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易装、易性现象跨越类型，跨越分类，于是它的存在本身就造成了分类危机，这正是跨越性别现象最重要的理论意义。
跨越性别现象的存在在理论上的反映就是性别的非规范论（gender nonconformist），或称性别中性论（gender neutrality）。这一理论对性别角色和性别认同加以区分，认为人完全有可能表面做一种角色，但内心却认同另一种性别。那些术前、术后和非手术的易性者、易装者就是性别复杂性的证据，这些特殊类型的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性别分类的挑战。从社会文化角度讲，社会和文化中流行的性别框架受到了跨越性别身份者的挑战，因为跨越性别者超越了传统的性别两分结构。在两分结构中没有这些人的位置，而这些人又客观存在，于是人们只能质疑两分结构本身的合理性。
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跨越性别现象有着不同的看法。例如，亚里士多德视两性人为孪生子；中世纪医生则相信性别连续体的存在。对于跨越性别现象历史上有过两种错误的态度：一种是将跨越性别问题道德化，例如《圣经》中说：女人不应穿男装，男人不应穿女装，这样做是对主的厌憎；另一种是将跨越性别问题病理化，19世纪最著名的性学家艾宾是将许多性行为病理化的第一人，他的著作中引用了三位服装类恋物癖和一位同性恋者。如果是在现在，这些人的行为只会被认为是不太规范的性别行为，而当时却被艾宾视为疾病。同他一样，19世纪和随后的性学家往往将跨越性别现象做病理化的处理。
在历史上，性学和医学是通过以下步骤将跨性别现象病理化的：（1）发明各种稳定而固定的范畴和命名以掌握跨性别现象；（2）提出有关理想性别特质的一般描述；（3）建立性别发展过程的概念模式；（4）设计出衡量男女两性的测验量表；（5）发展诊疗和外科手术的各种技术。（何春蕤，2003-1，4）
在1955年，从对跨性别现象的研究开始，社会学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做了区分。根据研究，性别差异是从人类婴儿出生的18个月到4岁半之间形成的。马尼（John Money）创造了“性别角色”这一术语，用以区别社会性别身份和社会性别角色，或简称为性别认同与性别角色。这一概念的出现是社会建构论的源头。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对性别认同的兴趣开始变得越来越浓厚。马尼等人对两性人的研究认为，性别认同的决定因素是心理的。身体（生理性别）是心灵（社会性别）的反映和表达，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不一定是一致的。（0' Farrell，et al。，191）
1993年，有专家提出以五种性别取代两种性别的方案。这五种性别是：
男性（male）
女性（female）
真两性人（herms）
偏男性准两性人（merms）
偏女性准两性人（ferms）
跨性别者的一个实践就是：通过医疗、服饰、规训或手术的途径改变自己的性别，这就是所谓性别重塑。在有些国家，权力承认性别重塑；有些国家却不承认或一度不承认。例如在英国，做了变性手术的人一度不许改变性别身份。因此，有人以讽刺的口吻说，弗洛伊德的“解剖即命运”在这里并不适用，应当改为“合理即命运”。（Glover，et al。，XXVI）
所有的易性者都或多或少有做变性手术的愿望，因为他们往往会觉得自己是某种性别的灵魂被装进另一性别的肉体当中。有些易性者之所以想做手术，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自己的第二性征。一位女变男的易性者说：
我原来瘦瘦的，45～50公斤的样子，我爱穿西服打领带，是个干练的小伙子样。后来一胖我特自卑。我的女性特征特别明显，快成了心理负担了。我甚至想做手术去，不愿意乳房那么大。我都不敢跑步，只能参加竞走，就是怕人家看出我乳房大。我喜欢穿的男性衣服就因为这个不能穿。我觉得长这个东西就是为了让男人看的，而我恰恰喜欢女人。如果有个男人欣赏我的乳房，我会觉得受了侮辱，它是我男性风度上的一个败笔，是老天捉弄人。本来我一身上下都挺男子气的，偏偏长了这两个东西，是一个败笔。我自卑，想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我不论冷天热天都爱穿马甲，好挡着点儿。这位易性者一直在反复考虑做变性手术，只是由于不愿意身体受伤害（包括手术的伤害和服用激素类疗法对身体的伤害）
然而，变性手术是一个引起极大争议的事情。美国著名的性别问题理论家巴特勒认为，易性手术是以医学建构为背景的暴力。易性手术强化了性别的两极模式。她认为，不应当将易性者划分为一个阶层或“第三性别”，而应当视之为一种风格，是一种可以建设性地解构两性结构的力量。对易性者来说，最重要的品质是“跨越”，即成功地进行性别选择，跨性别者应当被当作该性别的“天然”成员来接受。我们不应当认为易性者的身体是“错误的身体”，因为那是生殖器中心论的看法。按照两分的以生殖器为中心的神话，对于每种性别的主体来说，只有一种身体是“正确的”，其他种类的身体都是“错误的”。（转引自Hopkins，334～335）如果我们对身体的评价并不以生殖器（第一性征）为中心，甚至也不以乳房和胡子（第二性征）为标准，那么，一个灵魂就是一个灵魂而已，它有着自己全部的复杂性，没有任何一种身体及其器官对于它来说是错误的。
巴特勒认为：易装表演具有政治意义，因为它揭示了性别的模仿性质。性别一向被视为自然和必然的，其实它只不过是模仿而已。易装表演提供了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另一种理解，即用话语为基础的概念取代以身份为基础的概念。按照巴特勒的说法，性别只不过是模仿，那么所有的易装、易性者就完全没有必要去获得生理上的另一个性别的肉体再去过他想过的另一个性别的生活，而是可以直接模仿另一性别的样子去生活就可以了。
有些人认为易性者是在追求典型的刻板印象中的男性和女性，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所有的易性者都去做了变性手术，去做了另一性别的人，他们对于现存的性别两分结构也就谈不上什么挑战了。何春蕤在自己的调查中发现，跨性别者并不完全是现有性别秩序的遵从者，她说：在我的访谈中，跨性别者看来一意追求的理想形象，与其说完全符合现有性别规范，倒不如说是早已掺杂了各式各样的异质因素的，也因此使得他们体现出来的性别特质在一开始就是非常多元的。（何春蕤，2003-1，37）
在跨越性别或性别混合问题上，我们应当提倡一种正确的态度，那就是：应当教育社会成员高度评价适应性和灵活可变性，而不是去服从性别角色。因此，最值得尊重的和最有社会价值的个性类型将是那些可以在各种情况下采用多种行为为其目标服务的人。男人和女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将被视为最终达到混合性别身份和表现的过程中的一个不成熟的阶段。（Tripp，16）按照这一看法，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越是来得“纯粹”，就越不成熟，只有当他吸取了另一性别的气质之时，才能真正成熟起来。
确实，根据性别问题专家的研究，雌雄同体人（不是指生理而是指心理）比起单性人的心理健康程度更高。他们如果不喜欢自我形象，可加以改变；他们既果断又敏感，既有抱负又有热情。雌雄同体人自我评价更高，心理发展程度更高，自我调适更好，在人际关系中更灵活，更有效率，特别是雌雄同体人中的女性在工作场所更加出色。在事业和个人生活中更成功，更能以灵活的技巧与不同的人群交流，更能适应不同场合的要求——与单性人相比。（Wood，118）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消费社会的形成，通过风格和时尚玩性别身份的现象渐渐从边缘走向主流。它的表现在大众文化就是所谓“性别文化”：性别转向，雌雄同体，刻意去打破传统的性别服装规范和身体的建构。近年来，性别越轨愈演愈烈，渐成潮流，许多人故意超越传统性别行为和外貌的规范，进入“另一性别”的空间。在这样做时，他们挑战了性与性别的正常性和自然性。跨性别的想象力成为时尚的象征。跨越性别的行为和形象已经渐渐进入主流文化。
如今，男女不分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纯粹的男性或女性已不复存在（或许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不分男女的社会，它的最显著和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青年男女之间的一些可见的差异在消失。角色是可以更替的，父亲和母亲，丈夫和妻子，情夫和情妇。单纯的男子汉气概是可笑的。（阿里耶斯等，71）更有学者断言：男性女性化和女性男性化是通向人性化之路的一大进步，因为它代表了人类的全过程。（巴丹特尔，220）
在此次调查中，一些调查对象也表达了他们在跨性别问题上的看法。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表达来自一位易性者，她说：
我觉得跨性别的现象很正常。如果有的男人外表、动作和语言特别女性化，我看着也不顺眼。但是这是每个人的权利，别人无权干涉。如果男女不要分得那么明确更好，对每个人的性格发展更好，不至于压抑每个人的个性。如果男女的概念模糊一些，社会分工就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不用分什么事情一定适合女人做，什么事情一定适合男人做。如果一个男人有女性气质，可以做幼儿园男阿姨；一个女人有男性气质，也可以开大吊车。
目前，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跨性别运动。这一运动提出来的一些具体要求是要求把所有被视为不合法的性与性别的表现形式都除罪化，并推动教育争取社会接受性与性别差异；要求拥有没有标示“女”或“男”的干净厕所，这是跨性别者的基本权利；要求将所有基本身份识别文件——从驾照到护照——中的性别一栏删除。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决定或改变其性别，每个人也都有权利以自己选择的方式来表现其性别。跨性别运动提出：作为跨性和跨性别的人，我们需要努力实现一个不再有阶级可以透过散播仇恨和成见来获利的社会，我们需要努力实现一个无法想象还有法律可以限制性、性别和人类情爱的社会。（何春蕤，2003-1，340～345）
易性者知道，沉默将是为被人们普遍接受所付出的最高代价。因此，有易性者对同类做出了这样的呼吁：“我希望直接对我的兄弟姐妹们说：我请求所有我们这样的人鼓起勇气，它会带着我们成功地完成身份的重构，它也会帮助我们在沉默和拒绝中生存，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Hopkins，336）
著名易性者活动家费雷思谈到跨性别者迫切需要捍卫个人表现及定义个人的性与性别以及掌控自己身体的权利的理由。那就是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对你也会有重大意义。你一辈子都听到人家说什么是‘真正的’女人、什么是‘真正的’男人这些教条，你极有可能也曾被其中一些教条压抑……这些有关‘真正’女人或男人的说法，紧紧地束缚了个人自我表现之自由……整体说来，我们扩展了人们对人类生存方式的认知。”人们总要问：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他的回答是：只要人们继续通过“男”和“女”这两个镜片来看我，我就永远是个谜团。我们虽然一向就被教导只有两个“自然”和“正常”的性别，但是我们国家里有数以百万计的女性和男性都不符合这两个狭隘的分类。（转引自何春蕤，2003-1，325～328）
费雷思关于性别是诗（是人的创造物）的一段话充满了诗情画意，简直是美不胜收。她充满激情地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认为性别只是社会的建构——我不认为性别只是我们自小到大、死死板板学会的二选一语言。对我来说，性别是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所学到、所掌握的语言素材中创作出来的诗。……性别表现怎么能被法令所统治或规范呢？那不就是企图用手铐铐住一池水银吗？……当性别的精钢手铐紧缩时，应声折断的是人们的骨头……”（转引自何春蕤，2003-1，331）她的话不能不让听者感动不已，激情澎湃。
与跨越性别现象最合拍的理论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它对许多过去被认为无可置疑的事物质疑，比如雌雄同体，它打破了男性和女性的界限，将二者合二为一。
后现代理论家德里达曾说过：风格不是混合。我不会混合风格。我只要求易性者去“阅读”，大声地阅读自己——通过这一艰难和建设性的阅读，开始描写自己，然后成为一个后易性者（posttranssexual）。（转引自Hopkins，336）
按照后现代理论家保吉拉（Jean Baudrillard）的说法：现在我们全都是易性者。我们全都是“象征性的易性者”，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认定为纯粹的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了。“一旦狂欢结束，性自由将驱使每一个个人去寻找他们自己的性别，他们的类属和性的身份，越来越无法为符号的循环和快乐的多样性命名了。”（Segal，66）扫清了这些人为的文化障碍，就有可能颠覆性别本身。
保罗·韦纳则断言：“人非动物，肉体之爱不受性别差异的左右。如同伊利莎白·玛丝洛瓦经常说的，性行为没有性别的界限。”（阿里耶斯等，40）
酷儿理论是西方在20世纪末新发展出来的一种最前卫的性别理论。酷儿理论甚至没有时间区分易性者是不是真正的女性，它也没有时间区分压迫的等级，或者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在身份政治中做出区分。它摆脱了两分的思维方式，认为两分的思维总是会导致身份的静态观念，而不是更加不稳易变的身份概念。它认为，性别中的两分观念毒化了女性主义的理论。尽管女性主义反对性别的区分，但是它的实际效果却总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性别及其不平等和压迫上面来。在这个意义上，酷儿理论超越了女性主义，成为一种在性别问题上比一般的女性主义立场更加激进的思潮。
如伦敦的1991年的一个宣传小册子上所说：“酷儿就意味着让性别滚蛋。在我们这个无情无趣的国家的每一条大街上，到处充斥着异性恋酷儿、双性恋酷儿、变性酷儿、女同性恋酷儿、男同性恋酷儿、虐恋酷儿、拳交酷儿。”酷儿就是一种反抗的形式，是对标签的拒绝，对病理化和少数派身份的拒绝。它更多地是由“不是什么”来定义的，而不是由“是什么”来定义的。酷儿理论不是在旧盒子上贴新标签。它有新的意义，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政治行动。
在酷儿理论欣欣向荣的时代，跨越性别界线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在性别问题上越轨的易性者向男性与女性的两分结构发起挑战。跨性别运动提供了一个抵制所有的两分结构的理论框架，而正是两分结构在分裂着我们的自我和社会，使各种类型的仇恨和暴力得以维持。跨性别者打破了人们归属于这一边或那一边的焦虑，他们的存在将男性与女性的世界连接在一起，证明了性别连续系谱的存在。跨性别运动大大扩展了人们在性别问题上的生存空间，它的存在预示着一个更合理、更健康、更丰富、更自由的社会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