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调整国内的方针、政策，而且需要制定正确的外交战略。在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思想的指导下，在总结以往外交经验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也适时地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把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从而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国际上，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出发，改变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实行的针对苏联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国际战略，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战略。在国际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以国家最高利益为准则，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睦邻友好，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倡导以“共同开发”的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时代宣告结束。面对新的国际形势，邓小平确立了冷战后的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其内容概括说来如下：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强综合国力仍然是绝大多数国家的选择，另一方面，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为改革开放和建设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优先目标；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当头，是最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策略；争取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反对美国的单极化企图，对和平与发展有利，对中国有利；把自己的事办好，是解决中国安全问题的根本途径。邓小平指出，中国对“和平与发展”国际形势总趋势的判断并没有过时。因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时还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并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战略方针。冷静观察，是分析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的前提。邓小平一再告诫全党，对形势的分析判断要“冷静、冷静、再冷静”。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国际形势，指出，虽然国际形势对中国的影响有消极、严峻的一面，但“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邓小平抓住问题的实质，在不利中看到有利，在困难中看到光明，这种全面而辩证的形势观，为全党全国人民增强了信心和勇气。稳住阵脚，是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政治基础。只有稳住阵脚，保持稳定的国内局势，才能以中国之不变应付世界局势之万变。早在苏东剧变初起之时，邓小平就及时提醒全党，苏联、东欧混乱不可避免。在此情况下，中国要稳住阵脚，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二是要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这样人民才会拥护我们，中国才会真正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是我们面对国际风云变幻的策略原则。苏东剧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冷战思维出发，把中国看做是最大的潜在对手，继续采取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在此情况下，感情用事不行，草率从事不妥，而是要沉着应付。“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方针，是在当时情况下中国应付国际复杂局势惟一可行的战略决策。实施这样的方针，既可以稳定中国的政局，又可以保障中国的外交空间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回旋余地。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为新时期中国的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腾飞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不仅较好地保证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而且为九十年代乃至更长时期中国国际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基础，对整个人类的和平进步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三、“三个代表”思想与跨世纪的外交方略
（一）多极化的国际态势与跨世纪的中国外交决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仅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巨大冲击，顶住并粉碎了西方施加的压力和经济制裁，沉着应付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挑战，重新认识“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形成了跨世纪的外交方略，开创了面向新世纪的国际、国内新局面，从而以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理论。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自觉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理论，高度重视世纪之交国际形势发展的新趋势，在冷静、仔细研究世界格局演化的基本走向后，得出了科学、准确的认识：“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但“世界仍不安宁”。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他又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同时也要看到，目前的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又一次指出：“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世界仍不安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多极化趋势在全球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以上这些科学论断精辟地概括了当前世界格局的基本走势，为我们观察国际战略形势指明了方向。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等老一代政治家的外交经验、政治胆略，正视世纪之交国际形势发展的新趋势，提出了“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奋发图强，“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与周边环境”的科学论断和跨世纪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1989年9月29日江泽民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种国际形势的总趋势、总格局没有改变。我们有可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但是必须看到，世界并不太平，仍然存在诸多的矛盾、斗争和不稳定因素。”是年12月30日江泽民又指出：“战后几十年国际形势的发展，使和平和发展逐步成了主流。这是战后的军事、政治、经济、科技以及各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决定的。尽管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但是可以预测，在本世纪的最后十年，国际形势可能沿着和平与发展的主流发展下去。”1992年他进一步指出：“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1996年江泽民明确指出：“纵观国际形势，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巨大变化。当前，国际局势总体走向缓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世界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世界并不太平，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还在扩大，人类生存和发展条件受到种种威胁。总之，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于我们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此后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指出：“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正在不断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江泽民认为，世纪之交，在国际上“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正是这种强烈的抓住机遇发展中国的机遇意识和崇高的以全面复兴中华民族为己任的责任感，促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作出了科教兴国、发展至上，“居安思危，奋发图强”的正确决策。
（二）“把一个和平、平等、合作、稳定、共同繁荣的世界带入二十一世纪”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邓小平外交思想，尤其是在邓小平“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当今国际关系与世界局势本质特点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的思想。1992年4月，江泽民在日本庆祝日中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民间组委会演讲会上首次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已愈来愈认识到大家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江泽民认识到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世界越来越相互依存，进一步说明世界总体和平的可靠性。他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各国交往日益频繁的世界，随着经济往来和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我们的地球似乎变小了。谁也不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不能脱离世界科技进步的总进程和在世界大市场上互通有无。”相互依存是战后世界的发展趋势，在冷战后时代，这个特征更为明显。世界经济全球化是相互依存最生动的体现，全球生产体系、国际贸易市场、国际金融市场的形成，跨国界的资本流动，无国籍公司的出现使新的全球经济出现。意识形态因素作用的下降，经济因素作用的上升，相互隔绝的社会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市场界限的被打破使世界更加相互依存。不同民族国家能更好地相互沟通和交流，更容易形成全球意识，从而保证世界总体的和平进程。1997年他就全球化与相互依存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和充满希望的变化。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与相互竞争，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刻。人类文明与进步迸发出无穷的创造力，正在推动世界历史走向新的千年。”充分认识世界的“相互依存”特点，对于我们顺应世界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潮流，加速发展，在新世纪抢占有利的国际地形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江泽民在指出世界具有“相互依存”特点的同时也强调世界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世界是多样性的，各个国家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1993年12月江泽民又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1994年11月，江泽民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又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多样性产生互补性。没有多样性，就不成其为世界。此后，江泽民还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讲到，世界是多样化的，也是多姿多彩的，“这些差异不应是发展正常国家关系的障碍，而应成为加强相互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与进步的动力”。江泽民的这些论述，明确指出了世界多样性对国际关系的作用的两种影响：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这就要求各国立足现实，着眼大局，作出明智的选择，促使其成为“动力”而避免成为“障碍”，尽可能鼓励和扩大积极因素，防止、限制和化解消极因素，从而推动国际关系的正常发展。
既然世界是相互依存的和多样的，既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问题，那么怎样抓住世纪之交的发展机遇，迎接严峻的挑战？这是世界各国领导人正面临和必须认真探索的跨世纪重大课题。江泽民早在1994年就高屋建瓴地指出：“要在我们共同生存的地球上创造政治平等与经济繁荣，将一个和平、平等、合作、稳定、繁荣的世界带入人类的新世纪，至少要为建立这样一个美好的新世纪明确方向，奠定基础，开辟道路。”“如何更好有效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把一个和平、繁荣、美好的世界带入二十一世纪，是当前各国人民正在严肃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一代领导人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这些精辟的论述为中国构建跨世纪的外交方略指明了方向。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充分认识世界的“相互依存”和“多样性”特点，“把一个和平、平等、合作、稳定、共同繁荣的世界带入二十一世纪”的思想，对于科学地指导我们以更加宽阔的视野和胸襟、更加积极的意识和态度，全面置身于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之中，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问题上，邓小平曾指出，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所以，从政治角度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是有利的。江泽民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他认为，一个稳定、发展和强盛的中国，不会对任何国家造成威胁，只会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其原因主要在于一个国家对于世界和平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它的国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它奉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中国对内一心一意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内外政策的根本原则决不会改变。江泽民还进一步指出，中国曾经长期遭受到列强的压迫和欺凌，深知独立与和平之可贵。从实际情况看，中国的军事力量完全是防御性的，中国永远不参加军备竞赛，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称霸。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稳定，中国的强盛是和平力量的增长。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跨越世纪的征途中，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外交思想，从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角度把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关于新世纪中国外交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江泽民外交思想。江泽民外交思想使“三个代表”理论的内涵更为丰富，使其具有深邃的世界眼光和战略眼光。因而“三个代表”理论，不仅是关于新世纪党建的行动纲领，而且是指导中国内政和外交的理论指南。
（三）“三个代表”思想是新世纪中国外交决策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