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盛：我进的那家公司赤字连连，公司也面临倒闭。一到该发工资的那一天，公司就会告诉我们暂时发不出工资，让我们等一星期。这么一种情况，当然当初满怀希望进入公司的员工们都会对公司表示不满。我是研究人员，正好那时候开始涉足新金属陶瓷领域，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去了。我认为别人罢工、向公司发泄不满根本就没有意义。就算发泄不满、罢工，工资也不会涨，公司财政赤字确实没有钱，还不如努力把自己的目标研究搞好，所以我不随大流，专心地搞研究，并把我的研究成果投入生产。于是就有人骂我是怪人，是工贼，是公司的走狗。大家都不理睬我，我感到孤单寂寞，就很自然地想起我的故乡。正好公司宿舍的旁边有一条小河，深夜我就坐在河边，朝着故乡的方向唱一首叫做“故乡”的童谣，用歌声来安慰自己。宿舍里的老员工们经常在深夜听到我的歌声，第二天去公司做研究的时候就会问我“昨天晚上是不是哭了”，我否认说没哭，他们就会笑我说“怎么没哭？我们听到了‘故乡’这首歌”。一想起故乡，想起父母的容颜，想起弟妹们也在家乡努力工作，我就又有了勇气，第二天继续努力做研究。
转场：从白手起家创立京瓷公司，到成为日本第一优质企业，登上东京证券交易所“日本第一股”，进入全球500强；从“稻盛奇迹”到“稻盛精神”，稻盛和夫成为日本成千上万的人们追随和学习的对象。就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之际，1997年9月，稻盛和夫做出了一个令许多人难以想象的决定，他在京都圆福寺剃度出家，专心修禅。
五
杨澜：1997年的时候您剃度出家，这个决定让很多人都不太理解。因为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他是在俗世当中追求利润、追求成功的，而佛家的理念却是放弃这一切的功名利禄，专心向佛。当时您怎么会有要出家的愿望？
稻盛：我剃度出家，皈依佛门。正如您所说，日本国内外都有很多人说佛教和企业经营赢利是不是有矛盾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自利利他”，佛教认为要想自己获利必须造福他人，教导人们不要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也要让他人得益。我在企业经营当中也经常要求员工帮助他人。日本有句话叫做“人情并不是为别人”，意思是说善待别人就肯定有回报。中国也有类似的话“积善之家有余庆”，做善事的人家子子孙孙都会得到幸福。就这点来说，我认为说佛教不适合资本主义、不适合企业经营赢利的说法是错误的，以佛教思想为基础从事企业经营远远比一般的企业经营高尚得多。
六
杨澜：您做了许多慈善事业，也经常帮助别人。当您自己穿着草鞋、拿着钵出去化缘，接受别人施舍的时候，心态上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稻盛：那天是初次去化缘，脚露出草鞋，走着走着磕到小石子，脚趾前面都渗出了血，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挨家挨户地化缘，化些大米杂物。傍晚我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寺院的途中，正好有个大婶在公园旁边做清扫工作，她看上去比较贫穷。她走近我，给了我一个100日元的硬币，一语不发地给了我100日元。我有些吃惊搞不清状况，但猜想这100日元大概是给我的，就道了一声谢。她说：“师傅您一定很累了吧，回去的路上买个面包吃吧。”
禅宗的寺院吃得很简单，一般是早、中、晚各一碗粥，菜只不过是两三根腌菜，那位大婶肯定知道这个情况才给我100日元的硬币。当时我拿着这枚硬币，全身像被电击了一样感到无上的幸福，眼泪难以自禁，全身被幸福的感觉包围着，公园的所有景物也好像变得光辉起来。我觉得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我深深地体会到，原来这就是那种被幸福包围的感觉。这位大婶给我的100日元所蕴含的伟大的爱把我整个包围住，把我带到幸福的顶峰。
解说：稻盛和夫的商业精神和哲学思想深植于佛教的道德准则，这种思想的本身，就是稻盛和夫所谓的“利他主义”和“追求人生的善与不朽”。
公司的座右铭——“敬天爱人”四个字其实来源于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领袖人物西乡隆盛，也就是稻盛和夫的鹿儿岛老乡。
七
稻盛：我的家乡出了两位对日本近代史的“明治维新”作出过很大贡献的人物，他们就是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我非常喜欢西乡隆盛，他对中国王阳明的阳明学说有相当高的造诣。他曾经两次顶撞萨摩的长官，被流放荒岛。每次流放总会带上阳明学、儒教的书籍，即使是在贫瘠的荒岛上遭受牢狱之灾也不断地提高完善自我。他是一个非常清正廉洁、清心寡欲的人。他经常说，如果是位于人上施政的话，必须是那些不谈钱财、不求回报甚至能够舍却生命、忘却自我的人，他自己也是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的。我希望当今日本的政治家中能够多几位像西乡隆盛这样的人。
解说：1984年，稻盛把自己17亿日元的股份赠予1.2万名员工，在他的着作《人生与经营》一书中写道：“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公司永远是员工生活的保障。”甚至许多员工选择身后葬于京瓷的公司墓地，墓碑上写着：为那些永生不愿离开京瓷的人。这样的企业文化受到日本年轻一代的挑战，他们认为缺少人员流动，就意味着缺乏活力和创造力。
八
杨澜：读过稻盛先生写的《人生与经营》这本书，在里面，您也提到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要学会调动员工的心力，通过面对面的沟通来达成一种凝聚力。但是现在您的企业已经有1.3万个员工了，作为一个最高层的领导怎么还可能和他们进行这样直接的交流？这个成本是不是太高了呢？
稻盛：您说的问题确实存在。企业是人的集团，如果在这样的集团中无法做到自上而下齐心协力的话，企业是不会有良性发展的。但是怎样把我的想法告诉员工呢？我花了很大工夫，这比开展实际的工作更加花时间。比如说，白天有工作，我就利用晚上和他们一起吃饭，偶尔一起喝酒，边喝边聊，我一直努力地做这样的沟通工作。现在，光是京瓷公司在全世界已经有超过4万人的员工，有各个种族，语言各异，要我直接和他们谈话是办不到的，因此我要求各国的部门负责人要理解我的想法，把我的想法告诉员工们。现在看来，这比起我直接和员工对话，力量确实有所削弱，但还是能够维持沟通的。
九
杨澜：您曾经说过，“相扑”是不能等被挤到边上的时候才开始着急的，要在中间的时候就把它当做最后一搏来拼命才能够胜利。那么做企业的话，如果说创业时有那种危机感需要拼命的话，现在您的企业已经有4兆日元的营业额了，危机感是否还存在呢？
稻盛：危机感是让一个企业保持年轻的生命力，健全发展的必要因素。不过，公司规模不断扩大，有了丰厚的利润，要让全世界4万多个员工一直保持一种危机感是不太可能的，很容易骄傲自满。我从中国的古典当中学到了一个道理，骄傲自满，失去谦虚的态度就会失去一切的幸福，中国叫做“满招损”，我经常以此告诫我的员工。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我的公司，KDDI和京瓷还能期待有更大的发展，现在我们正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完善。
串联词：看来，对于稻盛和日本经济来说，危机感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在2002年，“摩根·士丹利”评选的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40家企业当中，美国企业占25家，欧洲占了12家，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日本只有两家入选，分别是本田和索尼，这是不是说明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呢？稻盛和夫先生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10年是日本失落的10年，不过他相信，在2003年，日本的经济将会有所起色。
稻盛和夫在北京大学国际MBA学院演讲
大家好！我是刚才承蒙介绍的稻盛和夫。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经营为何需要哲学”。首先请允许我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于1932年出生于日本西南部的鹿儿岛，大学的专业是无机化学。毕业后就职于日本古都京都的一家电瓷瓶制造公司，当一名技术员。后来在几位友人的支持下，于1959年，也就是在我27岁的时候，在京都创立了一家生产新型精密陶瓷的“京都陶瓷”公司。
虽然是白手起家，但我开发的新型陶瓷材料深受业界欢迎，京瓷也努力将这种材料应用于各种领域。
创业以来的50年里，“京瓷”充分利用新型陶瓷的特性，开发了各色各样的产品，从各种精密陶瓷元器件到太阳能电池、医用材料，以至于手机、打印机、复印机等终端产品，京瓷已经成长为日本代表性的制造型企业之一。
在中国，“京瓷”已在上海、东莞市石龙镇以及天津建立了制造基地，生产电子零部件、打印机、复印机和太阳能电池。
另外，在日本还有一家同样也是由我创办的KDDI公司，京瓷是其第一大股东，KDDI从事长途电话和移动通信业务。KDDI公司在通信行业的新准入企业中位居首位，现在已成为日本国内第二大通信运营商。
除此之外，京瓷还有宾馆以及从事电脑系统服务等等的企业群。从材料到零部件、元器件，从机器设备的制造到通信、服务，像这样业务涉及整条产业链、业务领域又如此广泛的企业，我想在全球也是极为罕见的。
这些我创建的企业集团2009年3月期的年度合并销售额达到约4.6万亿日元，税前利润约5000亿日元。
在日本中小型企业之中，有很多经营者想要学习我的经营思想。因此，从1983年起我就义务传授我的经营哲学，并以“盛和塾”这种经营塾的形式在全国展开。
“盛和塾”以日本国内为主，现在在全世界已经发展到60家，塾生超过了5500名。另外，在中国我也受到了邀请，在无锡开设了“盛和塾”。
我经常有机会访问中国，而且每次访问都发现中国经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充满着活力，让我大为惊叹。
同时，看到如此高速发展的中国，使我想起经历了“二战”的毁灭性打击之后复苏的日本，克服了战后的贫穷和混乱、全体国民团结一心朝着高速经济发展的方向勇往直前的景象。
“二战”后的日本，在自由竞争中出现的许多企业，互相切磋琢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每一个国民都满怀着对富裕生活的渴望，拼命工作。结果，在“二战”后仅用了短短20年的时间，就把日本建成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工业大国。
虽然日本国民获得了物质上的富裕，但在经济高速成长的过程中，许多日本企业只顾追求自身的利益，无视国民生活和地球环境，因而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弊病。
公害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战后20年时，产业活动所引起的公害问题开始浮现出来。忽视自然环境，只顾追求企业利益的产业活动，使山清水秀的日本列岛变成了污滩。河川和大海被污染，连鱼虾都无法栖身，工厂周围的上空，被工业废气所笼罩。
公害问题一时成了威胁日本国民生存的社会问题，通过官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然而，片面追求自身利益的社会风气，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日益膨胀。国民渴望富裕的欲望没有止境，人们一味追逐个人的私利。结果，经营者和国民染上了不劳而获、少劳多获的庸俗习气，片面追求物质富裕的欲望导致了精神上的贫困。
正是这样的世风才产生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在这样的风潮中，不仅经营者，就连普通市民，也热衷于对股票和房地产的投资，看着自己的资产不断膨胀而得意忘形，甚至有人还傲慢地说，日本人的资产足以买下整个美国国土。
这样的狂妄和贪婪不断蔓延，最后以经济界、政治家、官僚等相继贪污及丑闻等形式一举爆发了出来。
然而，泡沫经济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理所当然地破灭了。结果，日本经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陷入了通货紧缩，从此就是所谓“失去的十年”，日本陷入了长期萧条的痛苦之中。
另外，从去年开始，由美国的次贷问题引发的金融危机的风暴吹遍了全世界，金融市场一片混乱。至今它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实体经济，带来了全球性的经济萧条。
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其直接原因似乎是金融衍生产品使用过了头。但我认为，它的根本原因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失控的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
然而，初始的资本主义，并不只是将人类的欲望作为动力的。
着名的德国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他们贯彻基督所提倡的“邻人爱”，尊崇劳动，生活尽量俭朴，他们的基本信条是将产业活动所得的利润用于社会发展。
同时，企业必须以任何人看来都是正确的、光明正大的方法去追求利润，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贡献于社会福利。就是说“为社会，为世人”，才是初期资本主义的伦理规范。
在距今约300年以前，商业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江户时代中期，日本出现了一位名叫石田梅岩的思想家。
他认为“在商业活动中追求利润并不是罪恶，但行商必须正直，决不可欺诈，决不能有卑劣的行为”，他强调行商中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另外，他还说，经商必须要做到“人我双赢”。
就是说，在日本资本主义的萌芽期，“企业应该追求社会正义，企业人应具有高尚的伦理观”这个基本思想是相当普及的。
如此看来，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日本，初期的资本主义被理解为是一个“为社会做好事的系统”。其推进者们力求通过经济活动来实现社会正义，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出贡献。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社会伦理观，所以资本主义经济才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经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原动力的伦理观，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反而逐渐被淡漠。不知从何时起，许多企业的经营目的和经营者的人生目标逐渐堕落到“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行”的利己主义。制约人的内心的伦理规范的丧失，导致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趋向堕落。
尤其是日本，因为缺乏像欧美各国那样的基督教的社会背景，“二战”
以后，人们一味追求经济上的富裕，而对道德、伦理以及社会正义的重视程度急剧下降。人们虽然获得了经济上的富裕，但是社会却偏离了资本主义的本意，陷入颓废。
资本主义的本意决不是只要为了赚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只有具备了严格的精神规范，资本主义才有可能正常地发挥它的功能。
特别是经济界，作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经营者本身，必须重新认识支撑资本主义发展的伦理道德这一层面的重要性，确立从任何人看来都普遍正确的经营哲学，并以此严格自律。
观察中国的情况，贵国在坚持社会主义体制的前提下，引进市场经济的模式，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营者们以类似于资本主义一样的自由度，从事经济活动，经济的繁荣举世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