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
北京作家王小波，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个多月来，有近百家报刊报道了他的去世和遗著出版的消息。现在全国各地的书店，都可以看到花城出版社推出的王小波小说遗著“时代三部曲”。凝重的书名：《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配以不同色调的封面，封面上印制了古希腊绘画中的人类经历的世代，意境悠远深沉。
这些小说代表着王小波对文学的关怀和理解，代表了他渴求达到的艺术水准。与我们历来已有的作品相比，王小波的作品是不同的一种。他无视禁忌的顽童心，他的幽默反讽才能和想象奇趣，远远超出这个时代的某种文学理解力。由于作品本身的这些特质，王小波生前经历了出书的重重困难。然而，作品的手稿在大学、出版社流传期间，一直有拍案叫绝之声。王小波的作品对于中国文学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也是本书的作者们思考的问题之一。由于他的作品一直没有在国内完全出版，我们的讨论也一直延宕到今天。现在他的全集正在筹备，小波却不在了。
小波在他的小说《红拂夜奔》中重写唐传奇人物红拂的死，那个死旷日持久，好像永远死不完。但最后魏老婆子想收尸时，红拂却不见了。这个结局好像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小男孩为了不吃蜗牛而上了树，他从此就不下来了。他在树上读书，在树上恋爱，还在树上经历了战争。你会想，他总不能死在树上吧？可他就是没有下来，连人们摆好了被单等他摔下来，他也没下来，他抓住一只偶然飞过的热气球，飞走了。
这是小波喜欢的一个故事，而我想的是，他自己就像故事的主人公一样，“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人天空”；这棵常绿之树，这片大地，是他热爱的文学和生命。他渐行渐远，终于我们看不见他了，他升人了那些永恒的文学之星闪烁的天空。
生前，小波说起过斯汤达的墓志铭“活过，爱过，写作过”；他说，还得加上一句：书都卖掉了。他的书到我所在的广州中山大学的书店时，隔壁的小学正在放课间操的音乐。听着远处的声音，看着小波这些在糙纸上流传的文字终于成书，醒目地陈列在大台上，我不禁想，那些将要长大的孩子，可会成为这些书的读者吗？
我无法预料未来的情形。我不能肯定，在下一个世纪的倒数第三年，会有文学系的新生，走在图书馆书架高耸的长廊；他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这一片黑压压的书架前逡巡，他说：我要找一本书，他的作者是王小波。这个想象也许太原始，读者，可能是坐在电脑前，他在这个目录下找书，他从光盘旦调出了王小波这个名字，后来，他说：有趣！是真的可乐！那个世纪还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让我如此开心啊！
我不能确知这一切，我，我们——我们这部书的作者。我们只能说出自己对一个人，对一部书的理解。我还知道，我们所有的话，未见得就能说明王小波正是如此这般，因为所有的回忆、言谈，不免都是些破碎、不连贯的断面，人和人的交往也都有既定的边界。何况，他在他的作品里，已经把自己表现得再充分、再明晰不过。无需我们去增加，或者去删减。我们做不了塑造他的事情，他用自己的劳作完成了他的一生。他的作品说明了、建立了、再创造了他自身。我们说的，只是，作为他的同时代人，我们的一部分生命的经验，阅读的经验。
这些经验是否有助于说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社会环境、文化气氛？是否有助于走近、认识一个叫王小波的人？我不能给出太肯定的答复。但我们大家做了这样一件事，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知道，他是重要的，是不能被遗忘的，我们做出这部书，是向一位潜心创造的人表达我们的敬意。这个表达，也许太迟了。尽管迟了，我们也要这么做，我们把有关他的生活和创作的资料收在这里，是为下个世纪的文学史和文学研究留下的一个备忘录；我们把来自四面八方的告别和悼文收在这里，是在亡灵之前祭献哀思的花篮。所有的文字，长短不一，风采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钮作者自负文责，编者并蓄兼容。我相信这样做，合乎尊重生命和尊重他人的原则。
和本书的大多数作者相比，我和小波认识得相当晚，相识的机缘也没有出奇之处。他的小说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审稿，我所在的教研室主任陈琼芝教授正好在那里兼职做编审。她推荐我看她审读的手稿，手稿是电脑打出来的，当时电脑稿不多见。我看了后，知道作者正好住在我们学校附近，这样我就和他约着见了面。那是1993年的夏末。一年以后，我离开北京到广州王作，我们依然保持着联系。
从相识以后，也和本书的其他一些作者朋友一样，我们都像小波写到过的一种人，见人就问“吃糖不吃”，我们问的是：出书不出？我们认为他写的小说正是我们想看的那种，太应该出版了。我们共同经历了小波出书不顺的困境。我还记得一个狂沙漫卷之夜，银河把小波的稿送到我家，由我第二天再交给一个出版社的人看。银河说因为小波喝醉了酒，所以她送来了。我又把银河送回刺骨的寒夜里，看她骑车顶风而去。我记得当时我们说到小波作品用语粗鄙，而银河说：其实小波内心是个非常优雅的人，这句话我一直记到今天。
在王小波去世之后，我再见到他。我走进他的家庭，和他的母亲、他作品中多次提到的哥哥，有过漫无拘束的长谈。这些与小波的生活和作品有关的内容，我都从录音中整理出来，收在本书中了。读者从这里也许可以发现他早年生活的踪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说“我父亲一生坎坷”、“我们家的家训是不准孩子学文科”。
在我认识王小波的时候，我写自己往事的一本书《血统》即将出版。我把校样拿给小波看，一方面是以文会友的意思，另一方面，我也请他给写个序。他很快就写出来了，但我交给出版社的时候还是晚了，没有用上。在小波生前，他父母的具体经历我所知甚少。我们很少聊到这个话题。他的大学同学也是他最好的一位朋友刘晓阳先生，在美国看到我从网上传过去的访谈录，也说：这才知道更多他的家事，因为我们互相都不打听对方家里。我这样说的意思是，现在我们知道了小波的父亲曾蒙受极大冤屈，又曾被毛泽东他老人家接见，这些轶事都带有传奇般的色彩，但在我编辑这本书的陈述中，这些都只作为事实存在，并非要增加小波这个人的传奇性。
我之所以要说明这一点，是因为，第一，我们曾在一个讲究血统的年代长大，长大以后，我们重新获得了个人价值、自我、知识等观念，重新确定了自己的身份和追求。这也是朋友之间不打听家世的原因，我们不必凭一个人的家世来评价他本人。这个原则是好的。现在我重看小波为《血统》写的序，我欣赏他那种开放的视野。他不是从个人的、家庭的不幸经验来接纳我的作品，而是带着反省和更平静的心态，他说：事实上一筐烂桃挑不出几个好的来，我也不比别人好。当年我们十四五岁，这就是说，从出世到14岁，我们没学到什么好。在另一篇题为《优越感种种》的杂文中，他说：优越感并不能造成实际上的优越，这种想法实足虚妄。
但是，另一方面，我还认为，了解了他的家庭的遭遇，对他自己个性和精神世界的形成，仍有一定的说明性。这是那些事实有必要存人这本书中的一个理由，那些苦难和荒谬，既是他个人的一种处境，但在中国，又带有更普遍的性质。
在1993年的一个秋夜，我去找小波，他正从外面回来。他说，父亲的书出版了，他去给父亲生前的友人送书来着。这本书，也是小波去世以后，我从小波的母亲宋华女士那里看到的。书名为《逻辑探索——王方名学术论文选》，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方名教授生前，在1981年为这本论文集写了前言。
在前言中，王方名教授说，这本书是作者从事逻辑学教学和科学研究25年的大事纪要，他说到5。年代的逻辑问题论争，下面这些段落的字里行间，包含了沉痛的心情“经过二十多年的沧桑巨变，许多上述论断的坚持者早已随沧桑巨变而离开了人间，但这些论断的现实意义并没有完全过去。我感到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仍在继续。”他回顾自己25年的学术历程，说：“这对于一个人是一个不短的时间，但对于一门科学的重大发展，则可以说刚刚起步，特别是经历10年浩劫，中断10年科研工作时间，大批宝贵科研资料丢失，目前所作的工作与本人愿望相去甚远。”
这本著作，到著者写序的12年之后才获出版，离王方名教授去世的1985年，又过了8年时间。
有关这一切，王小波在他的杂文中时有提及。说到那个灾难年代，他认为最大的痛苦不是别的，而是再也得不到思维的乐趣：
比方说，茨威格写过一部以此为题材的小说《象棋》，可称是现代经典，但我不认为他把这种痛苦描写得十全十美了。
这种痛苦的顶点不是拘押在旅馆里没有书看、没有合格的谈话伙伴。在我们之前，生活过无数的大智者，比方说，罗素、牛顿、莎士比亚，他们的思想和著述可以使我们免于这种痛苦，但我们和他们的思想、著述，已经被隔绝了。
父亲的坎坷经历也以变形想象的方式进入王小波后来的小说创造——我知道，毫无必要把生活中的事和小说中的人物扯到一起，小说形象是想象的产物，无需知道任何生活原型，也可以理解和欣赏小说的人物，况且真正的艺术生命还在于，这些人物是无需传记线索而存活和光彩照人的。但是，小波小说中写到他对人物的理解，我想，可以这样说：他用这样的理解确切地表达了他对往事和父辈的态度。在《黄金时代》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说过，在似水流年里，有一些事叫我日夜不安。就是这些事贺先生死了，死时直挺挺。刘老先生死了，死前想吃一只鸭。我在美国时，我爸爸也死了，死在了书桌上，当时他在写一封信，要和我讨论相对论。虽然死法各异，但每个人身上都有足以让他们再活下去的能量。我真希望他们得到延长生命的机会，继续活下去。我自己再也不想掏出肠子挂在别人脖子上。
1993年秋末，我读完了他的小说稿《寻找无双》，写了读后感《寻找智慧》，这个题目来自他的《序》中的一句话；本书是一本关于智慧，更确切地说，关于智慧的遭遇的书。我拿给小波看，他看后说道，父亲挨整后，在街上碰到过去认识的人，那人转身就走，好像从来就不认识一样。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说起父亲挨过整。但即使他不说，这一点也不新鲜。他父亲是个知识分子，其处境可想而知。而当小波说出这一点时，我有一种新鲜感，新鲜感是来自这和他小说的联系，他被刺痛父辈的那一个转身的背影所触发，结构了一部多么异想天开的新传奇。老故事里的大团圆结局被他颠覆了，他以仿传奇的形式尽情嘲讽乌托邦时代的社会心理，从其中发掘出那么丰富的喜剧性，昨天，《当代文坛报》的主编给我带来刚出版的1997年第三期刊物；作为对小波的纪念，该刊首次在国内登载了这篇书评。
在相距遥遥的几年间，我在我们南方的报纸上，在到达南方书店的北方刊物上，不断读到小波的杂文。
小波则给我寄来他的小说稿，最早的是《2015》，最晚的是《白银时代》，最让我入迷的是《万寿寺》。他总在信中说：我还在写小说。或者是：我正在写一个小说，前前后后写了十七八遍。
我记得在系里收到《万寿寺》的情形，那是用蓝色色带针打在那种一匹布一样折来折去的宽纸上。我就站在走廊上读《青铜时代，序：我的师承》，周围一切嘈杂我都听不见了；只有这些蓝色的句子，带着音乐般回旋萦荡的声音。这是小波写小说写到了某种极致时他的内心独白，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说到自己如此地迷恋现代汉语的韵律；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说出自己师承了这样一条不为人知的文化线索。这是一个发现，这个事实从来存在，它一直作为不传之秘存在，王小波第一次把它破解，他不仅说出其秘密，而且，他用自己在音韵上具有同样效果的散文叙述，印证了这个文字的奧秘所系。由这个发现，我们第一次感觉到，有一个事实，它被忽略了很久很久。在我们既往的文学生活中，一直都有那条波澜壮阔的暗河；那河是存在的，它从西方的，从那源头深远的古典文学里流过来；那些拥有才能却被剥夺了创作机会的中国诗人翻译家们，在喧嚷的、僵化的当代文学河床之下，引来了那远方的活水。有一个人，从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起，为这水声惊动，为这水声陶醉，听见了那天籁。
读小波的小说，我常常想，这种小说是为我这样的读者写的。我一直希望当代中国的文学中有这样的小说，它能在智力上启发我的智慧，在语言上给我快乐和美感，它延展记忆和想象，比起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小说毫不逊色，因为中国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以来，我们的文学趣味受到马尔克斯、昆德拉、金庸、伯尔、卡尔维诺等一批批作家的作品熏陶，我们不再是容易满足的读者。我当然知道，像我这样的读者，不仅不在少数，而且，至少有成千上万之多。
小波的作品就有这种素质，这种素质是异乎其类的，不是我们从来就有的，在我作为读者的一生中，终于等到了这样一种作品，它由一个中国人写出，这是幸运相逢。他写“文革”，是出奇机智地介入，介入到别人从未介入的层面，个人想象和性。他从容游戏于古代传奇的材料中，用他所谓“历史狂想主义”的顽童心态，建构、消解故事，于传奇寓言中拼贴现代人生。他尤其是长驱直入于莫须有的世界，纯然从幻想中产生了千年之前的湘西凤凰寨、长安城。他写的那些古之今人，今之古人，大智大勇，痴迷憨呆，倾国倾城。他虚构了另类人性争战，以智慧、性爱、有趣为一方，与无智、无性、无爱、无趣的另一方，在今古时空，在故事的各个层面，在思维和想象的领域反复讨伐争战，这一切，真令我拍手称快。
而我知道，这一切，他写得非常刻苦。这是我亲眼所见。
写作的人都知道，写作本身，首先是一件可以带来快感的事。但会有简单的快感和复杂的快感，一个喜欢下棋的棋手的快感与象棋大师的快感就会有这种区别。文学是在后者的意义上才成其为一种事业，才需要这样一种敬业精神。小波在《未来世界》的获奖感言中写到：“文学是一种永恒的事业。”“我觉得，这奖不是奖给已经形成的文字，而是奖给对小说这门艺术的理解。”“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的共同的体会。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当我重读到这些，我相信，小波正是在这一信念上，和当代世界那些文学大师有深切的沟通。一位1989年塞万提斯奖得主表达过同样的意思，这位巴拉圭的作家认为，作家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一部虚构的作品就像一只装着信被投人大海的瓶子。”写作被称为一个绝对集中的过程，它从设想接收作品是从作者自己开始的。“是为自己写作”，作家说：“同时确信我们并不是孤立的人。在这个并不卑微的行动中，一个人寻找他最深切的东西，寻找他另外的自我。”
在小波去世后，我从银河那里看到他早期的手稿，写在一个大练习本上，还有银河笔迹抄下来的未被发表的一些稿件，小波在《我为什么要写作》这篇文章中说到，他写过一个人变驴的故事；写过一个女主人公，长了蝙蝠的翅膀，生活在水下，他说，这些2。岁以前的作品我都烧掉了。他当然有权利这么说。因为那时候，他还拥有无可限量的写作生命。可是他突然离去，再不可能写出新的作品，连他写了十七八遍的《黑铁时代》也无从结稿，他留下的一切都成为仅有的遗物。他实际上没有烧掉的手稿，失而复得的《绿毛水怪》，成为了解他早期文学因缘的证据，独一无二的证据。
我看着这些手稿，想象着70年代的一个年轻人，在各种风起云涌的政治潮流之外，独自试探着在自己钟爱的文学之路上迈开步子。
在冥想中长大以后，我开始喜欢诗。我读过很多诗，其中有一些是真正的好诗。好诗描述过的事情各不相同，韵律也变化无常，但是都有一点相同的东西。它有一种水晶般的光辉，好像来自星星……真希望能永远读下去，打破这个寂寞的大海。我希望自己能写这样的诗，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
他写作，怀着那样一种唯恐碰坏了什么珍稀之物的心情。他说，旱季的天空蓝湛湛的，他觉得有种冲动：
开始时像初恋一样神秘，我想避开别人试试我自己。午夜时分，我从床上溜下来，听着别人的鼻息，悄悄地走到窗前去，在皎洁的月光下坐着想。似乎有一些感受、一些模糊不清的字句，不知写下来是什么样子的。在月光下，我用自来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写出的字句幼稚得可怕。我涂了又写，写了又涂，直到把镜子涂成暗蓝色，把手指和手掌全涂成蓝色才罢手。回到床上，我哭了。这好像是一个更可怕的噩梦。
那些留在大练习簿上的故事很有几分奧维德《变形记》的影子，一个穷愁潦倒的农民受尽羞辱，就变成了一头狗。一个多吃多占的干部在梦中变成了一条驴，他开始尝尽作驴的辛苦和世态炎凉。小波还重写了一个《刘三姐》的故事，三姐其丑无比，阿牛虽然爱她的歌声，却承受不了她的容貌……这些手稿上的文字稚拙，但绝不是当时流行的风格。
四
以后的故事：爱情，留学生活，后来是读书写作。
那些情书，我看过一个开头，那也是天籁，不朽的爱情和初恋的心里流出的文字，十足是人间绝唱。我不忍看，银河泪流满面。
我重读了小波已发表的作品以及存在于电脑里的近作，尝试勾勒出他写作的历程：
回国之后，小波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唐人传奇故事》（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年9月），其中收有5个作品：《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红线盗盒》、《红拂夜奔》、《夜行记》和《舅舅情人》。其中第一篇后来在刊物上发表过，小说集没有引起注意，那个时间是不注意小说的。
这本集子呈现了作者作为一个成熟叙事人的面目。和当时文坛上受注意的小说不同，这是一些纯小说，无关乎意识形态的宏旨，读它的时候可以揣摩到作者专心致力的异端：第一，讲一个故事。第二，把它讲到足以与类似金庸武侠小说那样引人入胜的程度，第三，还要有大侠小说所无，而潜藏在诸如《情人》、《少女与死亡》等现代外国名篇中的那些素质。
那些素质，王小波后来在《我对小说的看法》一文中谈到：“现代小说的名篇总是包含了极多的信息，而且极端精美，让读小说的人狂喜，让打算写小说的人害怕。”
《唐人秘传故事》还说不上极端精美，但它用现代顽童的心情调侃唐人，为讲故事人建立起一个自由戏谑的本真面目。就此而言，它是一个欢天喜地的逃离，逃离中国现代小说一直艰难背负的观念使命。这又是一个奇异新颖的起点，是王小波为未来世纪的中国小说显现的另一个起点。
再则，它里面已有了后来作为王小波小说精华的故事雏形，当然，此时的《红拂夜奔》比后来收在《时代三部曲》中的同题小说还显然稚嫩得多，线索也简单得多。
可以感觉到美妙奇趣的想象，语言游戏对作者的吸引。他注定为语言可能繁生的想象之花执迷不已，他一定也在这样繁生的迷宫之美、巴比伦的花园之美，在文字织锦面前，升腾起确信：“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
巴比伦的花园，早已失传。王小波用文字追寻失传的、无从见证的景观：热带雨林里的食人树，暖水河里比车轮还大的莲花。当他用绿草中的骸骨一样雪白的意象，来形容少女的情欲和惊恐时，当他以冰凉蠕动的绿色作为故事情节的内核时，他把极端通俗的形式和优雅精致的意象做了一个嫁接。
《黄金时代》获奖。1992年在台湾出了单行本（台北联经出版社）。
由于《黄金时代》，那个怪诞年代里被压抑的激情和性爱的力量，第一次以毫不羞怯的姿态，喷薄而出。这是王小波第一个自己满意的小说，他把它称之为“我的宠儿”。
和《黄金时代》同以“文革”和性爱为相关主题的还有《革命时期的爱情》和《我的阴阳两界》，王小波写到了1993年。前一年，他作出辞职决定，辞去在母校人大的教职，他以此回答了他在《似水流年》旦给主人公提出的一问：“我也必须全身心投入，在衰老之下死亡之前不停地写。这样我就有机会在上天所赐的衰老之刑面前，挺起腰杆，证明我是个好样的。”
1993年，处于自由状态的王小波是高产的一年，他写了他的第一个长篇《寻找无双》。复杂的叙事层面和变幻的情节分支取代了早期作品的单纯风格。还有，这个作品开启了后来作为《青铜时代》三部长篇的新寓言风格。不过，如果你说那里面硬有一个你可以清楚捕捉的寓意，那又未必了。这是小说的弹性，它可以意会，却无从言尽。
写了这个作品，小波的心情愉悦、舒展，他在序里说：写完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变形记》（奧维德）的最后几行：
吾诗已成。
无论大神的震怒，
还是山崩地裂，
都不能把它化为无形！
这一年，他终于把《红拂夜奔》也扩写成了长篇。从这个长篇中可以看到，他发展出一种对话体叙述，这样一个故事里可以建构出多个空间，这就是所谓跨越，是对叙事限制的一种跨越。
还有，他把小说变成了一种思想的方式。在小说中，他的想象、运思、推论比他后来在杂文中进行的思考要复杂得多，也深邃得多。这也是他要做到的，即让小说有趣，并且，充满思维的智慧。这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中国小说差不多丢得干干净净的东西。“我正等待着有一天，自己能够打开一本书不再期待它有趣，只期待自己能受到教育。与此同时，我也想起了《浮士德》里主人公感到生命离去时所说的话：你真美呀，请停一停！我哀婉正在失去的东西。”
写完了《红拂夜奔》，小波准备向另一个维度的跨越，他要挑战自己的限度，写自己没尝试过的东西。“我要拥有一切”——这是他在小说中写一个碰壁的小说家结尾的一句话，而这正是他的抱负。
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希望拥有无限的写作资源。这个资源，他确信，是在创造性的想象中。在《未来世界》（台北联经出版社，1995）的自序中，他说：“我喜欢奧威尔和卡尔维诺，这可能因为，我在写作时，也讨厌受真实逻辑的控制，更讨厌现实生活中索然无味的一面。”“有时想象比摹写生活更可取。”
深秋和隆冬过去，1994年春初，他写完了《未来世界里的日记》，写一群聪明人，在大多数人不识数的社会里生活。整个逻辑荒诞不经，总之，人人必须装傻才活得好，必须和自己聪明的本性作对。他想象了这个处境下智慧和爱情的遭遇。
但也许他不满意这个作品中奧威尔的影子。他写完了就把这个作品放下了，而写了另一个《未来世界》。这个中篇参加1994年联合报文学奖评选，再次获奖。
《未来世界》的作者设想了一个本世纪末的小说家在他的外甥记忆和虚构中的形象。未来是下个世纪，外甥成了历史学家，由于犯了直露和影射错误，遭到重新安置，接受各种荒唐无稽的羞辱摧残。
由这个作品开始，他在1995年完成了《2015》，在1996年写了《白银时代》，这三个作品构成了他的反乌托邦未来叙事系列。作品都是以未来时间为舞台，以我们这个时代的乌托邦逻辑为经纬，推展演变。电脑时代的网络空间、艺术家、知识分子的趣味和他们受到钳制，变得滑稽可笑的情形出现在小说中。
1994年夏天，他受到电影导演张元之约，为他写一个有关男同性恋的剧本。这个剧本经两个人多次互相拔河般的讨论、争执，结晶为电影《东宫，西宫》，王小波、张元在阿根廷电影节上同获最佳编剧奖。在小波的电脑里则保留了小说形式的原稿《似水柔情》，还有为这个故事在北京实验小剧场演出用的话剧脚本。
而能写出这个题材，还基于王小波和妻子李银河合作进行的社会学研究，这本著作：《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在1991年和1992年分别在香港和国内出版。
五
1994年秋天，王小波的小说集《黄金时代》终于由华夏出版社推出。除了朋友们以外，在出版界，同样有一股不屈不挠的力量，要支持这个人的沉默的创造精神，这股力量一直存在，推动了王小波作品的问世，与此同时，《花城》杂志持续地，每年一次地刊用了王小波在其他刊物被悬置的作品。他独特和机智的说理方式引起不少报刊注意，杂文随笔约稿越来越多。1995年，他编定了自己的第一本杂文集《思维的乐趣》。这本书在1997年春节前出版了。第二本杂文集他生前也已编定，题名为《我的精神家园》。
无论如何，对他来说，最热爱的工作还是写小说。他在1996年夏天把以前写过的《红线盗盒》重写，叙事繁复，处处是挑衅禁忌的笔致，却不失优美的韵味。这就是《万寿寺》，是他的篇幅最长，也是迄今为止被小说编辑们认为不可超越的一部小说。他选择了丧失记忆到记忆复原这么个小说家做叙事者，让手稿、追忆、想象交融，令故事场景不断增殖，他以出神入化的意象表达了他的理想：一个人仅仅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秋天，他写完《白银时代》，把他的时代三部曲编定，冬天——他与“花城”签了约。同时，他的新长篇正在缓慢地延展，这是《黑铁时代》，故事在“黑铁公寓”发生，大学毕业后，一个青年被关进这个用网络监控的公寓……大雪、女邻居、施虐与受虐场景、抑郁和调侃的风格，作品还不成形。
六
他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他不仅想做完，而且，最重要的，他想做到最好。在信中，他说：我敬重的作家是独特的一群，可以用 perfeCt来形容。但不是说他们总是perfect，只是说他们perfect过。一辈子perfeCt一两次，也就很可以。
他说：我写《寻找无双》时，还是中规中式的。写《红拂夜奔》时，对叙述本身就有点着迷，不再全神贯注于写故事。《万寿寺》则全然不关注故事，叙事本身成了件抒情的事：那篇小说从头到尾回旋不休，营造一种浪漫的旋律——当然不是夹人煽情文字营造，而是靠叙事的节奏来营造的……总的来说，比较现代的小说家都主张叙事本身大有可为，叙事可以浪漫地运用，就如法国人说的，小说可以诗化。
他说：小说应该诗化，从经典小说家笔下的那种沉重的文体羽化为一只翩翩蝴蝶。
我等着看他的新小说，但我知道，他不会很快地写出来的，他立志要与世界上最好的小说家比肩而立，他选择了他们那种反复重写的方式。他坚信：把小说的文件调入电脑，反复调动每一个段落，假如原来的小说足够好的话，逐渐就能找到这种线索；花上比写原稿多三五倍的时间，就能得到一篇新小说，比旧的好得没法比。
常人看到他不事修饰，目光散漫，看不到在内心里他的生活井然有序，他的秩序建立在精神创造的目标上。一年之交，他回顾这一年的工作，他从工作中感到幸福。这是在回顾1995年时他写的文字：
罗素先生曾说：真正的幸福来自建设性的工作。人能从毁灭里得到一些快乐，但这种快乐不能和建设带来的快乐相比。只有建设的快乐才能无穷无尽，毁灭则有它的极限。夸大狂和自恋都不能带来幸福，与此相反，它正是不幸的源泉。我们希望能远离偏执，从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中获取幸福。创造性工作的快乐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而我们恰恰有幸得到了可望获得这种快乐的机会一那就是作一个知识分子。
1996年，在另一封信中他说了同样的意思：
依鄙人之见，sentimental的可厌之处，是在旧有事物和情绪中的自我陶醉。反对它的，不是理念，而是一种全面通向未知的探索精神。现有一切美好的事物给我的启示是：它还可以更多的有。而最美好的事物则是把一件美好的东西造出来时的体验。也许这就叫做人文精神。但它不过是一种工作的热情而已。维特根斯坦死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此人一辈子不和人说理。所以，他所说的美好，是指离群索居时取得的成就。
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都在王作，1997年4月10日，他在网络上给地球另一面的朋友发信说：我正在出着一本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这是小波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这封信，是他生前发出的最后一个电子邮件。
小波把工作的使命留给了我们——我们所有这些忆念他，热爱他的同龄人；他把面向未来、取得成就的目标留给了我们——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除了承担这使命，努力，我再想不出别的、更好的、会使他觉得安慰的纪念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