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
王小波在匹兹堡大学的时间不长，我们之间的交往也大致只是在我研究室中每周一次在工作后的谈话。但是，这一段交往在我数十年教学生涯中，确是相当特殊的记忆。小波的妻子李银河在匹大读博士学位。她的导师是杨庆堃先生，我则在历史学系执教，还有一个社会学系合聘的职务，于是，我也列名在银河的学位导师小组之中。那时候，中国大陆留学生为数不多，对于台湾来的教授及同学，颇存疑心，小波夫妇对我却全无芥蒂。我一向对学生一视同仁，只要找我问问题，从来大叩大鸣，小叩小鸣，不找我，我也不会追着学生盘问。
银河有社会学专业进修的程序，小波却苦了！匹大是有一个东亚语文学系，而其功能则是训练洋孩子学华语，文学部分相当单薄，小波已是具有一定水准的作家，在东亚系实在没有值得他修习的课程，匹大有项“独立学习”的功课，还有一项“个别指导学习”的课程，等于学生与老师之间一对一地“吃小灶”。小波遂于得到我的同意后，挂在我的名下注册上课。
我自己的研究专业是古代史及社会史，文学不是我的本行。只是研究社会史，本来就不能自我设限；再则我生性好奇，东抓一把、西找一把，确有杂乱之弊，小波每周三的下午上课，照章办事，应是两小时讨论，我们二人其实都不在乎规定，有时一拖就会谈一个下午。有时也会因事停一次，下周补足，再加上一个下午。我们讨论也不完全有教材，即使指定了阅读资料，一谈就跳到别的题目，又派他一些其他资料研读。总之，这是一堂相当自由的讨论课。欧洲大陆的大学，这种师生交谈的课程，其实是研究生上课的常态。美国大学上课，有大纲，有进程，有报告……一板一眼，反而呆板了。我在匹大任教三十余年，通常从众，照章行事。只有“吃小灶”的功课，才有不拘形式的讨论。再加上小波的学习兴趣，本不在史学，也不在社会学，于是我们的对谈无所设限，任其所之。小波的朋友大约都知道，他坐姿松松散散，我也一直有坐不直的毛病，师生二人东倒西歪，倒也自由自在。
我们的话题，一部分是他的作品，通常我阅读他已出版的文章，询问撰文背景。在这一节骨眼上，他陆陆续续回忆一些下放的经历，工作的环境……凡此对我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形大有帮助！他娓娓道来，不慍不火，但是我还是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激越——其实，我自己的感受也是波涛起伏，五味杂陈，不能自己！历史的巨变，真必须吞噬自己的儿女吗？
我们也讨论他的文字。第一次检讨时，我特别提醒他，文字是矿砂，是铁坯？是绸料，是利剑？全看有没有练字的淬炼功夫。我想，这一番话，他是听进去了！他后期的文字精当洗练，确是花了王夫推敲过。
另一部分谈论的主题则是中国文化的转变脉络，尤其近代一百多年的变化，我记得曾经建议他阅读30年代及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他也介绍大陆50年代以后数十年文学界的大致情形。我因之得益不少。
他对于传统文学中的传奇，相当熟悉，我只是帮他理清从南北朝志怪小说、唐代故事，到宋明街坊民间说唱脚本及三言二拍——这一系列的长期演变，现在回想，小波是文学的创作者，不是历史学家，这些过去的资料其实都是触发灵感的素材。编排成串，还是罗列眼前？其实未必有什么大差别。我以自己专业的思考方式，凡事都要查考来龙去脉，也许反而将活泼的灵感泉源，弄成繁琐的谱系，于创作灵感竟可能有负面的作用。
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文化的演变时，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对比，也会推敲一些重要观念的涵义，这些观念，例如自由、民主、民族、人权……又都与生活息息相关。小波对于这一系列观念，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我则将这些观念在西方文明中的形成背景、演变过程，及不同时空条件引发的阐释，尽我能力之所及，希望能有所厘清。然而，这些观念自从引入中国以来，常有模糊不清的缺陷，深入讨论这些问题的中文著作，本来就不多，西文专著，往往又有繁琐的毛病，我自己在思想史领域的功力十分浅薄，小波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深入探究。于是，这一系列讨论的议题，虽然我们二人都体验到其中的重要性，恐怕难免落人浮光掠影的老毛病！重要的是我们都将这些观念当作安身立命的根本，终生执守如一，我与王小波的交往，只是以研究室中的对答为主，他的日常生活细节，我所知不多，因此无法回答编辑提出的问题。
二十年了，我不时怀念王小波，也珍惜我们之间的这一段缘。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教过专业上有了成就的学生，总是彼此启沃，帮助了我学术生命的不断更新。王小波不在我的专业领域之内，他却是一位情深义重、好奇心切、求知若渴、领悟力强的青年人。我也难得有一位学生不受专业课題的拘束，东提一问，西提一问，从四面八方“突袭”。我因此十分感激他的刺戟，也十分怀念那些问答中埋伏的机会与对人间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