况，决计将文帝软禁起来，伺机行动。
然而千密难免有一疏。初秋七月的某一天，杨素写的书信被宫人误送到文帝身边，文帝读后，极为恼怒。他终于证实杨广要抢班夺权，便想恢复杨勇的太子之位，对柳述、元岩说：“把我儿叫来！”柳述、元岩问叫哪个儿子，文帝说：“长子杨勇！”柳述、元岩出屋后赶紧草诏，杨素安插的耳目立即将此事报知了杨素。
杨素大吃一惊。一旦杨勇受诏即位，后果不堪设想。他当机立断，火速告知杨广，让他派人迅速动手；同时封锁仁寿宫大小宫门，阻止文帝召唤杨勇的诏书送出。
杨广担心夜长梦多，当夜带兵驰往仁寿宫，在杨素的配合下弑杀了文帝。
《隋书》之《杨素传》、《后妃传》等，都暗示是杨广、杨素杀害了文帝。一些野史更明确记载：当时“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
事不宜迟，杨广即位于仁寿宫，是为炀帝。
杨素终于长长吁出一口气：十几年的“心血”没有白费。
炀帝即位后，先逮捕了知情的柳述、元岩，接着杀死了杨勇以免后患。
当年八月，汉王杨谅料知皇兄不会放过自己，干脆主动举兵造反，想杀开一条生路。
杨素正愁无法再立功勋，当即率兵镇压杨谅。稚嫩的杨谅哪里是杨素的对手，兵败如山倒，被迫投降认输了。炀帝把他废黜为民，囚禁而死。至此，文帝的5个儿子，只剩炀帝“一枝独秀”了。
第二年，炀帝改元为大业。夺位之功，首推杨素，当然要加以酬谢、安抚。二月，任命杨素以尚书左仆射兼任尚书令。
三月，炀帝决定迁都洛阳，令杨素负责营建新都。杨素有修建仁寿宫的经验，此时又权势大增，于是大兴土木，尽力讨取炀帝的欢心。
七月，炀帝又提升杨素为太子太师。
对这一连串的提升，杨素不但不感到高兴，反而隐隐约约感受到危机。他饱读诗书，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懂得“狡兔死，走狗烹”的规律。多年的相处，使他深知炀帝的脾性，一旦皇位坐稳之后，必然要向功臣开刀。现在这些看似平常的提升，透露出一种“反常”：炀帝心怀猜忌，表面上礼敬有加，实际上是明升暗降。
大业二年六月，当炀帝又拜杨素为司徒、改封为楚国公时，杨素更加如芒刺在背、忐忑不安了。身为臣子，即便再有权势，也无法与皇帝抗衡，杨素只有小心应付，巧妙周旋，尽量减缓炀帝的猜忌和杀心。
幸运的是，没有多久，杨素就身染重病了。他不再上朝理事，专心卧床静养。炀帝假惺惺地派来名医诊候，赐予上等药物，暗中却询问医生，常担心杨素不死。
杨素当然知道炀帝的心思，便不肯服药，悄悄等待死神降临。七月，杨素病死，炀帝赠谥曰景武，隆重安葬。
第二年，隋朝的开国功臣如贺若弼、高等人，被炀帝定罪杀死；后来，连文人薛道衡也未逃脱杀身之祸。比较起来，杨素的“提前”病死，实在算是一种福气。
但是，隋炀帝与杨素及其家族的矛盾是不可消除的。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举兵反叛炀帝，虽然失败了，但也加快了隋炀帝的覆灭。
李德裕：玉杯破碎无复全
李德裕是唐武宗会昌年间名相，为政六年，内制宦官，外平幽燕，定回鹘，平泽潞，有重大政治建树，曾被李商隐誉为“万古之良相”。在唐朝那个写诗的时代，他同时又是一位诗人。
出谋划策排挤武元衡
中唐宪宗元和(公元806—821年)初年，赵郡李氏共有三人被拜为相：南房李蕃，西房李吉甫，东房李绛，成为中唐显赫一时的阀阅之家。到了唐文宗(李昂)大（太）和(公元827—836年)、开成(公元836—841年)年间，又有三人拜相：李蕃之从弟李国亨，李绛之近从李钰，另一个就是李吉甫之子李德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房这一支曾经出过一位特殊的人物，即李德裕的曾祖李载。据唐代李肇《国史补》记载，李载这个人经常带鹰携妓，驾车出猎，呼朋唤友，当街而过，目若无人，连请他做官他都不肯，在他的身上有一股燕赵豪侠之气，地方官吏仍把他当做不可轻视的特殊势力。也许，在那个时候，他留给子孙的除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特殊权力外，给李德裕影响最大的恐怕是这种相当潇洒而又特殊的掌权方式！
由于传统的旧观念作怪，李德裕虽然潜心苦学，却耻与庶族为伍，不肯通过科举求取功名，而希望靠门荫(子孙凭借世族荫庇而被推恩授官)入仕。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在他20岁的时候，授为校书郎。第二年正月，父亲李吉甫拜相，同时拜相的还有武元衡。为了避嫌，李德裕不得不离开京城，游宦地方，在方镇幕府中任职数年。
虽然离开京城，但李德裕的眼光始终关注着最高层的人事变动。和父亲一起拜相的武元衡，本来和李吉甫在大政方针上有许多相同之处，特别是对待藩镇叛乱上，两人都主张严厉镇压。平素武元衡气质高雅，论事有风采，在朝中深孚众望。李吉甫看在眼里，心中闷闷不乐，视武元衡为自己仕途上的拦路者。李德裕深知父亲心事，于是积极出谋划策排挤武元衡。在李德裕的安排下，李吉甫引用狄仁杰(武则天时的著名宰相，武后革命的功臣)的后代，时为襄阳从事的狄兼谟为拾遗，自己亲自草拟制词，引武后革命之事，盛赞狄仁杰，要求修狄仁杰祠庙，借狄兼谟之手而上书宪宗，想通过吹捧狄仁杰来影射武元衡，从而达到排挤他的目的。由于宪宗头脑还算清醒，没有冷落武元衡，但也未觉察李氏父子的阴谋。李氏父子联手，共同排挤武元衡，虽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李德裕善于耍弄权术的“天赋”已初露端倪。
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二月，李吉甫晋封赵国公，日益受宠于宪宗。这年的四月发生了一桩著名的制科案。在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中，担任考官的杨于陵、韦贯之、王涯(其外甥皇甫湜被定为上第等级)等人被指控科场舞弊，因此丢了乌纱帽。李吉甫被认为是发难者之一。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参加考试并且临场发挥甚佳被评为上等的牛僧孺、李宗闵等人，本来深得宪宗嘉许，飞黄腾达指日可待，此时也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断了升迁之路。牛、李等人因此对李吉甫恨之入骨。“父债子还”是中国的传统，这次策试风波为日后的牛李党争埋下了伏笔。
围绕科场案，牛、李第一次正面交锋，李德裕小胜一局。正当李德裕得意之际，父亲的对手李逢吉给了他当头棒喝。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正月，深得宪宗信任，二度为相，正走向权力巅峰的李吉甫暴病身亡。李德裕当年丁忧守制，未任任何官职。元和十一年，李德裕被辟为河东节度使掌书记，后因受李逢吉等人压抑，长期未得调用。
受李逢吉排挤八年不得升迁
元和十五年正月，宪宗被宦官杀害，穆宗登基。李德裕与李绅、段文昌、柳公权等同除翰林学士。翰林学士在唐初只不过是类似俳优的文人，到中唐以后，其职权相当特殊，时称“内相”。因为像宰辅的任命、皇储的废立等关涉国家前途的重大机密的草诏需要有一些有文采而又是心腹的人来起草。这个任务就落到翰林学士的头上，翰林学士成为深得皇上信任的荣誉职位。接着又改任屯田员外郎、中书舍人等机要秘书之职。
穆宗登基之初，政事荒怠，皇亲国戚交结宦官，刺探宫中机密，暗中和大臣来往，于政治危害极大。李德裕向穆宗建议：以后驸马等皇亲如有公事需见宰相，可在中书省相见，不准私自到家中去，其忠心耿耿深得穆宗赞赏。
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三四月间，国家举行科举考试，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各修书一封，向钱徽推荐才俊(这在唐代科举考试中是正常的)。可是到了放榜时，段、李所推荐的人一个也不在榜。相反，一些不学无术的权贵子弟倒榜上有名，他们是郑朗，前宰相郑覃之子；裴之巽，前相裴度之子；苏巢，牛党首领李宗闵的女婿；杨段士，则是主考官杨汝士的亲弟弟。显然，这是一起“科举舞弊案”，段文昌、李绅等人对此十分不满，上书要求复试。穆宗问起此事，李德裕证实了这一点，并建议由中书舍人王起等人主持复试。于是郑朗等数十人纷纷落马，穆宗贬钱徽为江州刺史。李宗闵为剑州刺史，杨汝士为开江令。与李德裕同称翰林“三俊”的李绅、元稹也与李德裕相呼应，上书指斥李宗闵等结党营私，一时牛党羽翼纷纷落马，朝中牛党只剩下御史中丞牛僧孺一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长庆二年二月，李德裕迁中书舍人，接着又为御史中丞，握有实权。此前李逢吉因阻挠李吉甫、裴度对淮西用兵，不合宪宗意，罢相出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及穆宗立，李逢吉因侍读穆宗有恩，于是派人秘密交结宦官，在穆宗前游说，不久即调入朝中任兵部尚书。此时，裴度也从太原入朝，与工部侍郎元稹相次拜相。“人心不足蛇吞象”，李逢吉拜兵部尚书之后，还想谋求相位，就利用裴度与元稹个人之间的不和，挑拨是非，制造矛盾，使二人俱罢相位。长庆二年六月，李逢吉如愿以偿，登上相位。李逢吉在宪宗时因为李吉甫的原因丢了相位，因此对他恨之入骨，现在便迁怒于李德裕。本来李德裕和牛僧孺均有当宰相的声望，李逢吉就拉牛打李。同时又害怕李绅阻止其事，又制造了李绅与韩愈的矛盾，贬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以李绅为御史中丞，这样他们离开内阁后就便于进一步排挤。九月，李德裕任浙西观察使(主管军事、财赋、风俗习惯等)，从此八年不得升迁。第二年，在李逢吉的推荐下，牛僧孺由户部侍郎拜相。这年八月，裴度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九月，元稹由同州刺史改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离京城愈来愈远。李党前辈和羽翼此时也是失意颇多，特别是李德裕，初次尝到了父亲留下的恶果。
李德裕贬到浙西后并未消沉，他注意改革旧弊，破除迷信。当时浙西民间迷信鬼怪，有父母兄弟患病，不但不积极治疗，反而丢弃不养。李德裕到任后，选择那些乡中有名望的明智之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不听从者，则绳之以法。几年时间便革除了陋俗。当时还盛行建造庙宇，除了那些历代名臣贤士的祠庙外，李德裕把其余的均视为淫祠，全部拆毁，减轻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穆宗知道后，大为赞赏，下诏予以表扬。然而还未来得及提拔，长庆四年正月，素对李德裕有好感的穆宗因服“长生药”而暴亡，幸运之神再次与李德裕擦肩而过。
二月，敬宗即位。李逢吉勾结宦官王守澄，进一步打击李党，贬李绅为端州司马。而牛党人物则纷纷得到升迁。四月，李逢吉封凉国公；十二月，牛僧孺晋封奇章郡公。而敬宗只有十六七岁，十分贪玩，根本不懂政治，朝政完全掌握在牛僧孺和李逢吉二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