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黄远生选择新闻记者为终身职业，除兼任上海《时报》、《申报》驻京特约撰述外，1912年11月21日，又同蓝公武、张君劢合办《少年中国周刊》。在指斥时弊、主持公道，启迪民智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黄远生、蓝公武、张君劢三人被誉为“新中国三少年”。《少年中国周刊》，也因“敢言直谏，屡批逆鳞”，被看作“总统府的都察院”。每期刊印2000份，出版后不数小时内，即以告罄。创刊不久，内外之议蜂起，有夸奖过甚者，有妄相精度者，亦有平日同志以矫激相规者。影响之大，波及国内外。正因为时局动荡，禁忌又多，广大读者出于切身利益的需要，都非常关心政局的变化。《少年中国周刊》则“今尽吾党良心之所欲言者，一新政治或社会之空气”。黄远生的政治理想是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平民政治”，即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民主立宪政治。他说：“立宪的政治，今世界之大势也。世界不立宪之国家，其所有存者，今几何矣。然同一立宪，要自有本国之特性。”黄远生认为，民国建立后，中国并未实现真正的“平民政治”，国民仍处于奴隶地位，国家也只有专制，没有法治，报纸也根本不可能为国民的疾苦去呼喊。为了实现真正的“平民政治”，他主张实行法治。黄远生认为，民初政局弄得那么糟糕，是因为袁世凯实行独裁专制统治的结果。黄虽然对袁世凯有过较长期的幻想，但后来毕竟看到自从袁窃国后，辛亥革命不过成了“改朝易姓，不过去一班旧食人者而换取一班新食人者”之事。他尖锐地指出：“政治之日趋于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之自为也。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则吾国命运可以二言定之：盖瓦解于前清，而复烂于袁总统而已”。由于专制余毒犹在，国民无法享有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由于袁世凯蓄意培植私人势力，资产阶级政党的内哄，演变成党争不已、互相攻讦的局面。报纸沦为政党操纵舆论的工具，践踏了国民的意愿。
黄远生忧国忧民的思想，贯穿在他的新闻观点里，也体现出他的新闻实践中。他所报道的，大都是全国民众关心的重大政治新闻。而且往往是读者欲知未知的国计民生大事。远生在《？少年中国？之自白》自述办刊动机，乃因“神州之正气日以消绝，遂令堕心丧气，亲见大难之将至”。而“举国言论，趋于暮气，趋于权势，趋于无聊之意识，不足以表现国民真正之精神”。他认为创办《少年中国》的目的，在于“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使“百年之后，吾黄种犹有再兴之日”。
（二）客观真实，不说假话
报道要客观，评论要公正。黄远生主张“选言记事，决不偏于政治一方”。对于政党，对于政局，论事不存成见。例如《三大势力之警告》，他当时属进步党，他的朋友也是进步党居多，但他在此文中，把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比较，认为国民党毗于“进取”，“有将来而无现在”；进步党毗于“保守”，“有现在而无将来”，对于袁世凯，“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于此，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之资格，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祸魁”。
黄远生主张报章文字，“当一面求其精确，一面求其系统”；“逞臆悬谈，腾其口说”，为其所不取；偶有差错，他也敢于公开纠正。“若令吾人所综合事实，尚未足令吾人下笔判断之时，则吾人与其妄发主张，贻日后之忏悔，不如仅仅提出事实，以供吾曹及社会异日之参考资料，而决不急于有主张”。因此，他所写的政论与短评，一般都要由本人证实过的材料，才肯相信；然后再综合事实，据事论理，予以评述。
黄远生主张新闻报道要真实客观，不说假话。“夫新闻以报道真实之事为主；诙谐杂出，拾掇个人琐事，实非正宗”。他指责一些记者以传闻为新闻，杜撰虚构，“可将一无辜良善之人，凭空诬陷，即可陷其人于举国可杀之中”，“盖一人杜撰，万报眷写，社会心理薄弱，最易欺蒙也。至于凭臆造论，吠形吠声，败坏国家大事，更易为矣”。
1914年1月，黄远生接编天津《庸言》杂志，他便表示：“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故吾曹对于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一切事物，固当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绝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吾人造言纪事，决不偏于政治一方。以事到今日，吾人以深知一社会之组织美恶，决非一时代一个人一局部之所为”。“吾曹此后当力求开拓心胸，放眼以观域外。盖所谓改造国群者，意在使吾国群，合于国际上之平等位置，令一切潮流与之针对”。“吾曹不敢以此区区言论机关，据为私物，乃俗以此裒集内外之见闻，综辑各种方面之意见及感想。凡一问题，必得期与此问题有关系之人，一一发抒其所信，以本报为公同辩论之机关”。
（三）记者修养，需要“四能”
黄远生认为新闻记者，须尊彼此之人格，叙述一事，要能恰发其分。新闻采访，记者须有“四能”；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
“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这就是说，记者要有正确的思维，正确的理性分析。而要做到这一点，记者要经常地深入调查研究，要有丰富的科学知识，才不至于空想、胡想。“交游的肆应，能得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黄远生所说的“腿脚能奔走”，并非简单的指“腿勤”，而是既要善于广交各界友朋，又要善于应付各种人物和各种事项。这样，才能知晓各方面势力的情况，进行切合时宜的采访。他经常出入于官场巨宅，周旋于总统、总理、部长之间；因此，别人不知道的政情，他能知道；能抓到很难得到的独家新闻。“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这是一种高水平的采访艺术。在采访中听到这一点，就可知道那一点；听到一些表面现象就能探求其本质。远生在访问当场不做记录，而是凭自己的记忆力把被采访者的一些原话记在自己的脑子里，这确是黄远生成为名记者的过硬功夫，是真本事。“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风度，是谓能写”。尊重事实，尊重被访对象，实事求是，如实反映，这是一种高水平的写作能力。他在实践中履行自己的主张，很是勤快。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规定自己“每日必登通讯一篇”。他认为，记者不应该借口材料窘乏而搁笔。他说这种情况是由于采访消极所造成的，“故耳无闻，目无见”，思路为之蔽塞。
（四）坦白真诚，严于律己
作为民国初年的著名记者，黄远生称得上是个巨人；然而作为民初政坛的社会活动家，黄远生却是个矮子。尽管他对袁世凯怙势揽权、大借外债等倒行逆施作过不少揭露与批评，但他的基本政治态度还是拥护袁世凯、反对孙中山的。他认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应有“百年休息”，除袁世凯外无人能驾驭中国政局。据此，他对袁的统治抱有幻想，寄予希望，他崇拜强权政治，也幻想袁世凯能真正统一中国，能真正搞起资产阶级那一套民主政治。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在1913年向袁世凯上了条陈，主张袁政府通过警察厅设专门机构来检查报纸，对反袁的国民党报纸也要进行新闻检查，连国民党反袁的新闻自由也要加以管制。曾在日本专攻法律的黄远生，迷恋日本的所谓法治管理；同时，又由于他对袁世凯还有幻想，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存在偏见，所以，产生了向袁上条陈一事。“余与前清时为新闻记者，指斥乘舆，指斥权贵，肆其无法律之自由，而乃无害。及于民国，极思尊重法律上之自由矣。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岂中国固只容无法律之自由，不容有法律之自由乎？”黄远生主张有法律的自由，反对的是无法律的自由。
值得一提的，作为一个新闻记者，黄远生严于律己，对待自己的缺点错误和不足之处，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余今年仅三十有二，综余之一身，而谥以至确之名号，实一堕落青年而已。”“盖余之魂之死，亦已久矣”。“吾之一身，有如两截，一为傀儡，一为他人之眼，要知此他人之眼，即吾真正之灵魂。吾之灵魂，实有二象，其一吾身如一牢狱，将此灵魂，内置于暗室之中，不复能动，真宰之用全失。其二方其梏置之初，尤若监兽羁禽，腾跳奔突，必欲冲击藩篱，复其故所，归其自由，耗矣哀哉，牢笼之力大，抵抗之力小，百端冲突，皆属无效。梏置既久，遂亦安之。此所谓安，非真能安；盲不忘视，跛不忘履。则时时从狱隙中，稍冀须臾窥见天光。惨哉天乎，不窥则已，一窥则动见吾身种种所为，皆可不耐，恨不能宰割之，棒遂之，综之恨不能即死。质言之，即不堪其良心之苛责而已”。他又说：“吾于科举时代，绝无作官思想，至为留学生将毕业时，则谋生之念，与所谓爱国之念交迫于中。自此以往，乃纯然理欲交战之时期。理不胜欲，故以堕落；欲又不能胜理，故以苦痛。愈苦痛则愈堕落，愈堕落则愈苦痛。二者循环相生，扰扰不绝，遂令一生非驴非马，既不能为真小人，亦不能为真君子，推究病根所在，由于生活太高，嗜欲太光，思想太复杂，道力太乏而已”。黄远生知过能改，严于律己，以至最后与袁世凯决裂。袁世凯鉴于黄在舆论界的声望，对他十分器重，并许以高官厚禄，多方设法拉拢利用。黄远生十万元钱不要，部长不当，勇敢地逃出北京，逃遁国外。黄远生的悲剧在于正当他开始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时候，而被中华革命党人误认作袁世凯的走狗而被暗杀于美国旧金山，一代报人，死得实在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