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崛起的汉族官僚的代表，也是后期桐城派的领袖人物。桐城主义理、辞章、考据为一，不满于乾嘉间的汉宋对峙，尊汉抵宋而主汉宋兼采。此种学风，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政治形势的吃紧、吏治的腐败和官僚士大夫阶层道德的沦丧而滋长。曾国藩作为桐城派后劲，对于乾嘉考据学的尊汉抵宋也感到不满。他批评乾嘉考据学，谓：“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己伐物，专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文，一切变更故训，而别创一义，群流和附，坚不可易。有宋诸儒周程张朱之书，为世大诟。”曾氏自谓“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但曾国藩所采的“宋”，特着眼于宋学中的纲常名教，是故他转而倡导一种归旨于礼学的治学路径。他说：“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矣。自司马氏作史，猥以礼书与《封禅》、《平准》并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礼者居其太半，始得先王经世之遗意。有宋张子、朱子，益崇阐之。圣清膺命巨儒辈出，顾亭林氏著书，以扶植礼教为己任。”钱穆评论曾国藩的此种治学取向认为，曾氏已“几几乎舍经而言史矣”。同时又有刘末芸，他也有求诸实用，治经不如治史之论。下至七八十年代，经退史长的趋向益发明显。陈沣（1810——1882），字兰甫，人称东塾先生，曾为学海堂学长数十年，高足盈门，是为近代广东学界的泰斗，向被海内学界所引重。刘宝楠著《论语正义》未成而卒，曾经遗命其子成之并就正于东塾。魏源撰《海国图志》初成，中有可议者，陈沣辩之，魏源亦欣然接受。陈沣撰有《东塾读书记》十五卷。其未刊遗稿之论学，诋诃考据学尤不遗余力：“谓经学无关于世道，则经学甚轻。谓有关于世道，则世道衰乱如此，讲经学者，不得辞其责矣。盖百年以来讲经学者，训释甚精，考据甚博，而绝不发明义理，以警觉世人。其所训释考据，又皆世人所不能解，故经学之书，汗牛充栋，而世人绝不闻经书义理，此世道所以衰乱也。”又谓：“试问今之说经者，非欲明其文义乎？明其文义之后，将再读书之乎？抑置之不读乎？若置之不读，则明其文义何为也？若明其文义，将再读书之，则注疏文义一机明者甚多矣，何不再读之乎？何以文义已明者不读，而独觅其文义未明者而读之乎？愿经师有以教我也。”东塾对考据风气甚感不满，他要倡导一种新学风，于是以顾炎武为榜样，认为顾炎武身处人心风气大坏的晚明而自负起挽救风俗的匹夫之责，“亭林在明末，亦一孟子也”。是故东塾将自己的《学思录》（即《东塾读书记》的前身）譬为拟《日知录》而作，谓：“朴近年为《学思录》，以拟《日知录》。朴之才万不及亭林，……吾之书专明学术，幸而传于世，庶几读书明理之人多，其出而从征者，必有济于天下，此其效在数十年之后者也。”朱一新（1846—1894），字鼎甫，光绪二年进士。为张之洞所聘至粤，曾任端溪、广雅两书院山长，亦为广东学界后劲。朱鼎甫论乾嘉考据学谓：“李次青（元度）《国朝先正事略》，自嘉道后求一二名臣名儒而不可得，乃以琐琐者当之，经学虽盛，亦复得失参半，学术之衰熄，人才之消乏，汉学诸公不得辞其咎也。”“乾嘉诸老，逐末忘本，蔓衍支离，甚且恣肆无忌者，诚为经学之蠹。”针对乾嘉年间盛行的考据学风，朱一新认为其多为无用之学，因而有治经反不如治史之论。他说：“尝谓古人致治之法存诸经，后人致治之法存诸史，……徒沾沾自名物器数，繁称博引，震炫一世，而治术学术之广大精微者，转习焉不察，国事人心，亦复何补？若当多事之秋，则治经不如治史之尤要。”延至甲午战争以后，列强的压迫欺凌日甚一日，亡国灭种的危局迫在眉睫。中华民族的觉醒，实始于甲午战争的惨败而引起的巨大震撼。诚如梁启超所说：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我国其地太辽阔，而道路不通，彼此隔绝，异省之民，罕有交通之事，其相视若异国焉。各不相知，各不相关，诚有如小说家所记巨鲸之体，广袤数里，渔人【属】其背而穴焉，寝处于是，炊爨于是，而巨鲸渺然之不知也。故非受巨创负深痛，固不足以震动之。……吾国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甲午以后，以学术服务于政治之风益盛，史学的地位也在随着汉学考据学的衰落而在不断加强。
康有为的老师朱九江认为当时所谓的“汉学”并非真汉学，“猎琐文，蠹大义，丛脞无用，汉学之长有如是哉”？所以，对于学界所赞誉的汉学前辈纪昀和时论所推崇的汉学泰斗阮元，朱九江尤驳斥不遗余力。他指责纪昀和阮元抵宋取汉的门户之见不足取，谓：“纪文达，汉学之前茅也，阮元文达，汉学之后劲也，百年以来，聪明魁异之士多锢于斯矣。呜呼！此天下所以罕人才也。《四库全书提要》，非纪文达裁定欤？以功令尊朱子而不敢干，每阴排除之。”教学至所讲阮元所编《皇清经解》，朱九江每“以扇击案”，谓：“何偏之甚也！顾亭林之学，不分于汉宋也，今采其说，尊宋者芟焉。书以国朝为目，当时之儒非皆汉学也。”在批评考据学的同时，朱九江凸显史学，他将经史看作不可分离的两学，认为“知经而不知史则迂，知史而不知经则笨。”“夫经明其理，史证其事。以经通经则经解正，以史通经则经术行。”所以说“《资治通鉴》，治学之大用也。虽百世可为王者师矣。”而康有为对乾嘉考据学的批判，言辞之激切，较龚、魏、九江尤过。他指责清儒“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思考据家著书满纸，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康有为一方面痛斥古文经学为刘歆所伪造，“至刘歆，挟校书之权，伪撰古文，杂乱诸经，……郑康成兼糅今古，尽乱家法，深入歆室，……三国、六朝、隋、唐尽主郑学，于是伪古文盛行，皆在刘歆笼中。……国朝经学最盛，顾、阎、惠、戴、段、王盛言汉学，天下风靡，然日盘旋许郑肘下，而不自知，于是，二千年皆为歆学，……可谓之新学，不可谓之汉学。”另一方面，康有为则大倡史学和《春秋》之学。在康有为看来，史学与《春秋》相通，这是因为“孔子经世之学，在于《春秋》”，而《春秋》又为历朝历代经世之学之祖，所以说“历朝经世之学，自《廿四史》外，通鉴著治乱之统，通考详沿革之故，及夫国朝掌故，外夷政俗，皆宜考焉。”这就在抨击古文经学的同时，将史学提到了一个与《春秋》也就是与经学平起平坐的高度。所以，康有为在教导弟子读书时是首倡“陆王心学，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而丝毫不及考据经学的。再来看与康有为同先后的唐才常《史学略论》所论六经皆史，谓：“古者六经皆史也。《尚书》左史掌之，《春秋》右史掌之，尚矣。《易》为卜筮之史，《诗》叙列国得失之迹，礼乐史氏之制度，经与史相表里者也。”唐才常这样的革命“实践家”也有了“六经皆史”的明确意识，此已足见到了19世纪末经退史长的现状或者说六经皆史意识的深入人心了。
要之，经、史之间学术上此消彼长的历史进程，是伴随着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政治统治的日趋衰落而展开的。待到清朝统治已如鱼烂河溃，它的意识形态的文本结晶——六经也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此时救亡图存却依然是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急迫任务，因而史学的历史功用依然存在。这样，在中国近代已经存在着的经史不分或者说史重于经的思想，终于使六经皆史的口号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中真正得以实现。这样，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光绪末年何以会出现“废经之议”，而史学地位的同步提高，则如梁启超《新史学》所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其间的发展轨迹也就历历可寻了。
“古”“今”之变
今文经学在清代的死灰复燃，时在乾隆年间。清代早期今文经学，以庄存与为开山，而以刘逢禄、宋翔凤为后劲。清代的今文经学，何以会在乾隆年间汉学考据学也就是古文经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情状下死灰复燃？笔者认为，乾隆年间潜滋暗长着的汉宋兼采思想伏流，为清代今文经学的复苏创造了一个适宜的学术氛围；清代今文经学的复苏，其内因，则来自于今文经学家的资治即学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治学目的论。
如前所述，宋学亦即理学，是在援佛、道“二氏”入儒以后形成的。理学家将佛、道中具有宇宙本体论色彩和万物化生论本质的内容与传统儒学相杂糅，遂将传统儒学形而上学化了。从朱熹到王阳明，理学内部的发展存在着一条对“理”、“气”、“道”、“器”、“心”、“性”等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加以探讨的愈推愈密，愈攻愈精，愈进愈巧的运行轨迹。这可以视为理学的一种学术本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越出了传统的治学目的论所划定的学术必须服务于政治现实的藩篱。因而，早在晚明，东林士子已经从资治的需要出发，由辟“二氏”入手，对王学中的援佛入儒展开了严厉的批判，开创了一种主张尊孔读经，舍“道”就“器”，弃形上而取形下，崇尚实证、实践、实学的新学风。清初即承东林衣钵而起，兴起理学清算运动，学界士子，由亭林、船山、梨洲、习斋等鼓吹于前，由乾初、百诗、胡渭等就具体的学术问题微观批驳于后，辟“二氏”而弃虚蹈实，舍“道”就“器”，理学形上思辨学风遭到了釜底抽薪的打击而走上穷途末路。
但是，倘若对理学作两分的剖析，理学中是既有“道”，又有“器”，既有形上思辨之“学”，又有形下践履之“用”的。而就形下之用来看，趋于实践性的，以纲常名教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在理学中曾经得到了最严密的理论阐述和总结。因此，乾嘉考据学者虽然一般地排斥理学，但他们却没有任何理由来反对理学中的形下之“用”。因为这关涉到封建社会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根本转变。而中国封建社会的进化，到了乾嘉时代，还未足以使人们抛弃原有的伦理道德价值尺度而另立新异。
对于乾嘉考据学者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乾嘉学者在学风上厌弃宋学的形上思辨；另一方面，在行为价值体系的理论范畴上他们又不得不遵循宋学——在弃宋学之“道”的同时却又不得不用宋学之“器”，从治学的内在理路和思维逻辑上看，这一两难的境地殊不易摆脱。为了弥补或者说走出这一两难境地，乾嘉考据学者选择了一条由“道问学”入手的治学路径，即走上了一条由文字、音韵、训诂入手，来探求经书“义理”以达于“明道”的治学之路。即所谓“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训诂明而后义理出，这成了乾嘉考据学者普遍遵循的一个治学准则。但训诂、音韵、考据之学，其治学的终极目标仍然在明“义理”即在“明道”，仍然在由“下”而“上”，从此进发而可探究“古今治乱之源”，然后可以“古为今用”，此可见通经“致用”——实乃资治——的治学目的论，这在清儒考据学者仍然是一重未能超越的关隘。
但是，为明道而入于训诂小学，而考据小学之难，有如戴震所体会的那样：
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谐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违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之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桂馥语，载《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本传。
会通。
考据之学烦难如此，一经上手，非苦苦穷数十年之功是难有所成的。一个学者的“数十年”，这可以说是他的“毕生”；毕生从事于考据之学，就会养成某种治学习惯；这种个人的治学习惯，将它拉长到一代学者连续不断的“数十年”中，则将形成为一种“学风”，在这一代学者所经历的时间跨度中，那就会形成某些学术界共同认可的、必须遵循的治学方法和准则，这样就形成了学术的内在规律与特点。以此来看考据之学，它恰恰是有其自身的特点、规律与治学要求的。遵循着这些特点、规律和治学要求，考据之学便导引着乾嘉诸学人走向了一个较为“纯粹”的学术领域，乾嘉考据学也就离开现实政治比较地“虚”了一些、“远”了一些、“间接”了一些，而带有了学术本体化的倾向。惟其如此，文字学、音韵学、校勘学、版本目录学、历史地理学等专门学科才得以形成。更加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正是在乾嘉考据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实践运用与发扬光大的。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乾嘉考据学者的这种治学倾向，违戾了通经致用、学以资治的传统治学目的论。人们可以问：考据学于修、齐、治、平的资治大关目究竟有无裨益？如果说考据的目的以“明道”资治为指归，那么，醉心于考据，这是不是一种“舍本逐末”？早在乾隆考据学风大盛之时，士林中考据圈外的学者如章实斋、邵晋涵、许宗彦等人，已就这些问题对考据学者提出了严厉诘难，他们从“致用”亦即资治的立场出发主张汉宋兼采。而考据营垒中如焦循、凌廷堪等人对专门考据学亦不免有所踟蹰而主汉宋兼采，或表现出汉宋兼采的意向。至于就“汉学”本身的内涵加以考量，则究竟何谓“汉学”？西汉今文经学能否算作“汉学”？这一点，也因为今文经学所具有的学术服务于政治的传统而受到了某些乾嘉考据汉学家的重视。如孙星衍，他虽重东汉音韵训诂之学，但也重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分，他专门罗列了古文经学派如孔安国、卫宏、贾逵、马融、郑玄等人的《古文尚书》经说和伏生所传欧阳、大小夏侯《今文尚书》经说的不同而成《尚书今古文注疏》。褚寅亮也是专门汉学家，“从事《礼经》几三十年，墨守家法，专主郑学”。但褚寅亮同时又认为，《春秋》三传“惟《公羊》为汉学”，“孔子作《春秋》，本为后王制作，訾议《公羊》者，实违经旨”，于是撰《公羊释例》三十篇，以明《公羊》今文经学之旨归。总之，在乾隆间，虽然考据学风大盛，崇汉信汉衍为时尚，但在以资治致用为旨归的传统治学目的论模式的制约下，汉宋兼采之风潜滋暗长。这种治学主张，不仅存在于非专门考据学的学者层中，而且也朦胧地存在于专门考据学的学术圈内。而且当时已有了学者将西汉之学归入“汉学”范围之内的先例。清代早期今文经学即在此种思想伏流中胎育而在乾隆年间复活。所以汉宋兼采也就成为清代的今文经学家所共同遵循的治学路径。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清代的今文经学家如此，魏源、康有为等近代今文经学家同样如此。
从治学目的论的角度来看，以经术为治术，即以学术服务于政治，这历来是今文经学的传统。这种传统，到了乾隆年间，因为庄存与的具体历史际遇而促发了他由汉学考据学转向了今文经学。